山南水北——作品介绍

韩少功(1953-),男,汉族,笔名少功、共工等。湖南长沙人。1968初中毕业后,被送到湖南省汨罗县农村插队。65438年至0974年调到县文化馆,开始发表作品。《任》是一部史料丰富的传记(与甘合作)。1978被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1979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发表短篇小说《月兰》(人民文学1979四月),在文坛崭露头角。1982毕业后,在湖南省总工会《大师》杂志做编辑。1984调解协会湖南分会从事专业创作。65438到0988到海南后,开始编辑《海南纪实》杂志。1990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65438-0996年与同事策划文人杂志《天涯》,并担任杂志社长。80年代中期,他在中国文化寻根思潮中挑起一面旗帜,写出了著名的文学理论《文学的根》,与《爸爸爸爸》被誉为寻根小说的代表作,并因《马桥词典》一书在90年代文坛引起轰动。出版有小说集《月兰》《飞越蓝天》《诱惑》《空城》《谋杀》等。他的一些作品已经被翻译成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台湾省最佳图书奖,2002年被法国文化部授予“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出版有短篇小说集《月兰》《飞越蓝天》《诱惑》《文学理论》等,面向神秘开放的世界。1996出版的小说《马桥词典》(作家出版社),引起各方争议。对传统文化心理的反思和批判是他创作的一个基本主题。其《望西草》、《飞越蓝天》分别获得1980、1981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是1985“寻根文学”的主要倡导者,出版了《文学的根》(作家,第4期,1985)并提出了“寻根”的口号,并用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这一思想。比较知名的有爸爸,爹地,女儿,女儿等。它呈现出从民族历史文化中汲取力量的趋势,富有深刻的哲学意蕴,在文坛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以韩少功为代表的一批“寻根文学”倡导者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分为“规范性”和“非规范性”。他们认为传统文化中需要肯定和弘扬的更多的是“非规范性”,存在于野史、传说、边关习俗、道家思想和禅宗哲学中,就像阿城在《三王》系列中描述的那样。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制度化“规范”文化则持排斥、否定、批判的态度。相较于《三王》系列对传统文化精髓的执念,《爹地爹地》《女儿国》以强烈的“寻根”意识,探索文化规范对自由生命的制约,拷问“规范”状态下人类生命和人类文明从起源到末日的堕落形态,发现人性中的惰性和顽固的民族劣根性,也完成了对传统文化的一次批判。

韩少功的中篇小说《爸爸爸爸》通过用象征和寓言的方式描写一个原始部落——鸡头寨的历史变迁,展现了一种封闭、停滞、愚昧、落后的民族文化形态。作品以傻逼冰仔为主角。通过他的刻画,勾勒出一些对传统文化的变态和病态的思维方式,表达了作家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和批判。冰仔是一个“未老先老”却一直“长大”的小老头。他长相怪异猥琐,只会反复说两个字:“爸爸”“X妈妈”。然而,这样一个缺乏理性、语言不清、思维混乱的人物,却被鸡头寨全体村民顶礼膜拜,奉为阴阳两卦,尊称“相公”、“相公”、“神仙”。因此,缺乏正常思维的兵仔表现出了村民无知、缺乏理性的病态精神症状。鸡头寨和鸡尾寨之战后,大部分男人都死了,但兵仔还是顽强地活了下来。这个永远长不大的形象,象征着生命的倔强、丑陋和非理性,他的两个预言性短语,既包含了人类生命创造和延续的最原始、最基本的形式,又具有个体生命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的神秘意义。同时隐含着传统文化中长期影响和制约人类文明进步的永恒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

韩少功通过《爸爸爸爸》解剖了古老、封闭、近乎原始的文化惯性,明显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批判态度。韩少功基本上是个现实主义作家。但由于他对楚巫文化和《离骚》浪漫主义传统的推崇,在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审视民族劣根性的同时,又以寓言、象征等艺术手段复活了楚文化中离奇神秘的神话意味,给文本涂上了浪漫神秘的色彩,给人留下了无尽的回味和思考。我们说过,“寻根小说”大多采用看似传统、现实的叙事风格,但《爸爸爸爸》采用了荒诞的“寓言体”,这可能是个例外。何爸剃了几十年的头,是有名的剃头师傅。可惜村里的人头越来越少,包括很多人头都去打工了,很多人头都搬到山里去了,很多人头都被埋了。算下来,维持生计越来越难了——他说至少900头就足够保证他的基本收入了。这还不算红头发或绿头发的头。何爸爸不想赶时髦,说年轻人要染五颜六色的头发。狗不像狗,猫也不像猫,但还是个体。不是他不会死,是他不会。师傅没教他的,他永远不会做。结果,许多年轻人来到店里看一看,发现这里不可能烤油和染发,更不用说做负离子和爆炸,于是他们进城了。他爸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冷。我去找他理发的时候,搜了好几个房间,发现他睡在竹床上。

“今天是第八天,估计你要来了。”他兴高采烈地打开炉门,兴高采烈地倒了一壶热水,大张旗鼓地进入第一道程序:洗脸、洗头。

“我的头是要带出国的,你要注意剃。”我提醒他。

“放心,放心!简雅子要去阿联酋做饭,不是要出国吗?我也给他刮了胡子。”

洗完脸,发现停电了。不过没关系,他的旧剪子和剃须刀都不用电——这让他想起了自己对新美发的不满和不屑:你以为他们剃光头是靠人还是靠电?我只会操一把电剪刀和一个吹鼓,还有两个月就要离校了,然后就开店了。那是理发吗?更搞笑的是,现在的女性也是剃须工,把男性的颅骨板拉走。打球不打球,拌面不拌面。真是丑闻!男人的头和女人的腰只能看,不能挠。你不记得那句老话了吗?

我笑他是个太老套的老板,劝他不要对男女之事太过防备。

好吧好吧,就算男人的脑壳不贵,女人也可以随便挠,但是理发不需要剃刀。是什么样的?他振振有词地说,刮胡子的关键是刮胡子,不是刀子。以前剃头匠为什么崇拜关帝?就因为将军的时间花在了一刀上,过了五关,斩了六个将军,杀了阎良,罚了文丑,在万军阵中取了将军的首级。如果剃头刀手里没有这把刀,至少有一把,光头是剃不掉的,三十六种刀法都没用。

我了解过他的微型青龙偃月刀。一个是“关公拖刀”:刀背长时间刮在顾客脖子后面,让人很享受。第二个是“张飞击鼓”:刀口在客户后脖子上弹出一束花,也让客户特别舒服。“双龙出水”也是刀法之一,指刀刃在顾客鼻翼两侧轻切。“月中偷桃”当然是另一种刀法,指刀刃在顾客眼皮上轻轻一刮。至于“探海何处”,那是必须的:刀尖小心翼翼地在顾客的耳窝里划,好像什么都没有。离开的话,不仅能清洁头发,去除污垢,还会让人觉得痒痒的,清爽的。整个耳朵清新开放,整个脸和身体都受其影响,吸引着四面八方的风。当气脉贯通,精血涌动时,当剃头刀从容收刀,使用者打个喷嚏,迷迷糊糊,吐出五脏六腑浊气。

何师傅手握青龙吞月,阅人无数头,操作,合刀,清刀,飞刀,都是手腕两三指配合,开出耀眼的花。刀可以向外翻任何角度,可以对付任何复杂的零件。上下左右无敌,内外无敌。有时它甚至可以闭着眼睛投入战斗,而不用去管它的眼角。

一套古典技艺他只收三元。虽然便宜又经典,但是他的顾客越来越少了。有时候,他只能睡一整天,一天下来等不到头,只好招手让笑花花的流浪娃进来和他说话,或者交出头来提供免费服务。但他绝不会烤油染发。他宁失麦城,不降魏。

大概是他白天睡多了,晚上睡不着。他经常带华子去邻居家看电视,或者去拜访他的老朋友。从李白的“床脚一线明”到白居易的“此愁无绝期”,他在诗歌鼎盛时期能背出许多古诗。

三明的父亲一生只有一个发型,就是剃光头。每次都是何师傅剃的,里面白的闪闪发光,所以是多年来何老爷子刀下最熟悉,最善良,最忠诚的头。虽然不认识几个字,但三明的父亲也是他诗歌最好的倾听者。有一段时间,三明的爸爸很久没送头了,就让爸爸算日子,起了疑心。他翻过两座山脊去看望他的老朋友,发现他长期卧病在床,身体状况不佳,生命垂危。

他含着眼泪回家,拿了衣服,把对方的头刨了一遍,包括他所有的绝活。三明的父亲半躺着,舒服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还不如做个贼,做个狗娘养的。”兄弟,我一辈子抓泥捧土,脚受罪,手受罪,胃受罪。陪你,就是脑壳没受过苦。我的头骨,来世...仍然是你的。"

何爸流着泪说:“别急,别急。”

他光秃秃的脸上带着微笑,慢慢合上眼皮,好像睡着了。

父亲何张飞再一次击鼓:刀口弹在光亮的头皮上,弹出一串花,由强到弱,余音袅袅,算是最后一道工序。他看到三明父亲的眼皮轻轻一跳。

那一定是人生最后的幸福了。在读这本书之前,我想到了英国作家梭罗。毕竟他的《瓦尔登湖》太有名了。但是当我看完这本书的时候,我知道我的估计是有偏差的。与梭罗在瓦尔登湖伐木盖房子、种庄稼、读书写作相比,韩少功缺少梭罗那种完全的单纯与宁静。毕竟,现代化已经很难允许梭罗独特的生活方式。而韩少功的《山居图》在我看来更像是一个作家在美丽的风景中找到了一座安静的别墅。这个山居并不排斥一切都市和现代的生活方式,所以这个山居在我看来有些可疑。我们来看看韩少功笔下透露出来的现代生活:砖房、冰箱、汽车、报纸、网络、卫星电视……以及这种生活和他讨厌的城市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我不讨厌我们的作家在山村过这样的生活。我只是要先问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生活方式和姿态,对每一个中国作家乃至中国人来说,都是一种享受,所以不需要先在思想上有一个深刻的道德提升,因为作家毕竟不是像梭罗、陶渊明那样去改变农村或者回到农村做平民,在简朴的生活中寻求精神自由。

况且,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作家一样,在如此优美的环境中拥有如此别墅式的作家公寓。我似乎觉得,韩少功在某种意义上,扮演了中国传统中退休归隐的文人角色,盖房子,交朋友,读诗书,做慈善,修路架桥,写碑文,维护一方平安。

韩少功当过六年知青,当过农民,所以对农村有很深的感情,但他从未真正成为农民。当他成为知青后,他渴望回到城市的怀抱。正如他在本书“回到过去”一节中所说,“我们这些乳臭未干的中学生,羞于抱怨农村的艰苦和青春的压抑,却又愿意夸大自己的历史责任”,所以他最后“逃了”;现在当城市生活的喧嚣让他感到烦闷的时候,回归宁静的乡村生活自然成为一种美好的享受。

我不是在批评一个作家。其实韩少功的选择只是代表了一个人在现代社会成长时的选择。你向往乡村却离不开城市。你渴望精神饱满的快节奏,但也充满了对内心平静的渴望。所以对于作家来说,韩少功笔下的农村只能是一个他者。他的目光是乡村景观的美丽、神奇和自然,是中国民间生存的自给自足,是农村人天生具有的质朴、朴实、幽默甚至一些无伤大雅的聪明和世故。我特别注意到,作家们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描绘农村人富有哲理的舒适生活,中国农民特有的民间智慧对这些作家有一种褒奖。

突然觉得作家的笔下好像是中国的现代田园牧歌,是当代中国写的桃花源。看书的时候感觉很惊讶。我们这辈子真的需要寻找新的文明或文化吗?

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正巧爸爸从老家给我打来电话。他告诉我今年蔬菜很便宜。在大酒店很贵的西兰花,在农村才一毛钱一斤。父亲无奈地叹了口气。这是中国农民特有的叹息。那是半年的收成。那天父亲一天卖了1000斤菜,只有一百块钱。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在农村生活了近二十年。我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我手头还有一本书,是学者林贤治主编的《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花城出版社,2005年6月5438+10月)。这些作家大多是大大小小的作家、记者或学者。他们现在都已经生活在城市里了,但他们在中国走访农村和农民却是另一种风景。说实话,这种风景和我的真实经历是一样的。

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朝阳的作家写的关于农村丧葬描写的文章《丧》。铺张浪费的场景和虚假、喜庆甚至麻木的农民情怀,让作者感叹一个普通农民的生活。这位在中国北方关中农村长大的作家在文章中说:“我鄙视一切把农村当作田园之地的人。他们无法理解劳动给身体带来的痛苦和压力。整个关中平原,整个中国大地,不知道生活着多少像我母亲和祖母一样的农民。他们把生活叫做苦难,把农民叫做苦难。仔细看看那些受苦的人。他们几乎所有的腰都向下弯曲,几乎所有的腿都成了罗圈腿。他们告诉你劳动会使人残疾,他们告诉你劳动是一种苦难,他们告诉你劳动并不美好。劳动让我的祖父母变得如此丑陋!”事实上,整个农民的生活状况深深地沉浸在一个环境中。在这样的环境中能感受到怎样的氛围?如果你不是真的去找他们,我想你可能会把他们的苦笑当成幽默和哲理。

前不久,我妈在电话里告诉我,村里几年前修的一条水渠被埋了。在我的记忆里,这条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的运河,从建成到现在,并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因为设计和规划的失败,已经让它荒芜了,甚至他还在这条很深的运河里,用车砖把我小时候的一个伙伴压死了。现在终于又回到地面了。母亲在电话里隐藏了一种兴奋。而我只能说,这也是农村,也是农民生活的一种方式,一个侧面。

韩少功先生的文笔,我不敢批评。他写得很好,但我感觉有一段距离。虽然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作家,但我也在这本书里读到了他为八喜洞的农民做的很多事情,比如修路,帮助孤寡老人,努力扶贫。但我总觉得读这些文字,好像是在听一个人给你讲他在农村的成就,他的种植,他的养殖,他的平易近人,他的乡土心。在这里,其实我最想说的是,如果一个没去过农村,没真正体验过农村生活的人看到这样的文字,那一定是怎样的羡慕。我不止一次听城里人对我说:现在农民的生活好了,想什么时候干就什么时候干,再也不用担心下岗了。乡下的空气很好。我当时就想,如果你是农民出身,就不会这么说了。

随着我看越来越多这样的关于农村的笔记和散文小说,我最想说的是,你只有真正融入其中,才能看到农村的色彩。我相信乡村笔记里的乡村一定是丰富多彩的,复杂的,否则你无权诉说。韩少功先生在散文中多次强调,城市中的现代化异化了人,所以农村成了他们的逃避和修养。但我需要指出,中国的农村还没有进入基本的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还没有摆脱基本需求的满足。那么我们是不是也用眼光和风格来欣赏这种状态呢?作者从未怀疑过更不用说的农耕文明,哗众取宠以取悦和迎合读者。相反,他用自己的心声透视了现代乡村,无情地揭露了城市的虚伪。他担心有一天农村不存在了,大家都坐在纳闷的办公室里,找不到倾听自然的地方。他曾说,“如果我曾经抗议过,我只是抗议一种线性进步的历史观和一种肤浅的现代人的优越感。他们认为技术的进步是幸福的升级,但事实永远无法证明这一点...人类如果有出息,就应该发扬工业文明、农业文明等各种文明形态中的好东西,尽可能避免各种文明遗产中的糟粕。”

在语言上,《山南水北》再现了那些年《望西草堂》的特点,优美朴实,近乎绘画,深刻展现了作者驾驭文字的能力。正如《月下狂欢》中所描述的,“若在夜晚,朦胧的月色下,晚辈脱光衣服,裸体乘凉,双腿出奇的舒服、张开,几块白肉若隐若现,让不开心的人开心,不招手的人也招手,天庭艺术醉人。”

总之,《山南水北》是作者的气质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