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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唱戏要紧 储劲松 E·B·怀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梭罗膜拜者。不仅思想肖似，行事迹近，就连文风也奉梭罗为圭臬，尚味淡而思深。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细节：梭罗喜欢在文章里罗列收成和开支，怀特也追踵前贤，煞有介事地列举计算他的种养渔猎和日常开销的明细。 我追慕梭罗也久，徐迟译版的《瓦尔登湖》以及新星版的《野果》（这个译名略嫌硬直粗糙），我读过很多遍，能背诵一些简妙的句子，比如“天亮的日子多着呢，太阳不过是一颗晓星”。中外圣哲，多在后世的传言中逐渐演化成令人高不可攀的神，只可虔敬供奉而不可模仿。然而梭罗是可以效仿的，原因我以为在于他是一个平民化的圣哲，他的文章中有性灵派的“我”存焉。梭罗的骨殖已归大地，其思想和精神却永存世间，怀特不过是他众多信徒中的一个，当然，怀特不单是在思想上仰慕梭罗，还真正身体力行之。 怀特放弃在大都会纽约薪水优厚的职业，领着同在《纽约客》杂志供职的妻子以及他们的爱子，迁居到缅因州的咸水农场，当了一位地道的农民，在农事的间隙写梭罗式的散文。厌倦了大都会的生活固然是主要理由，还有一个理由，在凡夫俗子看来则有些傻气，在怀特经典散文集《人各有异》里，他说，作为《纽约客》的评论员，杂志规定的社评用语“我们”这个“模糊的字眼儿”让他感到困惑和迷茫。他的意思是，他不想用复数的第一人称写作，而想用没有丝毫含糊的“我”。 我不知道怀特在偏爱用单数第一人称的“我”来写作方面，是否也受到梭罗的强烈濡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梭罗的散文里，“我”字出现的频率很高。正如法郎士所说：“文学作品是作家的自述传。”无论是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还是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里面都必然有作者的影子。就散文而言，更需要作者以“我”的身份，对着草木，另一个自己，或者想象中的读者，敞开胸怀说真话。文若无“我”，必是满纸僵虫，所以我十分厌恶用第三人称写作的作品，尤其是散文。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论词，云：“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这话貌似与法郎士相左，细思量之，其实二者所言并不相悖，“无我之境”乃是“有我之境”的高级阶段，“无我”仍然是“有我”的，只是“我”隐藏成了一箭山风、一块顽石，或者一茎野草。 近世的散文名家，外国的我钟情梭罗和怀特，中国的我尤爱周作人。我以为，虽然他们国籍不同，时代不同，身世各异，有一点却是相通的，那就是独立自由之精神。无论是行事还是作文，他们都强调“我”，那个裸裎的、率真的、本质的、无所隐瞒也无所畏惧的自我。有人评周作人散文，以为有“落叶气质”，所评可谓精当。其实，梭罗和怀特的散文，同样有简远辽阔的落叶气质，初品寡淡而细碎，反复咀嚼方才明白是高士手笔，其境界远非姿质凡常写作者所能企及。他们是家常的，恬淡的，更是老辣的。就好比静美秋叶聚拢了，点一把火，其味一如芥末。 铜板铁琶唱大风之文，雄则雄矣，读多了，总觉空乏，好比在听华而不实的马谡慷慨激昂纸上谈兵；低吟浅唱作鸟声之文，美则美矣，读多了，定会发腻，如同听自己不爱的人向自己倾诉幽情。只有深具落叶气质的文字，才可以润进人的心里，并成为一个人肌体和精神的一部分。 周作人作过一篇《谈文章》，文中讲了个小典故：旧时绍兴有一个伶人，带出了一个好徒弟，叫他初次登台演戏时，伶人吩咐徒弟道：“你自己唱戏要紧，戏台下边鼻孔像烟囱似的那班家伙你千万不要去理会他们。”他还说了关于写文章的种种，我深刻记得的，就是“自己唱戏要紧”。周作人写文章，完全是旁若无人唱“我”的戏，梭罗和怀特也是如此。 作为一个写作者，从前我写了很多废话。应时，应景，应约，应名，应利，有时甚至什么也不应，纯粹是三天不写手痒。有一天我读到周作人的《谈文章》，又想到梭罗和怀特,突然像大梦醒了似的，发觉做一只废话篓子，杀自己的头发、脑子和光阴很不划算，远不如敞怀躺在石上招野风吹我痛快，也不如雪夜拥衾读前贤著作来得自在。于是发誓要节字如节育。猫有九条命，人最多两三条，我以为梦醒那一天我陡获解脱，有如新生。 “自己唱戏要紧。”这话不仅适合唱戏、写文章，也是做人处世的千金方，可当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