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洪慈的情感经历

一位蒙古姑娘献上了豆蔻年华

徐洪慈不敢企求奢侈的爱情，这不仅是因为他尝过爱情的苦果，还因为他身处异域，无依无靠，孑然一身，备受折磨，哪个年轻的女郎会垂青于他呢?!

1975年夏，也就是徐洪慈在蒙古西部策策尔勒格市落户之后的第二个夏天，爱情之神向两个国籍不同，民族迥异的苦命男女射出了情箭。

徐洪慈因患病住进了乌兰巴托第二综合医院。不是什么大病，护理一段日子就可以康复。每天早晨，一位20岁左右的蒙古姑娘来病房做清洁护理工作。她每次一进来，整个病房仿佛吹进了清新、活泼的风。

她的肤色和容貌吸引了徐洪慈的注意。

恐怕不少人有个模糊的印象：蒙古人，游牧民族的后裔，畜牧业的主人，风餐露宿，日晒雨淋，驰骋草原，身躯是强悍的，性格是暴烈的，皮肤是黝黑、粗糙的。这种印记，在当今的蒙古人民***和国，特别是在城市，正在变成历史的陈迹。盛夏之际，在乌兰巴托歌剧院的大厅，在策策尔勒格市的广场，少女、少妇们，身披鲜艳、多采的时装，衬托出她们裸露在外的脖颈、双臂和大腿，是多么白皙、娇嫩和丰满。这不禁使人懂得：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给人的身躯、肌肤和风貌带来多么巨大的变化啊!

医院里的这个年轻的蒙古护理员，可以看得出她并不来自草原的马背上，没有干过户外的劳作。城市的生活条件再加上大量动物蛋白质的滋养，造就了她苗条、丰满的体态和雪白的肌肤。更有甚者，她那双流盼多姿的大眼睛，挺直的希腊型鼻子，薄薄的嘴唇，酷爱跳舞，性格开朗，别有一番南国女性少见的豪放夹杂温婉的韵致。

徐洪慈和奥永相识了，从寒暄到聊天，从注视到思忖。

奥永对这位比她大21岁的中国男子汉的一口流利蒙古话十分钦佩，“你的蒙古话说得比蒙古人还要好，发音准确。”她对徐洪慈说。这也许不是过分的赞美，也许是情人眼里的美化。

更使她钦佩，也使她极为同情的是徐洪慈的命运多蹇的身世。怀抱着追求真理和真知的信念，这个中国男性饱尝了人们难以想象的苦辛和磨难。从青年到中年，他的一颗爱国之心蒙受了那么不公正的侮辱，他的血肉之躯遭到了那么不文明的虐待。徐洪慈告诉这个蒙古姑娘，他曾经在中国和蒙古被判处监禁、劳改、惩罚性劳动和长短不一的徒刑，为了逃避非人的折磨、免于一死而多次逃亡。徐洪慈指着自己斑痕累累的手和脚，沉重地说：“我多次被戴上脚镣、手铐，最长的一次是连续五个月。”

奥永沉重地低下了她青春貌美的脸庞。一种似曾相知的情感拉近了两个异国男女的心。她用一首歌曲低诉了自己的短暂但也令人心酸、无依无靠的身世：

小骆驼迷了路，妈妈看不见了，到处找，找不到。

小骆驼哭了，到处找妈妈，到处哭泣……

“人，也许就是命运。”奥永低垂着那双从光亮转为暗淡的大眼，“我生在乌兰巴托，4岁那年，我父亲突然死于一次车祸。还记不清父亲的模样和父爱的深浅。我母亲改嫁了，后父酗酒如命，一喝醉就打我母亲，打我。更想不到的是，我满八岁，母亲死于一次该死的人工流产。上天夺去了父母，我成了孤女。小小年纪，没有温暖，经常莫名其妙地挨打。一次，后父把一个木凳子摔在我头上……”

她指着头上的疤痕，给徐洪慈看，泪珠儿无声地滴落下来。“12岁那年，舅舅看不下去，把我领到他家住下。书也没有好好念，勉强读完初中，就到这家医院当护理员，总算能够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了。”

“同是天涯沦落人”，虽然其中的内涵有着极大的差异和不同，但是苦涩的人生之味，他和她都尝够了。相逢，相知，就相爱了。

1975年冬天，奥永和洪慈，两个异民族但都命苦的人，同居了。蒙古的法律不禁止男女自愿结合的同居，相当多的恋人先选择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当然，蒙古法律不保护这种没有履行法律手续的非婚同居。也就是说，因同居而带来的不公正或不信义之事，只能由当事人自己承担，或者叫咎由自取罢!

徐洪慈和奥永的同居，不是逢场作戏，虽然这一年头，徐洪慈在经济上同一个穷光蛋相差无几。蒙古也有闲言碎语，还抛向奥永的耳边：“这么多条件好的蒙古人不嫁，去跟一个中国穷光蛋!”

奥永的内心有自己的想法：“徐洪慈人好，不酗酒。人好从他脸上就可以看出来。”

不要说这位蒙古姑娘是什么“唯心主义”，她没有什么主义，她是个纯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