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陈虻：做人和做饭，我以为做人

陈虻说，我想，自己是做节目出身的，干栏目的制片人可能更胜任一些。另外我也有个特别朴实的想法，觉得自己还年轻，希望能有事干，而这个栏目每天都要播出一集节目，意味着每天都有事干，这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乐趣，我不愿闲着，我喜欢忙碌。而且这是一个服务性的栏目，我想，服务类节目至少不会说假话，我在这儿即便干不成什么好事，至少不会干对不起老百姓的坏事。陈虻进入之后，马上着手为栏目重新定位。他首先对服务类节目进行了新的解读：我对“服务性”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理解，就是与其说关心人的生活能力，不如说更需要关心人的思想和情感；或者与其说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需要服务，不如说中国人更需要精神生活的服务。这也是我对生活的判断。生活不仅仅是炒菜、做饭，其实也包括人和人之间的相处，人和人之间的沟通，人和人之间的理解，这就是一种人文教养。做人和做饭，我以为做人更紧要一些。这个节目既然叫服务性节目，沿着服务的思路去想，它能不能服务于人的思想，能不能提高人们的人文教养水平呢？他带着栏目组一边保证正常播出，一边筹划着改版。大家挖空心思，想了无数个改版方案，陈虻自己动手就写了不下20个改版方案，光形成正式文字的就有9个，而且9个方案的内容定位都不一样。两个月，60天，几乎平均一周一个。陈虻回忆起那段日子很感慨：“那会儿真是有一种只争朝夕的感觉。”有一个节目引起他的注意：当时栏目里还有一个小栏目《老百姓》，关注的主要是百姓生活中发生的奇闻轶事。播出了一个片子《老两口骑车走天下》，讲的是一对老夫妻退休以后，把自行车改造成一种新的交通工具，既能骑，又能当床睡，还能够翻开里面装着的煤气罐做饭，然后老两口骑着它旅游。在一次研讨会上，这个节目成了一个话题，这在以前《东方时空》的总结会上是不曾有过的。陈虻很兴奋：“我感到自己的一些判断得到了外界的印证——因为在这之前我就觉得《老百姓》是一个潜力比较大的节目。我觉得我们所说的生活的主体是人，作为人的总体构成主要是普通人，而不是名人、伟人。”沿着这个思路，陈虻豁然开朗：陈虻迫不及待，直奔医院。当时孙玉胜因创办《东方时空》已经累垮了，胃出血住进了医院。在孙玉胜的病床前，陈虻阐述了自己的想法：把《生活空间》全都改成“老百姓”。孙玉胜点头，表示可以一试。陈虻回到栏目组，立即开会。会上两派意见：一派认为不能改，改了以后难度很大，每天一个作品，创作需要激情和题材。另一派认为，要真能这么做成了，那可就杀出了一条血路，前边一马平川，肯定火了。讨论了很长时间，最后多数人意见还是上，就这样坚定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