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德尔马奇作品赏析

和其他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一样,乔治·艾略特并不隐藏自己,而是让自己时不时地出现在小说中。(卢瑟福,1998: 79)(她)从不隐藏自己无所不在的作者身份。一次次打断叙述,介入小说,表达一些读者希望认真考虑的观点。(卢瑟福,1998: 79)虽然不同的评论家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但毫无疑问,她的评论对人物的刻画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首先,作者的评论更清晰地揭示了人物之间的关系,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像《米德尔马契》这样宏大的小说,涉及的人物如此之多,如果作者不以某种方式引导,或许读者真的会有诸多不便。评论家哈维和伊莎贝尔·阿姆斯特朗都把作者的打断比作一座桥。前者说是从现实世界到小说艺术世界的桥梁,后者认为是从小说艺术世界到现实世界的桥梁。从读者的角度来说,他们应该是小说家引导读者进入她的小说世界的桥梁。多萝西和罗莎蒙德是两个有着浓重笔墨的女性角色。作者在讲述他们的爱情故事时,插入了这样一句话:男女在判断自己的问题时,往往会犯可悲的错误;他们有时把自己模糊而汹涌的欲望当做天赋,有时当做宗教,有时当做轰轰烈烈的爱情。这句话不早也不晚,恰到好处的指出了为什么多萝西这个美丽超凡脱俗的女人毅然嫁给了毫无生气虚伪庸俗的卡索本先生,为什么罗莎蒙德不知道自己到底爱不爱一个人。在这里,多萝西和卡苏本先生之间的关系以及罗莎蒙德和利德盖特之间的关系的性质得到了深刻的揭示。阿姆斯特朗还评论说,她的‘评论’像哲学家的名言,也像不经意的事实,关于人与生命意义的关系。它们出现在叙事中,就像巧妙的预言性谚语。

其次,作者有时会在进一步发展故事之前讲几句,让读者清楚故事的发展方向,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故事中人物关系的本质。例如,在费萨尔·柊司先生宣读遗嘱之前,作者突然想到了诺亚方舟上的动物。她说:当动物们成双成对地进入方舟时,可想而知,这些在同一条船上的动物是在互相交谈的;他们一定是想到了这么多种动物* * *明显利用有限的草料,每种动物的份额肯定会减少。随着故事的展开,读者发现费塞尔·柊司先生的亲属期待着他们的遗产,就像方舟上的动物期待着他们应得的草料一样。通过这个类比,人物的心态就很明显了。

再者,作者的评论非常有助于读者了解人物性格的成因,增加了人物性格的可信度。多萝西是艾略特笔下的圆形人物之一,她的性格特征很难用简单的语言概括。她主动嫁给了老学究卡索本先生,但蜜月并未完成。在巨大的精神折磨下,她几乎崩溃了。读者难免对此感到不解。作者及时解释说,很多人年轻时被抛进各种大起大落,挣扎着找立足之地,而长辈们则忙着自己的事情。我们知道多萝西的父母在她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她被迫过着依赖的生活。作者在这里暗示,她童年的不幸造就了她特殊的性格:表面上看,她相当成熟稳重。她对世界的理解是片面的,模糊的,不真实的。作者的中断为读者提供了曾经缺失的、不可或缺的小说的内在逻辑,使整部作品成为一个有机体。正如E. M .福斯特所说,对一个圆润身材的检验,要看他是否令人信服地给人一种惊喜感。如果他从来不给人惊喜,那他就是个平平无奇的人物。多萝西性格中这种惊人的矛盾和不确定性,也接近于一种艺术真实,体现了作者的艺术创作原则。乔治·艾略特是一位描写大师,她不仅擅长描写人物的外表,还擅长描写人物的内心。这些细致入微的描写立刻把她的性格展现在读者面前——真实而亲切。著名评论家阿巴·伍尔森说,多萝西是小说中最美丽、最高贵的女主人公。恐怕小说中对人物外貌和内心的描写是评论家得出这个结论必不可少的。关于多萝西的外貌,作者写道:

布鲁克小姐(也就是多萝西)有一种美,因为衣着朴素而显得更加光彩照人。即使她穿着意大利画家眼中圣母玛利亚穿的那件平淡无奇的外套,她的手腕和玉手也会显得很美。她的身材、体态、轮廓因为衣着朴素而更加优雅高贵。与小地方流行的时尚相比,她就像当代报纸上对《圣经》的介绍,或者古典诗人的一首诗。

在这篇外貌描写中,作者巧妙地运用了对比和类比的手法来描写这个不同寻常的女孩,描写了她的外貌,突出了她的魅力。我们知道,中世纪乃至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笔下的圣母玛利亚,总是穿着颜色较深、样式宽大简单的衣服。正是这种朴实无华的打扮,才能体现出她的圣洁和光彩。用艺术家画的圣母玛利亚的衣服来描述一个普通的小镇姑娘,无疑具有非凡的修辞意义。我们不仅看到了这个人物的外貌,也理解了这个描写在宗教和世俗意义上的所指。为了展示多萝西的脱俗风格,作者将她与时尚的反差,比作圣经和古典诗人的语言风格与当代报纸语言风格的差异。这个比喻也超出了单纯的外貌描写,而是突出了人物的魅力。作者不仅描写了一个具有自然美的年轻女子,还写了她的品味,她的教养,她外化的精神世界以及她与生活环境的不和谐。这一描述为多萝西定下了基调。

作者在描述多萝西的内心世界时,有意无意地暗示了她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和教育背景在她头脑中留下了印记,并揭示了她思维方式和判断方式的不逻辑性:

多萝西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诵帕斯科的《随想》和吉劳梅·泰勒的宗教著作。她用基督教的观念来关照人类的命运,认为女性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努力是不合理的。她认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关注穿着打扮和关注具有永恒意义的精神世界。她内心充满了理论,自然渴望深不可测的想法,包括她在蒂普顿教区的行为准则。她追求事物的强烈和崇高。她甚至会为此而死...

文中提到的《随想》是帕斯卡尔赞美基督教和基督教精神的作品,吉劳梅·泰勒也是著名的宗教哲学家。在他们作品的影响下,多萝西鄙视世俗生活,向往神圣的精神生活是必然的。但她在做出具体判断时缺乏必要的前提和理性的思考,所以她的判断是站不住脚的,也是灾难性的。她主观盲目地崇拜世俗之物。这是她人格悲剧的根源。从这个心理描写中,我们知道多萝西不是一个生活在现实中的人。她雄心勃勃,自觉肩负着宗教和道德的使命,但不难发现,她所谓的神圣祭坛只是在想象中,这也预示着她脱离现实的追求会让她陷入巨大的精神困境。

除了多萝西,艾略特对卡苏本先生和罗莎蒙德的外貌和内心的描写也很成功。她几乎让我们相信故事是因彼此的感情而生的,因为她的描述是对相对零散的故事的抽象和总结,让小说中的人物有了更清晰的轮廓。众所周知,一个人的言语与其性格密切相关,换句话说,每个人的言语都有不同的话语风格。在小说创作中,人物话语的设计是决定人物塑造成败的关键。乔治·艾略特在人物话语的设计上别出心裁。《米德尔马契》人物众多,每个人物要有自己的话语风格并不容易。然而,作者却成功地使人物的话语风格独树一帜,成为刻画人物的主要手段。

这些人物不同的话语特征首先表现在文笔的不同上。以卡索本先生的文字为例,他的文字不多,显得深不可测。他说话时习惯伴随着庄重威严的手势,让人对他的话多少有些敬畏;他的书面语正式、刻板,用词生僻,句式复杂,用词别扭。甚至他写给多萝西的情书似乎也是严谨的学术论文,而不是用于日常交流的信件。这种风格向读者传递的信息是:要么他是一个不谙世事、一心求学的书呆子,要么他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伪君子,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对他的风格的接受反映了接受者。蔡莉娅对他的厌恶,说明她头脑清醒,敏感;多萝西对他的盲目崇拜,说明她生性善良,缺乏判断力,充满幻想。

其次,每个人物的话语内容也不同。不同的话语内容反映了说话人不同的思想观念、生活情趣和思维方式。以下是多萝西和姐姐蔡莉娅关于卡索本先生的一段对话,从中可以发现两姐妹的性格差异。蔡莉娅首先打破了沉默:

葛索本先生真的很丑!

泽利亚。他是我见过的最不寻常的人之一。他看起来像画中的洛克。他们都有深邃的目光。

洛克脸上也有两个白毛疖子吗?

哦,我想是的!尤其是在不喜欢他的人眼里。

你为什么生气,多萝西?

你太卑鄙了,泽利亚!在你眼里,人只是披着礼服的动物,你永远无法在他们的脸上找到他们伟大的灵魂。

卡索本先生有伟大的灵魂吗?

当然了。我想他知道。他的一切都像他的圣经宇宙论一样深奥。

他似乎不怎么说话。

那是因为没人值得和他说话。

姐妹俩的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Zeilya关注的是卡索本先生客观外在的东西,比如他凹陷的眼窝,丑陋的疖子;她对他的反应是本能的厌恶。多萝西关注的是想象中的卡索本先生,她欣赏他内心的东西,比如知识和灵魂。她试图把理想的卡索本先生和这个古板的老人结合起来。体现在话语中,蔡利亚的话客观冷静;多萝西的话是主观的,情绪化的。作者利用文字内容的差异,成功地刻画了两个年龄相差不大、生活在同一环境中的女孩,读者绝不会混淆这两个人物。

此外,人物话语的差异还体现在对语境的顺应上。话语的顺利交流取决于说话者遵循一定的交际原则,根据不同的语境调整自己的风格和话语内容的能力。风格学家特纳曾说过:风格的变化是以语境的变化来衡量的。在两者相互依赖的情况下,风格需要根据这种依赖来解释。根据这种观点,采用什么风格不是自由的。没有任何限制的选择至少部分受到上下文的限制。在《米德尔马契》中,一些角色表现出了对不同语境的良好适应能力。布鲁克先生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人物。他的风格和话语内容会随着语境的变化而相应调整。在公共或社交生活中,他的话语礼貌得体,又不失距离感。在私人场合或家庭生活中,他的言语亲切、亲切、随意。这种对语境的良好适应,表现了人物的成熟、敏感和良好的判断力。另一方面,其他角色对上下文表现出极端的不适应性。卡索本先生和多萝西的话就是以此为特征的。卡索本先生习惯使用过于正式的风格,在饭桌上说话就像在公共场合说话一样小心翼翼。而且他的声音抑扬顿挫的像唱歌一样,还时不时摇头,和布吕克先生随意的话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他的风格和表达脱离了语境,他的话失去了自己的意义和交际功能。观众要么觉得他搞笑,要么觉得他深不可测。多萝西尽量避开世俗话题,拒绝在各种语境下使用普通词汇。所以也导致了很多沟通的停滞。这种对语境的极度不适应,微妙地揭示了人物协调能力的幼稚、极端和不平衡。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乔治·艾略特塑造的人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不像某些评论家所说的狭隘的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教条。作者本人曾经主张,我的角色是审美意义上的修养。我的目的不是做启蒙老师,而是唤起社会道德所呼唤的高尚情怀,而不是给社会开什么处方。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作者在人物塑造上注重其艺术感染力而非其他东西,她出色的人物塑造技巧使她达到了这一目的。然而,正如另一位英国小说家伍尔夫所说,用心阅读乔治·艾略特,就会发现我们对她的了解是多么的少。进一步了解这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