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的中秋文章阅读题

学者新论：张爱玲：一个不值得赞许的人物

读余秋雨《中秋》有感林治波

这些年来，余秋雨先生的文章风靡海内外，尤其是《文化苦旅》一书，堪称精美之作。但最近读过《霜冷长河》的《中秋》一文后，有点与余先生不同的感想。虽然是已经过去了的事情，但还是愿意写出来供大家讨论。

文章谈的是张爱玲，余先生是这么写的：

“我握着话筒慢悠悠地读着（一位女诗人的自拟讣告），突然串进来一个国际长途。外国一家著名的华文报社打来的，编辑小姐劈头就说：‘余先生，您知道了吗，张爱玲死了。一个人死在美国寓所，好几天了，刚发现，发现在中秋节前夕。我们报纸准备以整版篇幅悼念她，其中安排了对您的采访。您知道，她的作品是以上海为根基的，因此请不要推托。发稿时间很紧，您现在就开始讲吧。’我说：‘这事来得突然，请让我想一想，半小时后再打来。’”

半小时后，电话铃声响了，余先生拿起话筒说了这样一段话：

“她死得很寂寞，就像她活得很寂寞。但文学并不拒绝寂寞，是她告诉历史，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还存在着不带多少火焦气的一角。正是在这一角中，一颗敏感的灵魂，一种精致的生态，风韵永存。我并不了解她，但敢于断定，这些天她的灵魂漂浮太空的时候，第一站必定是上海。上海人应该抬起头来，迎送她。”

不难看出，这段文字表达了余先生对张爱玲的深切理解和赞许之情。对一个死去的人，即使并无好感，讲几句好话，写几句颂词，乃人之常情，无可厚非，这就如同不能把墓志铭和悼词里的话完全当真一样。事实上，海内外各种各样的二十世纪文学经典排行榜早已把张爱玲的作品列在了极为显著的地位，街头地摊上的《张爱玲传》和《天才奇女张爱玲》之类的书籍更是把这位“文学才女”抬上了天，书中的种种吹捧简直到了美丑不分、令人肉麻的程度。对此，笔者是不屑于置评的。但是，如今余先生竟也加入了赞美张氏的行列，并且那番赞语绝非客套，而是字斟句酌，一往情深。这不免使笔者感到有话要说。

张爱玲是个什么人？有人知道，也有人不太知道。

60多年前，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被推到了灭亡的边缘。成千上万的中华优秀儿女挺身而出，奋起抗战，用热血和生命捍卫祖国独立民族尊严。然而，也有一小撮寡廉鲜耻之人屈膝投敌，甘当傀儡，他们认贼作父，为虎作伥，天良丧尽，人格荡然。这些人，就是“汉奸”。汉奸是中国人的耻辱，是中国文化的耻辱，是中国人中最丑恶、最卑鄙的混帐王八蛋。对这些民族败类，凡是有肝肠有血性的中国人恨不能食肉寝皮，除之后快。然而，张爱玲却不这么看。日本人打过来，她不参加抗战；上海沦陷了，她不去后方。这倒也罢了，最不该的是竟投入汉奸胡兰成的怀抱，喜气洋洋地做了汉奸之妻，还在上海的汉奸小报上喁喁情话，充当“顺民文学”的主将，并借此成名。

胡兰成何许人？一个文化汉奸。汪精卫叛国投敌后，胡被汪网罗到帐下，开始时充当汪的侍从秘书，后来又升任汪伪宣传部政务次长、汪伪中央执行委员，并兼汉奸报纸《中华日报》总主笔，成为汪的“文胆”。发表在《中华日报》上的卖国社论，多出自胡氏手笔。汪精卫臭名昭著的卖国“三演讲”，以及后来的几次对日献媚宣言，也都有胡的参与。这些文章，竭力为日寇的“大东亚圣战”歌功颂德，为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喝彩叫好，而对抗日军民则极尽诬陷诽谤之能事。但张爱玲居然对胡氏的种种罪恶置若罔闻，毫不在意。直到抗战胜利，胡兰成以叛国罪遭国民政府通缉，张爱玲仍与胡氏藕断丝连，甚至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知情不举，偷偷跑到胡兰成隐匿的温州，与胡幽会寻欢，并给胡以巨额资助。

这，就是张爱玲，距汉奸仅一步之遥的张爱玲，只忠于汉奸不忠于祖国的张爱玲。

对于张爱玲的思想和历史，想必余先生是知情的。问题是，用那么高雅优美的词汇来描述和评价这样一个人，是否过于奢侈无度了？笔者以为，那段话里值得商榷、推敲之处不少。

先说说张爱玲的“寂寞”。

在同一篇文章里，余先生对此还有一番阐释：“在中外文学史上，身前寂寞、身后热闹的故事很多，却很少有张爱玲那样，满世界在为她而热闹，她却躲着，躲得谁也找不到她，连隔壁邻居也不认识她。这种自我放逐、自我埋没式的寂寞，并非外力所迫，而是一种深刻的故意。”“与她相比，真正可怜的倒是文坛上那种浮浅的得意、琐碎的企盼、无聊的激愤、颓丧的失落。”可见，对张爱玲的“寂寞”余先生是赞许有加的，而且为了突出张氏的“寂寞”之美，余先生不惜打倒文坛一大片。但是，张爱玲的“寂寞”果真那么值得赞美吗？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什么事情都有个真与假，隐士也不例外。依笔者之见，假隐士都有一个***同的规律：成名以前不做隐士，而是筚路蓝缕，苦心经营，千方百计地向世人显示甚至卖弄自己的那点才华（张爱玲自己就主张“成名要趁早”，可见其成名之心是多么急切！），而待其声名鹊起之时，则做起隐士来。这样反而更引人注目，更招人尊敬，以致愈隐愈显，如日中天。从这个意义上，假隐士的自我放逐、自我埋没确是一种“深刻的故意”，只不过“故意”得太做作、太矫情、太虚伪，一点也不坦诚，一点也不自然。

值得钦佩的倒是那些真的儒者，他们以积极的人生态度传道行善，入世济众，对弱者慈悲为怀，对寇仇横眉冷对，以自己的学识和能力维护着社会的运转，捍卫着国家的利益。值得钦佩的还有那些真的隐士，他们是真正的智者，看破红尘，与世无争，超凡脱俗，修养高深。令人厌恶的是那些假的隐士，这种人既想出大名，又故作清高状，既脱不开尘世的诱惑，又刻意摆出一副脱俗的模样，对这种人，最好的方法就是不理睬他们。如果像苍蝇逐臭似地跟来追去，则正中假隐士的下怀，因为他们所刻意追求的正是这个效果。

再谈谈余先生所谓的“火焦气”。

说到火焦气，笔者首先想到的是抗战文艺。自古以来，中国绝大多数的文人们是富于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的。诗圣杜甫身经安史之乱，饱尝战争之苦，一生诅咒战争，渴盼和平。然而，即使这样一位“非战”诗人，对于异族的侵略也是抱着同仇敌忾之志，在民族气节上毫不含糊。且看他的诗句：“男儿生世间，及北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可见，杜甫的诗作充满了“火焦气”，这种火焦气所洋溢的不是逞强好战的匹夫之勇，而是慷慨激昂的豪壮人格、气冲霄汉的爱国情怀。抗战期间的情形也大抵如此。面对凶恶残暴的侵略者，老舍、田汉、冼星海、吴组缃、郭沫若、郁达夫等一大批有肝胆有血性、不愿做亡国奴的文人们，以笔为枪，为抗战奔走呐喊，造就了声势激越、熠熠生辉的抗战文艺。抗战文艺的本质决定了它必然带着浓烈的“火焦气”，简直是火光冲天，豪情万丈。这种浓烈的火焦气使得抗战文艺既不细腻，也不优雅，更不适合某些文人雅士的口味和情调，但祖国需要它，人民喜爱它，时代呼唤它。《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松花江上》、《八百壮士》、《塞上风云》、《屈原》、《放下你的鞭子》、《四世同堂》等等，这些闪烁着民族精神的鸿朗雄昂的伟大作品，激励着中华儿女为保卫母亲而同侵略者展开殊死战斗，为打败日本军国主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并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不朽的财富。比起那种无病呻吟、不知廉耻的“顺民文学”来，带着“火焦气”的抗战文学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关于“精致的生态”。

这也是余先生所赞许的。张爱玲的生态的确精致不凡：高级的化妆品、名贵的时装、考究的食物、气派的洋楼、优雅的举止，还拍摄了数不清的美人照，如此“精致的生态”与黎民百姓的生活大相径庭，同艰苦卓绝的抗日军民相比，更有云泥之隔。张爱玲出身豪门，家财万贯，又充当“顺民文学”的主将，自然稿费多多，财源茂盛，这是她能够在平民百姓流离失所、食不果腹的岁月里维持“精致生态”的物质基础。在胡兰成与她断绝关系之时，张爱玲还一往情深地给胡寄去30万金元券。当时的30万金元券是什么概念？相当于那时一个中学教师83年的工资！张爱玲的阔绰和慷慨由此可见一斑。只可惜，她的财富没有一分一毫用之于抗日救国，也没有一分一毫用之于扶危济困。只有对自己、对汉奸的关爱，而没有对祖国、对民众的关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致的生态”？试想，在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岁月里，倘若中国人都不去抗击日寇，不去保家卫国，而都在那个不带“火焦气”的角落里追求张爱玲式的“精致的生态”，那我们的国家会成为什么样子？在那个国难当头、血火交织的特定环境里，张爱玲的这种“精致的生态”是不是太可耻了？！

关于“敏感的灵魂”。

这是余先生用来描绘和评价张爱玲的另一个词汇。可以肯定，作为小说家的张爱玲是敏感细腻的，但她所敏感的决不是祖国的安危、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的苦难，不仅不敏感，反而迟钝得无以复加，简直到了麻木不仁、冷若冰霜的程度。那么张爱玲对什么敏感呢？在那个时代背景下，除开祖国的安危、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的苦难，张爱玲所敏感的只能是自己的那点鸡毛蒜皮。运笔至此，不禁想到了郁达夫先生。郁达夫也有一颗敏感的灵魂，对情感的敏感、对命运的敏感、对人与社会的敏感，都体现在他的作品和日记当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郁达夫曾封闭于“小我”的圈子、沉湎于情感的泥潭而几乎不能自拔，男欢女爱、悲情愁绪一直充斥和纷扰着他的生活。然而，当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国开始了全国抗战，郁达夫陡然之间就像变了一个人，完全摆脱了情感的纠葛，超越了小我的局限，成为一名奋起捍卫祖国母亲的仁人志士，祖国的命运、民族的尊严、同胞的安危成了他生活和作品中至高无上的主题。张、郁相较，对比何其鲜明，反差何等强烈！余先生奢谈什么张爱玲“风韵永存”，请问那是一种什么“风韵”，它凭什么永存？

余先生说：“我并不了解她，但敢于断定，这些天她的灵魂漂浮太空的时候，第一站必定是上海。上海人应该抬起头来，迎送她。”并不了解却又敢于断定，显然不合乎逻辑。一个对祖国、对民族冷若冰霜的人，对家乡上海又能好到哪里去？不错，张爱玲生长于上海，成名于上海，她的小说文情并茂，细腻精巧，在语言表达和写作技法上确有过人之处，但仅凭此就能把张爱玲视为上海的骄傲吗？如果揭穿其“画皮”，把此人的真面目暴露于上海人面前，那么上海人还能以这种人为骄傲吗？如果余先生自己愿意“抬起头来，迎送她”，那是个人的权利，但就不必要求上海人民都跟着“抬头迎送”了吧？

有位朋友曾对笔者说：“时过境迁，人家都死了，就不必那么斤斤计较了。”笔者以为，这个道理讲不通。如果大家把这个人忘记倒也罢了，问题是成千上万的海内外读者对此人敬若神明，迷恋至深，已然形成了一个名为“张迷”的群落。在这些人的眼中，张爱玲是一好百好，俨然成了美的化身，成了文学的化身，而其对待祖国和民族的态度可以忽略不计，这实在是本末倒置。一个对祖国如此冷漠的人物，竟会赢得如此之迷恋与崇拜，这种现象既令人迷惑，又发人深思。

立身既败，万事瓦裂。无论评价一部作品还是一个人物，均应着眼立身之大节而不能只看细枝末节。什么是大节？对待祖国民族的立场和态度就是大节。大节之大，莫此为甚。以这个观点衡量，张爱玲大节有亏，不是一个值得称许的人物，更不配博取后人如此之厚爱。海内外舆论之所以对张爱玲及其作品赞颂有加、好评如潮，原因恐怕就在于只看重个人才气和写作技巧，而完全撇开了大是大非的评价标准。在笔者看来，一个不甘屈辱、为国奋斗、好帮乐助的人，即使衣衫褴褛、污垢满身、目不识丁，也是高尚可敬的；而像张爱玲之流只顾一己之私，没有任何民族观念和爱国情感的所谓“文学才女”，尽管出身名门、衣着考究、才华了得，却也是丑陋不堪的，愈看愈丑，且散发着腐臭的气息。

“热爱自己的祖国是理所当然的事。”这是海涅的诗句。“谁不属于自己的祖国，那么他也就不属于人类。”这是别林斯基的名言。从道德角度看，爱国是对公民的第一位和最起码的道德要求。不爱国，是最大的不道德；背叛祖国，是最大的罪恶。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中国要彻底摆脱鸦片战争以来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就必须使自己强大起来，这是每一个中华儿女至高无上的责任。对于那些在国难当头之秋，对民族安危视若无睹、对祖国命运不肯承担任何责任的人，如张爱玲之流，我们是应当弃之如敝屣，还是敬之若神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