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亲人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风把冬天越吹越深。晨阳倚仗山岭制造阴影。天空是纯蓝色的,不见一点云彩,只有高飞的鹞子,划出虚无的航线。山路左边,是茅草落叶,右边是土崖,有几棵苍苍暮年的柿子树。坡上茅草嗦嗦声虽微小,但很持久,树顶的风声类似咆哮。太阳出来了,但颜色依旧惨淡,保持了它在冬天的一贯脸谱。此时,有两个孩子,背着沾满泥尘的书包,一前一后,下了山路,小脚在硬硬的柏油路上发出啪啪声响。

柏油马路像人心一样曲折遥远。两个孩子转过一道山岭,山侧有两户人家,有楼房也有平房,然后是一道围墙,蓝色铁门敞开着,孩子们走进去,院子很大,没有树木,显得空旷。教室很冷,虽然挂着空调,可窗上却没有玻璃。有几个孩子提水桶,拧开水龙头;另一些孩子们呼喝着,挥动铁锹、竹扫把,卷起腾腾尘烟。还有一些孩子,在院子里打闹,人小拳头却狠,哭声此起彼伏。

这一场景,是2008年冬天,我在南太行乡村亲眼所见的。

那个小男孩,叫杨锐东,是我儿子,女孩是弟弟的大女儿甜甜。

这一年的“十一”,杨锐东随我从西北的巴丹吉林沙漠里的军营回到南太行乡村,和他的甜甜姐姐一起在本村小学读书。前后不到几个月,杨锐东的手背上长满黑垢。周末的时候,我儿子和侄女甜甜、萱萱,坐在门前的荆条堆上,面西背东。我给他们拍了一些照片,他们把头挤在一起,哈哈笑或保持各种神情。

这是一户普通人家,三排石头房子,依次排列在一面向阳山坡上。中间那座,大致修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有几次,我站在屋里,仰着脑袋,想从众多长椽当中,找出写有房屋建造年月日的那根,可它们都是黑色的,被烟火熏黑,那根有字的混淆其中,早就无从辨认。炕上,躺着一个人,不管白天黑夜,他都躺着,偶尔吃些喜欢的东西,偶尔还要香烟抽,有时候歪着脑袋看家人说话,时不时也说一句。

他叫杨小方,官名杨恩福。1946年3月14日出生。2008年8月23日正式确诊为胃癌晚期。8月23日,弟弟带他到邢台市医院检查,住院没床位,返回沙河。在一家饭馆,弟弟给他买了蛋糕,他吃了几块。起身时,他忽然摔倒在地。弟弟搀他走,他嘴巴一张,吐出一口鲜血。弟弟怔住,扯着嗓子哭,把他抱到医院。

他昏迷,急救,苏醒,吐血,一口一口,紫黑。我坐飞机到北京,当晚八点到医院。母亲和小姨叫我不要在他面前哭,反复叮嘱。我一句话没说,快步奔到病房,推门,看到躺在床上输液、脸色蜡黄的他。叫一声爹,又叫一声爹。趴在床边,拉着他的手,来回抚摸。他看着我,眼神沉静。晚上我坐在父亲旁边,没睡,父亲也没有睡,不时翻身,撒尿。主治医生指着红色黏稠状的器官,对我说,手术风险大。

母亲回家,亲戚们也都陆续散去,只剩下我和妻子、弟弟。我坐在父亲病床前,抚摸他的手掌、胳膊。医生征求意见说,要是不愿意给他接尿,就插导尿管,妻子和我说不。我知道,男性插导尿管很痛。有几次,父亲尿到床单上,我给他翻过来。傍晚,母亲来电话说,回来吧,人不行了就不要再浪费钱了!我冲下楼,到院子里,责怪她。母亲声音小了,我觉得不应当对她凶。

医生说父亲最多能活三个月。在医院,就只是输液,没有其他治疗。父亲说在这里不习惯。我询问医生,医生说,现在只能靠输液维持了,家里可能方便些。父亲也说,回家好。我让弟弟照看父亲,到外面找了一台车,买了一些他喜欢吃的东西。收拾好东西,我把父亲抱上车。

父亲很虚弱,我和弟弟分坐两边,用手臂抱着他。

进入南太行山区,忽然之间,乌云奔纵,大雨如注,到处迷茫,沟坡水浑。到家,夕阳清新,山川干净。第二天早上,我在院子里摆了一张沙发,又把侧屋的木床抬出来。就让父亲在那里输液,把药瓶挂在树干上。

中午,日光暴烈,树下仍旧阴凉,有风吹来,虫子从树巅不小心摔下。我给父亲照了一些相片。父亲很配合,笑着,他喜欢照相。我们都知道,这次照相和以往有着本质的区别,但父亲笑着。我背转就哭。再一天上午,我找了一台车,带上父亲、母亲,在这里陪护的妗子、弟媳,还有杨甜甜和杨萱萱到五十里外的风景区长寿村和京娘湖,对着已然葳蕤和清晰的悬崖青山,峡谷蓝水、葱郁植被,给父亲照相。其中一张,父亲站立的姿势让我想起屈原(好像在某个书本上看到过那种姿势)。我和父亲照了几张合影,此前,我没有想到和父亲一起照相,总觉得,他还年轻,不会有什么事情。可现在,一切都突如其来,真是始料不及,心疼无力。

夕阳正在下落,庞大的阴影与余光照耀的山岭形成鲜明对比。

父亲又要抽烟,我不忍心反对。从小到大,我记得父亲的喜好好像只有炒花生、抽烟和吃点肉。我买了几条高档香烟,放在抽屉里。他枕边没了,就再放一盒。

儿子在我曾经的小学读书,他小学一年级,杨甜甜是二年级。姐弟俩上学放学一起来去。2008年11月底,给父亲输液有些困难,扎不进去或者找不到血管,有时候需要扎十几二十次。四处找医生,但还是没有医生愿意来。

我守在父亲身边,看针、给他接尿倒尿、擦鼻涕。隔几天,给父亲刮胡子、洗脚、剪指甲。父亲疼得厉害,我给他打镇痛药。

半个多月后,我带儿子返回单位,重新把他送到单位的子女学校。春节前两天,我再次请假回家。我和儿子乘坐嘉峪关到北京的列车。一路上,他玩,我看书。晚上到北京,转到西客站,我看还有时间,想带他去肯德基。儿子拉着我的手说,爸爸,不要吃饭了,车不会等咱们的。我说,没事的,能赶上。找座位坐下,儿子却带着哭腔一再说,爸爸,走吧!我说你饿不?儿子说饿。我说吃点东西就好了。儿子还坚持说,爸爸走吧,走吧爸爸,车走了咱们就回不去了。

车厢出奇的拥挤,行李包没地方放,堆在脚下,儿子热出一身的汗。后来和接我们的小牛叔叔站在厕所里,再后来儿子倚在窗台上睡着了。我看着他蜷缩的小身子,觉得心疼,眼泪哗哗往下流。到家里,父亲看到他的大孙子杨锐东,格外高兴,呵呵笑,说,锐锐,爷爷想你!

父亲的精神状态一直很好,也不糊涂,说到什么都反应敏捷。为此,我怀疑是不是误诊了。我摸父亲的胸脯,什么也没有,只小腹处有一串硬疙瘩。我想再次到医院给父亲做一次检查。询问乡里的医生,他说,你父亲的肿瘤是良性的,就是发现得太迟了,脏器都粘连在一起了,车再摇晃,说不定连家都回不了!

大年三十上午,再次给父亲刮胡子,洗脸、手脚、擦身子。父亲说,他不能坐,晕得很。凌晨,母亲和弟媳包饺子。父亲躺在炕上说,不要给我磕头了啊(乡俗,不能给躺着的人磕头拜年)。我拿着鞭炮,和儿子在院子里燃放。我买了好多两响(一次爆响后另一部分腾起数百米后再爆响一次),儿子只燃放安全的,和甜甜一会儿窜到这里,一会儿奔到那里,就像我和弟弟小的时候。

我们特意给父亲包了一些羊肉和猪肉饺子,用小锅多煮了一会儿。父亲说好吃,一连吃了七个。我带儿子给母亲磕头拜年,然后和弟弟,带着杨锐东和杨甜甜,到一岭一河之隔的村里,给本家长辈磕头拜年。河结冰,我背儿子,弟弟抱杨甜甜。到村边,看到我出生的房屋,门扉紧闭,冷寂若无。

老人都会给来磕头拜年的孩子糖块,还有五毛、一块、三五块的压岁钱。儿子不要钱,只要鞭炮。他们说,这孩子,长得真俊。儿子也和我一样,单膝跪地。这种风俗我一直觉得不好,可能是封建遗留,到现在还沿袭着。天色微明,我们转完最后一家,回家时,朝阳从山岭喷薄而出,格外新鲜。

回到家里,父亲仍旧躺着,有一些人,陪他说话。

儿子找了一只纸箱子,把别人给的鞭炮放在一起,满满的。又拿了大的,让我帮他燃放。他和甜甜一起,躲出好远,捂着耳朵看鞭炮轰鸣。初二,我和弟弟先后去妗子、小姨妈和几个表哥家拜年。我对弟弟说,亲戚们越来越少了,两个舅舅没了,大姨也没了,两个表哥、一个表姐也没了。忍不住黯然神伤,想到父亲,叹息一声,心里像塞了一团破棉絮,又像充气的轮胎,鼓胀得要爆破。

元宵节后,空气温热,也常出现大雾。我守在父亲身边,一会儿叫一声父亲,父亲都会答应,但极少说话,没有一点沮丧和其他不好的迹象。几天后,父亲竟然主动要吃东西,也有些便秘。母亲抠,我在一边接。让人从市里超市捎了一袋塑料手套。我想,这就是好现象,说不定,奇迹会在父亲身上发生。可是,奇迹从不眷顾普通人。这时候,学校也要开学了。看父亲状态依旧很好,就订了返程票。临走的那天早上,父亲抬头看着我们,流了眼泪,声音清晰地对杨锐东说,锐锐,这一走,就再也见不到爷爷了。儿子说,不会的爷爷,我放假了再回来看你。我哭,和父亲作别。到邢台,打电话给家里,父亲声音依旧,叮嘱我们路上带好孩子。能回来再回来。

2009年3月8日上午,弟弟打电话说,父亲快不行了!我急忙请假,打车到酒泉,乘上开往北京的列车。晚上,弟弟打电话说父亲不在了。坐在黑夜里,我想哭,却哭不出来。弟弟又来电话说,父亲又回来了。我高兴了一下。母亲说,恁爹就是等你来,一会儿往门口看一下。我心紧缩,嫌列车走得慢。

凌晨,电话又响,哭声一片。小姨妈接过电话说,恁爹的一只眼没闭上,一直在等着你回来!我在晃动的黑暗中叫了一声爹。到北京,再转邢台,凌晨四点赶到家里。父亲已穿戴整齐,戴着瓜皮帽,直直地躺在崭新的被褥上。我撩开他脸上的白纸,发现父亲脸变小了,也白了,没有一根胡子。左眼确实没闭,眼仁还是黑的。

我想哭,可哭不出来。妗子、表嫂等人坐在炕上。小姨妈说,开始,俺都以为恁爹糊涂了,一直叫你名字,实在没法儿,就指着你弟弟说,献平回来啦!父亲抬头看看,说,哪儿啊,是老二,不是老大。妗子补充说,父亲到死都不糊涂,是个奇迹。我听着,坐在父亲头侧,闷头抽烟,叹息。我知道,这时候,最好是扯开嗓子大声哭。

自从父亲生病,我就腹腔气流鼓荡,胃胀,疼。到这时,我还是那样。坐到天亮,帮忙的人和亲戚们都来了,我们穿孝衣戴孝帽,把父亲遗体抬到横放在屋地的门板上(左边门板),跪在前面,不断给父亲点香,把香烟插在装着沙子的碗里。其他人放声哭,我和弟弟始终没有哭出声来。母亲说,你难受,大声哭出来就好了,哭吧。我忽然扯嗓子哭了,我叫爹,胸中有雷,想把嗓子喊破,喊出血。我一边哭,一边喊,俺的好爹啊!

父亲安静地躺着,蜡烛、柏香缭绕,父亲一动不动,下巴脱落了几次。母亲反复给他合上。夜里,我从地上看到父亲未闭的左眼,身上袭来一丝寒意。想到未能见父亲一面,他会怪我的,也肯定很遗憾。母亲说,这没办法,是命。第二天下午,有人拉来了棺材,几个人一起,把父亲放进去。我走在前面,哭叫。杨锐东没有回来,招魂幡只有我来替他打,怀里抱着父亲的遗像。

穿过两座村庄,到麦场,灵棚已经搭好,放下来,天就黑了。请的歌舞团开始调试音响,接下来,是三三两两的人,看那些女的在台上唱啊扭啊。我愤怒!人死了,最需要的是安静。父亲生前没有如此荣华,甚至连一次生日都没有过过。我觉得这种风俗极端恶劣,不尊重亡灵,也不尊重悲伤者。还有那些前来观看的人,好像都很快乐,其实,每个人也都知道,人生的最后,都会像父亲这样。

我趴在父亲棺材前,忽然听到雨声不间断地落在灵棚上。漫天的雨,从黑的天空飞速下落。我记得,母亲曾对我说过,1998年6月14日,奶奶去世时,天也下大雨,父亲和弟弟泡在水坑里,给奶奶守灵。父亲去世这晚,也有雨,我觉得这是上苍用下雨的方式,表达对父亲的怜悯。有人帮忙拿了塑料布,盖在灵棚顶上,除了父亲,其他都在雨中,可我愿意雨再大一些,把我和弟弟淋湿。

父亲永远躺在那里了,村庄外围,荒野之中。以前,每次回去,都要抽空去给爷爷奶奶烧纸。现在,父亲也躺在那里了。他背后,是斜坡,坡上蔓草披拂,柿子树和核桃树正在焕发生机。前面,是闲置的空地,再向下,还是田地。其他各处,也还有一些单独或成群的坟头。

下葬时,我和弟弟,趴在地上哭。后来,我拿了铁锨,按照他们的安排,跳在父亲棺材上,从左边铲了一铁锨新土,盖在父亲身上。再后来,是他们,用土,把父亲全部埋住,并隆起坟堆,用石头垒了墓头。回到家,帮忙的人要吃饭,我又坚持炒了十几种菜肴。帮忙的人去喝酒,我坐在家里,看着父亲的遗像。他还是那样子,不动的表情似乎活起来了,看得我心里发颤。

弟弟在喝酒,一杯一杯喝,还说,哥,你也来吧。我甩了下手,没理他。第三天,去给父亲修理坟头,又哭,我用头砸地面。小心修整齐平坟堆,还把柳枝向深里插了插,我希望它们能长成大树,永远和父亲在一起。

第七天晚上,我睡在旧年房里。夜风把拼命复苏的茅草吹得响彻窗棂。我蜷缩着,像害怕夜间动物的孩子。我不知道自己害怕什么,又似乎什么都害怕。弟弟说,放心吧,啥事也没有的,是爸。亲人不会害自己人,他回来看我们。夜越来越深,所有声音都随着风的停息而乌有。我还没睡着,只觉得四下空旷,似乎置身于巨大的洞穴,到处诡异,就连窗棂外的弯月,也表情复杂。

我对母亲说,我想给父亲立块碑,一边拿出早就写好的碑文和几句诗歌。舅妈说,不能单独立碑。我蓦然怔了一下,立马觉出了这句话里的意思。再一次离开家乡的时候,乘车看到父亲躺倒的地方,又忍不住哭。走出好远,再回头,只见山川依旧苍茫,春风浩荡,大规模的草芽,使得南太行的庞大山野和苍茫人间,又一次葱茏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