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中的三大恶霸分别是谁?

一是开肉铺的（镇关西），被（鲁智深）当街所杀；

一是开酒铺的（蒋门神），被（武松）所杀；

一是开生药铺的（西门庆），被（武松）所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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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水浒传那些事：

清代顺治年间苏州大才子金圣叹罹祸被杀，直接原因是作为生员的他，充当了民间意见领袖的角色，在顺治驾崩后的国丧期内，组织地方士民去孔庙哭灵，抗议地方官对苏州百姓的盘剥。用血腥手段平定江南的清朝统治者对这种有胆有识有强大动员能力的汉族读书人，决不会手软。杀金圣叹乃是恐吓天下士子，自此，江南士气黯然收场。

金圣叹走到这一步，也可以说是性格使然。他对《水浒传》的精彩批点充分显示了他的性格与胆识。他认为一百单八将“不得已而尽入于水泊”是“乱自上作”，肯定了梁山水泊好汉的反抗。

《水浒传》全名为《忠义水浒传》，小说取材于北宋末年北方一场规模并不大的底层民众起义。元末明初，天下大乱，各地底层民众纷纷揭竿而起，反抗蒙元统治，梁山水泊众多好汉的故事迎合了这样的社会背景，在民众中间广为流传，并不断地被加工，人物与故事越来越丰盈。施耐庵对这些流传于民间的故事进行整理和再加工，创作了一部完整的《忠义水浒传》。作为一位士大夫，施耐庵对梁山人造反故事的处理是非常讲究政治的。“水浒传”前冠以“忠义”二字，宋江等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主张，宋江造反的目的是为了招安，招安后受朝廷派遣征辽、征方腊。这些都是施耐庵“政治正确”的体现，如此，这部书才可能印行。

而金圣叹则不然，他腰斩了《水浒传》，把受招安、征辽、镇压方腊等回目全部砍掉。而且他在批点文字中，高度褒扬了反抗性强的鲁智深、武松、李逵诸人，处处贬损以造反为手段目的为受招安而做大官的宋江、戴宗诸人。如此，腰斩后的《水浒传》只剩下造反的故事了，全书凸显的主题成了“造反有理，招安有罪”了，完全没有了忠于朝廷的“政治正确性”。

尽管施耐庵针对统治者，给《水浒传》留下了一个光明的尾巴，宋江诸人受招安的结局，一定程度淡化了统治者对这部书的反感。但毕竟读者看重的是生动曲折的故事和活灵活现的人物。《水浒传》处处生动地描写了官员的贪婪残酷，下层人走投无路的反抗，也在许多细节上渲染了反抗行动的暴力和血腥。就如《金瓶梅》这类小说，主旨是以西门庆纵欲而死的下场宣扬淫荡无好报的因果，但具体场景描写过于露骨。因此，《水浒传》从成书伊始，就不招统治者待见，在不同时代被列入禁书名单。

朱元璋以造反起家的，建立明朝的功勋集团不过是成功的梁山水泊一百单八将。但屁股决定脑袋，造反者在反抗暴政时，秉持的是“造反有理”理念，梁山水泊的故事应该曾激励着元末大大小小的造反者——包括朱元璋和他的部下。一旦造反者打下江山坐了龙廷，就得防备别人造反，宣传的则是“造反有罪”了。

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时，《水浒传》成书不久，流传还不算很广，屡兴“文字狱”的太祖没有就这部书下过禁令。朱元璋死后，明朝处于上升阶段，国力和民生状况都不错，社会矛盾没有那样剧烈，明朝统治的道义合法性还比较充足，因此，《水浒传》的传播没有受到官府大规模的干预，甚至一些士大夫非常推崇这部奇书。明代学者胡应麟说，“今世人耽嗜《水浒传》，至缙绅文士亦间有好之者”。“嘉（靖）隆（庆）间一巨公案头无他书，仅左置《南华经》，右置《水浒传》各一部”。《水浒传》从嘉靖到崇祯一百多年间，刊印了31次。而到了崇祯朝，社会背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明朝统治者面临着元末蒙古统治者的相同危局，大明国遍地烽火，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纷纷起事，更有山东李青山在梁山故地聚众造反，明朝社稷危若累卵。《水浒传》此时变成了统治者眼中最不合时宜的一部书。

崇祯十五年四月，刑科左给事中左懋第向皇帝上书，请求朝廷颁令焚毁《水浒传》。崇祯皇帝从其意，下旨“着地方官设法清察本内，严禁《（水）浒传》”。这是《水浒传》问世后第一次遭到最高统治者的禁毁。

满清入主中原后，作为一个异族统治者，清王室是在明朝内部起义军和官军内斗两败俱伤而得渔翁之利的，他对底层的造反更为警惕。所以，满清统治者进了紫禁城不久，就开始大规模禁书。康熙在位61年，5次下旨禁“淫邪”之书。雍正、乾隆继承且强化了这一政策。有意思的是，朝廷禁书，首先打的是“扫黄”的旗号，要求禁毁那些“宣淫诲诈，备极秽亵，污人耳目”的小说，渐渐地，“扫黄”扩大到“打非”，《水浒传》这类宣扬暴力反抗的书列入禁毁之列。乾隆十八年，上谕第一次点名批判《水浒传》，禁止将《水浒传》翻译成满文——可见当时《水浒传》之流行。第二年，福建道监察御史胡定在上奏中翻出九十多年前被杀的金圣叹“妄加赞美”《水浒传》的旧事，更把这部书定性为“实为教诱犯法之书也”。皇帝准其奏议，下旨曰“《水浒传》一书，应饬直省督抚学政，行令地方官，一体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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