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诗的文意解读

谈中国诗的文意解读 1.理解钱氏的通

作为学者散文的一家,钱钟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袁良骏《战时学者散文三大家:梁实秋、钱钟书、王了一》(北社会科学199801)认为学者散文主要不是用来表情,而是用来达意。学者散文主要是以理服人,以知启人。第二个主要特点是它的极强的逻辑性。它要靠分析、判断、推理、论证来达到服人、启人的目的。它之所以不是论文而是散文,乃在于它之说理议论不是枯燥的三段论法,而是艺术的谈笑风生。所以,学者散文的第三个特点是幽默风趣,甚至机趣横生,让人忍俊不禁甚至大笑捧腹。学者散文往往自称或被称为小品文,正因为它的幽默风趣使然。这种幽默风趣,是知者的幽默,知者的风趣,品味比较高雅,绝无那种插科打诨的俗气。以上的三个特点,正是学者散文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它区别于一般散文的根本之点。

傅德岷《世纪之交:中国散文的风景》(当代文坛199704)说,学者散文有着丰厚的学识、卓越的识见、高超的文字功底。这类散文熔历史、哲学、音乐、艺术等各方面的知识于一炉,但又不是“掉书袋”,而是把典故资料融于行文之中,文采斐然,深沉凝重,具有厚重的文化意识和深邃的历史感。并且学者散文还具有强烈的思辨色彩。即用现代眼光、现代观念、现代意识去追溯历史文化的足迹,思考当今,从而提出醒世警人的见解来。

如果我们用以上的观点来评述钱钟书的《谈中国诗》,那是最恰当不过的,可以说,钱氏散文对于以上的每一条都十分符合。对于这样的特点,我们给他概括了一个“通”字。一是通古今。二是通中外。三是通学理。

(1)通古今。从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到,钱钟书的视野是十分开阔的。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中国诗人成长的特点,中国诗的本质特征,中国诗人心目中的诗是什么,中国诗人是怎样写诗的等等问题,钱钟书都明了于心,充分显示出一位大学者的文化素养。

如关于诗的历史,钱钟书的看法与其他人就不同。他认为中国没有史诗,而戏剧诗产生远在最完美的抒情诗以后。纯粹的抒情诗的精髓和峰极,在中国诗里出现得异常之早。对于这样的结论,如果没有对中国诗相当熟稔,那是不可能的。

谈到中国诗的深厚意韵之时,钱钟书引了“此时无声胜有声”,“解识无声弦指妙”,“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淡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等语(前后引文在16条)加以证明。

而在谈到中国诗的表达方式时,钱钟书也是信手挥出,“壮士皆尽死,余人安在哉”;“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人谁在”;“同来玩月人何在,风景依稀似去年”;“春去也,人何处;人去也,春何处”。象这样的例子文中还有很多。

(2)通中外。

钱钟书在中国近代学人中,对于中西文化了解最为透彻的一个人。有人称之为文化昆仑,恐怕原因即在于此。从此文中,我们也可一斑。在这篇文章里,作者站在历史和文化的高度,自由地驾驭着中外古今的一切文史资料。下面我们仅以引用外国的文史资料为例:

1)具有文学良心和鉴别力的人……他会牢记诗人勃莱克快语:“作概论就是傻瓜”(英一次)

2)他不能对整个本国诗尽职,因为他没法“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有居高临远的观点。(拉丁一次)

3)中国没有史诗,中国人缺乏伏尔泰所谓“史诗头脑”。(法一次)

4)梵文的《百喻经》说一个印度愚人要住三层楼而不许匠人造底下两层,中国的艺术和思想体构,往往是飘飘凌云的空中楼阁。(印一次)

5)贵国爱伦·坡主张诗的篇幅愈短愈妙。(美一次)

6)比了西洋的中篇诗,中国长诗也只是声韵里而的轻鸢剪掠。(英一次)

7)外国的短诗贵乎尖刻斩截。中国诗人要使你从“易尽”里望见了“无垠”。(英一次)

8)用最精细的确定的形式来逗出不可名言、难于凑泊的境界,恰符合魏尔兰论诗的条件。(法一次)

9)西洋中世纪拉丁诗里有个“何处是”的公式,来慨叹死亡的不绕恕人。英、法、德.意、俄、捷克各国诗都利用过这个公式,而最妙的,莫如维荣的《古美人歌》(英、法、德.意、俄、捷克各一次)

10)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里的公爵也许要说。(英一次)

11)中国诗人呢,他们都像拜伦《哀希腊》般的问。(英一次)

12)西洋诗的音调像乐团合奏,而中国诗的音调比较单薄,只吹着芦管。(英一次)

13)法国诗调就比不上英国和德国诗调雄厚,而英国和德国诗调比了拉丁诗调的沉重,又见得轻了。我们最豪放的狂歌比了你们的还是斯文;中国诗人狂得不过有凌风出尘的仙意。你们的诗人狂起来可了不得!有拔木转石的兽力和惊天动地的神威,中国诗绝不是贵国惠特曼所谓“野蛮犬吠”,而是文明人话,并且是谈话,不是演讲,像良心的声音又静又细。(英、德、法、美各一次)

14)中国社交诗特别多,宗教诗几乎没有,如是而已。(拉丁一次)

15)不过自从罗马霍瑞斯《讽训集》卷二第六首以后,跟中国田园诗同一型式的作品,在西洋诗卓然自成会风。(意一次)

16)我试举两首极普通的外国诗来比,第一是格雷《墓地哀歌》的两节。(英一次)

17)第二首是歌德《漫游者的夜歌》。(德一次)

18)斯屈莱欠就说中国诗的安静使他联想起魏尔兰的作风。(英一次)

19)贵国爱·伦坡的诗法所产生的纯粹诗我们诗里几千年前就有了。(美一次)

20)希腊神秘学家早说,人生不过是有家居,出门,回家。(希一次)

从这些引文里我们不难了解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钱钟书了。

(3)通学理。

所谓通学理,是指钱钟书对于所涉比较文学有着精深的学养,且他能把高深的问题通过浅豁的语言达传输给读者(听众),做到雅俗兼容,雅而不奥,俗而不庸。而他所阐述的每一个道理都是言之有据的。全文要向外国人介绍中国诗的特点,他不是生硬地提出几条干巴巴的理论,而是深入浅出,运用各种可能的比拟(诗与画与音乐与故事与传说与寓言等等),把读者引入他的论述之中。如开篇就合情合理地告诉读者,要评价一个诗人或评价一个国家的诗,必须用比较、联系的观点。且要具有像严正的科学家一样的精神,避免泛论概论这类高帽子空头大话。为了论述这一道理,钱钟书进行了中外古今的对比。最后得出结论“中国诗里有所谓‘西洋的’品质,西洋诗里也有所谓‘中国的’成分。在我们儿是零碎的,薄弱的,到你们那儿发展得明朗圆满。反过来也是一样。”这一结论既合情合理又显得周密严谨。 在行文布局上,《谈中国诗》也可谓别具一格。其主要特点是以综合为纲,以比较为网,中外相容,古今兼顾,且处处都设机巧,让读者回味无穷。

比如要回答“什么是中国诗的一般印象呢?”这一问题,钱钟书巧妙地设下了一个陷阱。他告诉我们,要用这样的问题来提问是不合适的。只有在具有居高临远的观点和将中外诗进行对比的情况下才能作出合理的结论。并且告诉读者,这种方法即是比较文学的方法。全文就这么几个字,但已经把作者的根本观点和原则交待清楚了。以下的每一个论述几乎都包藏着对比与综合。

如中国诗的发展史问题,就由伏尔泰所引出。然而又与之相异。

谈中国诗的篇幅,则以爱伦·坡立论。不仅指出了中国诗的特点及其原因,还指出了中国诗的特殊之处:简短的诗可以有悠远意味,收缩并不妨碍延长,仿佛我们要看得远些,每把眉眼颦蹙。中国诗人要使你从“易尽”里望见了“无垠”。

在谈中国诗的意韵和特殊表达方式时,又从魏尔兰、济慈、维荣、莎士比亚、拜伦等外国诗人看出了他们的一致之处。

而其结尾更是深蕴无穷。如上文已经将中国诗的有关问题作了交待。结尾应该作出结论了,作者却暗示说,中国诗不过就是中国诗罢了。好是自然的好,但这是要根据不同的人而言的,如果你对它了解得越深,那么它的优点就越突出。反之,如果你并不打算了解它,那么,它也就公说公有理了。就好像人们对待巴儿狗一样。巧的是,作者这里还隐含着对那些持论不周,而又不学无术的人。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回到诗的本身。如果你不信这一套,就让哈巴狗来咬你。让“这只在西洋就充中国而在中国又算西洋的小畜生,该磨快牙齿,咬那些谈中西本位文化的人”。其中最重要的又是只有把中国诗放在一个对比的天平上才能得出公正的结论。这样又回到了文章的开头。

有人指出,钱钟书的“引文虽多,却并不因此使人感到有里斯多德所称优美散文当备的‘首、腹、尾’一气相连的有机整体之生命感。此中的真谛,据我想来,不外有二。一为钱钟书继承了中国传统学者作文的‘家法’,二为钱钟书有极高的语言敏感,故所引诗文一般均系并不为人熟知而富有独特之美的佳句,再参之以作者本人议论的奇警,引文遂与议论交相辉映、珠联璧合矣。”(胡河清《钱钟书文章之美发微》《中文自修》91/02)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 钱钟书语言之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此文也不例外。本来这是一篇理论性很强的演讲辞,但经过作者一番巧妙安排,却不乏多姿多彩。而这一特点的构成乃是由钱氏的比喻得来的。

比如为了说明评论家对于评论的对象要严肃认真,作者写到“具有文学良心和鉴别力的人像严正的科学家一样,避免泛论概论这类高帽子空头大话。”只“文学良心和鉴别力”“像严正的科学家一样”就足以把作者的认为的重要性展现出来了。

为了说明中国诗的发展规律,作者用中国画的发展作了相应的类喻。“譬如中国绘画里,客观写真的技术还未发达,而早已有‘印象派’、‘后印象派’那种‘纯粹画’的作风”。可谓一语道破天机。而对于这种发展的超常状态,钱钟书一个百喻经的妙喻就解决了大问题。

为了说明中国的诗歌之短,作者用了一西方的短语“轻鸢剪掠”。这个比喻用得轻巧自在。

“假如鞋子形成了脚,脚也形成了鞋子;诗体也许正是诗心的产物,适配诗心的需要。比着西洋的诗人,中国诗人只能算是樱桃核跟二寸象牙方块的雕刻者。不过,简短的诗可以有悠远意味,收缩并不妨碍延长,仿佛我们要看得远些,每把眉眼颦蹙。”这个比喻说明的道理更是深刻。相比之“中国诗为了表达的需要选择了它的诗体,而这种诗体与它的表达无疑又是紧密相关的”,哪个更为生动,不言而喻。

其他如把中国诗的“比重”比喻为“好比蛛丝网之于钢丝网”,“只吹着芦管”。把中国诗的狂放比喻为“文明人话,并且是谈话,不是演讲,像良心的声音又静又细——但有良心的人全听得见”,都极具魅力。

此外如“让西洋花点子哈巴狗儿磨快牙齿,咬那些谈中西本位文化的人”。“不可轻信本店十大特色那种商业广告的当”。“我们一切情感、理智和意志上的追求或企图不过是灵魂的思家病,想找着一个人,一件事物,一处地位,容许我们的身心在这茫茫漠漠的世界里有个安顿归宿,仿佛病人上了床,浪荡子回到家。出门旅行,目的还是要回家,否则不必牢记着旅途的印象”。“研究我们的诗准使诸位对本国的诗有更高的领会,正像诸位在中国的小住能增加诸位对本国的爱恋,觉得甜蜜的家乡因远征增添了甜蜜”等等,无不惊警动人。阅读中要细细品味。

此文开篇取其大意,卒章显其精神,中间横加铺排,一以贯之,形成一个整体。

1.首段自“什么是中国诗的一般印象呢?”至“这立场是比较文学的”。交待作者论诗的根本立场。

作者认为评论中国诗必须要全面了解诗人,用具体的事实作证据。并且必须在相对比的前提下才能作出结论,也就是说必须用比较文学的观点来对待。“一个只读中国诗的人决不会发生这个问题。他能辨别,他不能这样笼统地概括。他要把每个诗人的特殊、个独的美一一分辨出来。”作者认为,评价一个中国诗人,单以一两句话来下结论是不一定恰当的。他必须要“像严正的科学家一样,避免泛论概论这类高帽子空头大话。”只有这样,那才是真正具有文学的良心,具有适合评判文学作品的能力。反之,如果不能“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具有“居高临远的观点”,那么所下结论就不一定合适。

2.本段自“据有几个文学史家的意见”至“中国的艺术和思想体构……流毒无穷地聪明”。从整体上论述了中国诗的一般发展特点及其规律。

根据一般的说法,诗的发展是按史诗-戏剧诗-抒情诗的顺序进行的,而作者认为,中国诗的发展特点刚好与此相反,是按抒情诗―戏剧诗-史诗的顺序而进行:“中国没有史诗,中国人缺乏伏尔泰所谓“史诗头脑”,中国最好的戏剧诗,产生远在最完美的抒情诗以后。纯粹的抒情诗的精髓和峰极,在中国诗里出现得异常之早。所以中国诗是早熟的。”而“早熟的代价是早衰”。所以“中国诗一蹴而至最高的境界,以后就缺乏变化”。其总体特点是“中国的艺术和思想体构,往往是飘飘凌云的空中楼阁”。

3.本段自“贵国爱伦·坡主张诗的篇幅愈短愈妙”至“我在别处也曾详细说明贵国爱·伦坡的诗法所产生的纯粹诗我们诗里几千年前就有了”。重点论述中国诗的各个特点。

(1)(自“贵国爱伦·坡主张诗的篇幅愈短愈妙”至“中国诗人要使你从‘易尽’里望见了“无垠”)此段从诗的篇幅上进行论述:中国诗的特点就是短,它形成的原因则是由于韵律的要求。

根据爱伦·坡的说法,“最长的诗不能需要半点钟以上的阅读”。钱钟书是支持爱氏的说法的,但他只是针对外国诗而言。而中国诗在这方面的特点则更加突出:中国诗仿佛是“文艺欣赏里的闪电战,平均不过二三分钟。比了西洋的中篇诗,中国长诗也只是声韵里而的轻鸢剪掠”。而造成的原因则是“一篇诗里不许一字两次押韵的禁律限止了中国诗的篇幅”。

(2)(“一位中国诗人说”至“深挚于涕泪和叹息的静默”)此段论述中国诗的意韵之美“言有尽而意无穷”,且富于暗示。

在上文论述了中国诗篇幅的基础上,作者笔锋一转,将短小而精悍的中国诗话题提了出来。作者指出外国诗人论诗的观点正好与中国诗人论诗的观点相同,外国人说“空泛联结着确切”与中国人说“言有尽而意无穷”,“状难写之景于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正好一样。而它们又恰恰都具有“一般西洋读者所认为中国诗的特征:富于暗示”。展示出“此时无声胜有声”,“解识无声弦指妙”的优越性来。乃至于达到“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淡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的境界,给人以无穷的回味。

(3)(自“西洋读者也觉得中国诗笔力轻淡”至“纯粹诗,我们诗里几千年前就有了”)此段通过对比的方式具体论述中国诗的风格:“中国诗笔力轻淡,词气安和”;“比重”“低于西洋诗”;“而中国诗的音调比较单薄,只吹着芦管”(西洋诗的音调像乐团合奏)。其原因则是“跟语言的本质有关”。并且与中国人的气质追求有关:“中国古诗人对于叫嚣和呐喊素来视为低品”。“中国诗……是文明人话,并且是谈话,不是演讲,像良心的声音又静又细”。而这一点,似乎中西方都相若。“中国诗跟西洋诗在内容上无甚差异”,如果说有差异,则是“中国社交诗特别多,宗教诗几乎没有,如是而已”。

(4)(本段自“所以,你们讲,中国诗……”至“研究我们的诗准使诸位……觉得甜蜜的家乡因远征增添了甜蜜”)论说中国诗的总体特色。并且启示人们,论诗必须据本国文化根基而加以论述。只有这样才全面科学。作者是赞同美国人的看法的,即“中国诗并没有特特别别‘中国’的地方”。如果要说不同,那就是“中国诗只是诗,它该是诗,比它是‘中国的’更重要”。只不过是称号不同而已。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更应该有一种全面的宏观的观点,而不是片面地看待它。既不要轻信也不要夸饰,而是保持诗的本色。只有找到了诗的本质,才能更加清楚地了解诗的含义。同时也暗示作者的观点,他是喜欢中国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