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第七天》里的话和新闻里的话有什么区别?

话语通常是指用于建构知识领域和社会实践的言语方式。在这里,话语不仅反映和描述了文学本身和社会本质,而且“构成”了社会与文学的实质关系。通常,小说语篇属于知识领域,而新闻语篇属于社会实践领域。

余华用了两个语言例子:“一个人从高楼上跳下来”和“那个从高楼上跳下来自杀的人,他的牛仔裤由于猛烈的撞击而被撕裂”,来区分现实事件和文学语言现实。前者只是使现实事件进入了语言的叙事系统,进入了社会实践领域,成为一种具有实际传播功能的一般话语。后者把一般陈述变成了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学话语,进入了知识文学领域。

毫无疑问,第七天取代了这两种话语,说明市场逻辑和新闻规则消解了文学的自主性。小说话语与新闻话语的无限接近,大大降低了审美话语所要求的距离感,导致艺术原则的淡化。

写吴超的《蜗居地下室等待匹配结果》,余华的笔法很内敛简洁,类似新闻话语的维度,是“零情绪”的间接表达

吴超先“上交了身份证”,“签了协议”...然后去了地下室。“有人每天送两次便宜的香烟和饭菜”,“没有桌子和椅子”...余华主要用了一种线描手法,详细描述了卖肾的过程。各种动词和名词占据了主要的空间,整个话语体系显得特别清晰水润。在习惯了被浓烈的花言巧语和重口味灌溉的读者眼里,

然而,在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和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余华小说第七天研讨会上,余华亲自为自己新小说的语言辩护:“有人说语言苍白,语言枯燥,语言平淡如水。真的没想到语言会被骂,因为我对这部小说的语言很讲究,反复修改,尤其是到了一个学校。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大部分情节看似干净冷漠,但却不自觉地透露出余华续写温情台词的潜在功力。《卖肾》结尾,叙事语言曲折,弥漫着淡淡的伤感和温暖。“那些地下邻居来看望他,并给他送去一些食物...几个邻居说要送他去医院……”昏迷中醒来的吴超口口声声说听到了“鸟叫声”,那是他幻想希望的体现和象征。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新闻话语体系面临着新的变化。新闻不断受到类似小说的私人话语的侵蚀,正式和非正式话语体系的鸿沟被大众传媒填补,表现为严肃新闻的娱乐化、碎片化和肤浅化。

私人情感叙事模式不断取代国家和民族的宏大叙事。卖肾的写作,是底层新闻折射出的文学缩影。《初七》的话语凸显了新闻话语所追求的现场感,余华勾勒了一个年轻人为爱卖肾而死的悲壮画面。如今,在丰富的新闻文化领域,谁也不能保证在新闻中蒙混过关。

现在的问题不是新世纪的小说是否涉及到现实的某一面,是否传达出它的场景感,而是更满足于从某一特定阶层的模糊立场来描述当地的生活场景,更满足于按照现实生活的逻辑,以新闻化、功利化的方式“再现”生活。事实上,当小说融入如此密集的社会新闻时,公共话语与私人话语的二元对立就被消解和弱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