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隆河战役的战后余波

此战所至的结果对于各方的影响甚大。清军方面：原湘淮军将领之间颇有芥蒂，湘军中战力最为强悍的是霆军，淮军诸营自程学启战亡后，铭军跃为劲旅。自淮军郭、张部相继败北，鲍超甚为轻视淮军，他“自谓宿将，自剿灭长毛以来战功最多。刘省三后起，战绩不如霆军远甚，乃亦比肩为一军总统？！”刘铭传自负“才气无双，不居人下”，认为“鲍春霆有勇无谋，仅偏裨之才，唯靠胡、曾所护至此耳，闻其名出己上，心尤不甘！”战前，刘铭传召集众将计议：“度我军之力可以破贼，若会合霆军而获捷，霆军必居首功，人亦谓我因人成事，不如先一时出师，待歼此寇，使彼来观，亦当服我铭军之能战也。”正是因为刘铭传要争首功，遂使赖文光的激将法成功。刘铭传的战术指挥确实不怎么样，自以为是，分兵多路，后路空虚，一见东捻军分兵包抄后路，又慌不择路，再次分兵回援，削弱前军实力。鲍超虽是一赳赳武夫，却进退有据，虽也是三路对阵，但是每路又加强了接应部队，以防护侧翼的安全。一旦接敌，也非全是逞血气之勇，采用洋式枪炮以挫东捻之气势。加强两翼的攻势，以收钳型攻势之效。结果铭军惨败，霆军大胜。战后鲍超派人押着铭军失去的辎重和两千多被救出的兵士外加上在战场上拣到的刘铭传的顶戴送还到铭军大营，以此羞辱刘铭传。又致函李鸿章：“省三殉矣。省三得头品顶戴，穿珊瑚细珠为帽结以示异于众，今获于贼手，其殆死乎？”给了淮军系统很大的难堪。刘铭传大丢面子，恼羞成怒，耍起无赖本色。一面参劾本家族侄、左营统领刘盛藻轻敌浪战，以示自己“大公无私”；一面倒打一耙，报称鲍超违约误期，将战败的责任转嫁他人。李鸿章也因鲍超致函羞辱淮系之故，加之有意袒护刘铭传。按刘所报上奏，以至于清廷严旨斥责鲍超：“误由鲍超未照约会分路进剿，致令刘铭传骇退挫败，鲍超更不得辞咎”。鲍超原以为“功高，冀邀褒奖为荣”，根本没想到会受此严责。因此抑郁成疾，心灰意冷，回乡养病。霆军也被编遣，所部32营只留14营，由唐仁廉统带，纳入淮军体系。从此，湘系日趋衰落，淮系蒸蒸日上。

东捻军自罗家集、杨家河之战后，军势大振，只待尹隆河一战功成，即可抢渡汉水、实行入川复国的战略大计。同时，1月23日，西捻军于陕西临潼十里坡设伏，大败陕西清军主力。阵斩记名提督肖德扬、杨得胜、肖集山、肖长青以下3000余人，收降数千人，清廷方面“丧兵过万，镇帅阵亡，全陕震动”。西捻军也有“至汉中过年，明春入蜀之说”。虽说东西捻军情况互不通晓，但是对于清廷方面的平捻战略全局的威胁却是显而易见。东捻军方面最初利用湘淮军将领之间的矛盾定计成功，诱使刘铭传轻率出战。赖文光自请将所部防堵霆军，以使湘淮军两不相顾。但魏王李蕴泰等捻军首领却持异议：“分兵则军单，不如合军破刘妖，后再破鲍妖之为稳健”，赖文光不能为主，只能从此议。同时，在连败郭松林、张树珊部之后，以为湘淮军各部战斗力不过如此，产生了轻敌思想。当霆军进入战场之后，未作周密安排，不顾作战疲劳，只凭血气之勇仓促反击，想一下子将两股强敌全部消灭。一旦前锋受挫，军中情绪立刻“惶恐”，不能坚持稳步后退，以致转为溃败。2月21日夜间，鲍超率谭胜达、唐仁廉、杨德琛、总兵陈由立等部在钟祥丰乐河设伏再次击败东捻军，东捻军朝将顾宗荣等6000余人战死，4000余人被俘。霆军损失也很大，总兵章茂、金明亮、副将杨明德、汤顺、黄仙芝、黄光立、谢九和、参将贺高志、黄起胜、游击范全福、刘开胜等将校阵亡。此后，东捻军于鄂豫皖地区反复盘旋。虽然于3月23日在湖北蕲水六神港至溪潭坳之间利用大雾天气诱使轻敌浪战的湘军彭毓橘部13营人马进入泥沼地带，一战聚歼，阵斩有“每战当先，最为奋勇，忠勇性成，勋劳卓著”之称的彭毓橘及其以下官兵3000余人。然而始终不能摆脱清军各部的围追堵截，清军守御各部利用地利堵击，游击之师来回接应。东捻军多次抢渡汉水未成，进军川陕的战略计划不能实现，连日不断的机动和苦战也使东捻军疲惫不堪。5月14日设伏击败总兵杨鼎勋部，接着次日即被恢复元气的铭军击败。转战至5月下旬，东捻军因补给不济，又加山东等地反清武装相召，遂放弃进入川陕计划，转而东向胶莱进军，以求觅粮就食。进入三面环海、一面阻河的绝地，自此走向了覆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