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一种探索，一种越界，一种出走。

《十八岁出门远行》，一篇被作为课内阅读材料的超短篇小说。其篇幅之短，甚至没有一本单独出版的书目，只能被收入更大的余华选集当中。但就是这样一篇短短的小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如小说的标题和主题一样，出走。

这篇小说的第一种出走便是文章写作风格上对传统小说叙事时间线和逻辑的出走。初读文章，就能感受到明显的思维的跳跃性：时间、空间在文字中并不是线性前进、展开的，而是如一张纸被折起来一般折跃。作者的位置、所处的环境和正在做的事毫无征兆地反复切换，用更形象、更贴切的话来说，这篇文章更像是对一场梦的直接文字记录。这种不同寻常的叙述方式，构成了其的第一种出走。

而第二种，也是更为核心、深入的出走则是作者精神上对传统价值与意义的出走。这种出走在文章写成的改革开放初期，得到了许多年轻人的相应，与几十年前五四运动中年轻人的运动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五四”的“出走”是为了与政治相拥，青年通过“出走”积极投身各种社会运动，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那么80年代的“远行”则却是反向行进，80年代的国家逐渐从“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个人也逐渐从政治的高压状态下解放出来。为了与无处不在的“政治”决裂，年轻人们渴望通过“远行”的方式让生活和理想远离政治，回到个人的本身。

其实，我多少感受到这篇文章中各种角色对现实社会和政治的隐喻。故事中抢苹果的事件多多少少象征着80年代混乱而奔放的社会治安；而今天联系改革开放与“出走”，才发现故事中让“我”出走的“父亲”则多少比喻着国家——一个长期以来被当作父亲拟人化处理、在我国也多多少少有些家长式治理的政治实体，而“让我去远行”则像是改革开放以来对文艺审查的松绑。

对于现实，出走的意味是十分暧昧的。它不是坚定的反抗，是离开一个地方到另外的地方，没有特定的目的地：它强调的是离开。这可以看成是对现实生活的逃避，对未知世界的探索。

所以，哪怕“我”的“远行”是父亲认可的，“我”也依然“像一匹兴高采烈的马一样欢快地奔跑了起来。”虽然“我”抱着对这个未知世界的善意和热情，但最后却又发现讲道理的秩序被打破，愤怒成为一种无用的情绪，每个人都追求利益和实用性。在“吃一堑长一智”的思想里，“我”也变得尖锐、刻薄、好斗，在人与人之间的恶意中变得遍体鳞伤，最后只能缩在同样遍体鳞伤的找到了些许的安慰。当“我”回忆起这个出门的遭遇，却是用“晴朗温和”、“阳光非常美丽”、“高高兴兴”这些温暖的字眼来形容，只剩下深深的讽刺。这便是文章的第三类出走，它用荒诞的笔触将社会讽刺得淋漓尽致。

这就是《十八岁出门远行》，它是一种探索，一种越界，一种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