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靖

若汉灵帝重用曹操，那东汉是不是就不会灭亡？党锢之祸，世族利益

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官员成瑨、翟超等联合检举宦官，汉恒帝将李膺、杜密、陈翔等数百人囚禁拷打，涉案者终身罢黜不得为官；

东汉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外戚窦武想铲除宦官，宦官率先发动政变，将窦氏门生故吏皆免官禁锢；接近的时间与反对宦官专权，并造成士族学者遭受迫害，统称为“党锢之祸”。

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宦官反击理由是"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宦官所列罪名看似轻微，但在汉末复杂的朝局下，足以令士大夫阶层惨败。

东汉后期皇权削弱，世族豪强亦受到波及，士大夫阶层迅速崛起，抨击朝政贬损世族豪强，蚕食世族的既得利益，世族遏制士大夫缔结党羽，遂加入到宦官的阵营内，皇权与宦官成为“党锢之祸”执行者，东汉世族豪强才是真正的推手。

两次党锢之祸，至汉灵帝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延续长达23年时间，不涉及家眷的情况下，牵连士大夫仅千人，且以言官和学士为主，东汉吏治体系能够填补，不伤及东汉王朝的根基，无非是贫寒士子在陈蕃与窦武被平反后，感怀“党锢”遭遇宣泄情感。

北宋著名的政治家与史学家司马光，《资治通鉴》评价“党人生昏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践虎狼之属，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对汉末士大夫阶层充满蔑视，也代表切身利益的世族观点。

东汉宦官问题由汉章帝刘炟留下隐患，其纵容外戚窦氏与梁氏专权，汉和帝用宦官夺权并掌控朝局，从此皇权受到外戚、宦官与世族轮流削弱，东汉王朝就此走向衰落。

东汉恒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授命宦官卖官鬻爵，却有着汉恒帝三点布局：

第一，西北羌族起义，减免公卿俸禄仍难补救，盘剥底层民众耗时过久，唯有世族掌握土地和财富，短时间拿出大量的资财；

第二，朝堂世族把持，诛灭梁冀后官职缺额，汉恒帝初掌朝政难以权衡，用竞价方式售卖官职爵位，世族有微词却不涉皇权；

第三，培植亲信势力，强化皇权与世族的合作，使世族真正为皇权服务，皇权则成为世族坚强庇护，东汉王朝实现稳固恢复。

基于利益关联的“党锢之祸”，汉恒帝与世族合力打压士大夫，汉恒帝实现皇权的短暂崛起，却随着官僚体系的膨胀与吏治的腐败而走向不可控。

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外戚窦氏拥立年仅十二岁的刘宏为帝，窦武想操控皇帝诛灭宦官，整顿吏治遏制世族，初衷很好却触犯大忌。

窦武为大将军、窦机官拜侍中、窦靖掌管羽林左骑、窦绍被封为侯等，窦氏权倾朝野，却在诛杀宦官犹疑难断，被宦官纠集力量所诛杀，导致第二次“党锢”。

这段时间汉灵帝刘宏，常去性情暴躁的窦太后处，为其祝寿并增加供养资俸，即便宦官们费心迎合，但汉灵帝刘宏仍感到陌生，更畏惧他们背后掌握的权势，直到生母董太后信任宦官，汉灵帝刘宏对宦官的态度也发生转变。

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爆发“黄巾之乱”，通常被称作“东汉王朝瓦解的诱因”，但事实上“黄巾之乱”也是东汉复兴的契机。

东汉后期灾祸连年，政府救援不及民众怨声载道，张角“太平道”迅速在河北传播，潜心十余年筹划武装起义，因叛徒告密而提前爆发，黄巾军虽仓促起义，但各州郡亦未做防备，仅月余时间战火便席卷七州二十八郡。

东汉王朝迅速做出应对，以何进为大将军镇守京师，京师稳则天下安，清查黄巾军在京师奸细；函谷关、孟津等关隘设置都尉驻防，使黄巾军各部难以汇集，东汉王朝得以逐个击破；各州郡招募义军剿灭黄巾军，诸如孙坚、刘备、关羽等英杰涌现；汉王朝的应对毫无破绽。

五月，皇甫嵩长社火烧黄巾军斩杀数万，卢植压制张角于广宗县城，六月，秦颉斩杀起义军首领张曼成，朱儁攻破宛城平定汝南与颍川，八月张角病逝，皇甫嵩攻破广宗，张梁战死黄巾军损失数万，十一月，张宝为部将严政刺杀，皇甫嵩俘杀十余万人。

张氏兄弟引领的“黄巾之乱”，至中平元年十一月落下帷幕，所谓延续至中平五年(公元188年)，黄巾军余部丧尸攻克郡城能力，远无法威胁到东汉王朝的稳定。

九个月时间伤亡数百万，损失财物更加不计其数，从国家与民族角度是损失，但对汉灵帝而言，全面掌控朝政与军事，赢得地方将领支持，减缓民众土地压力，汉灵帝重塑皇权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