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小说的标志性表达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世纪,中篇小说的现实关怀不仅一如既往,而且更加理性和深刻。很多作品直面物质主义、道德裂变等突出问题,特别关注弱势群体和民生。比如教师廉洁,钓鱼过程,贪腐指南,救灾,民选,沉默权,北京的候鸟,傻女人香,阿云,奔跑的火光霓虹等等。《谁拥有了一个女孩的成长》、《生活秀》、《玉米》、《坏分子张守新和李普》、《飞天女侠》、《麻鞋山庄的两个女人》、《契约婚姻》和《垃圾》等。,也从不同角度描绘了中国当代社会复杂多变的生存景观和精神状态。中篇小说创作中张扬的现实主义也给了他源源不断的艺术生命力。回顾30年来的中篇小说,虽然在舞台发展上存在各种思想局限,很多价值判断并不总是对的,但很多作品还是表现出了比较厚重的思想文化含量,给读者很多启发和思考。
要看思想文化的历史意义。也就是说要联系时代来检验他的思想是否具有普遍性、深刻性和探索性。比如《人到中年》中陆文婷形象的完美无疑是概念性的,但确实反映了当时中年知识分子的尴尬,引起了很多读者的强烈* * *感。再比如《生活》,有很强的传统乡土意识,但毕竟揭示了城乡差异和道德冲突的重要社会问题,所以引起了广泛争议。《天云山的传说》、《囚徒李铜钟的故事》、《墙下的玉兰》、《风中的泪》、《一个工厂书记的日记》、《山下的花环与飞翔》等。既反思历史,又直面现实,具有突破当时思想禁忌的时代意义,也是需要极大思想勇气的创作。
思想文化内容还体现在对现实的描写上,可以看透现实背后的历史、文化与人性的关系。这个深挖当然更重要。《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远村》、《腊月》、《腊月初一》、《桑树平纪事》、《风景》、《一地鸡毛》、《不谈爱情》、《白色漩涡》、《上台阶》、《市长之死》等名作都以深度挖掘吸引人们的眼球。在这方面,农村题材创作尤为突出。如瑶沟人的梦,黄坡秋景,扶贫,黑子等。,描述了官本位思想和小农意识在当今农村的积累,揭示了“扶富不扶贫”的新问题。梁的《民选与沉默权》、陈的《赈灾》、孙春平的《带着翅膀的流浪》更是震撼地描绘了当下的生活和人物。徐锁荣的《借种》、刘庆邦的《神木》、胡学文的《飞女》和陆金的《小弟弟》都通过现实主义的画面揭示了社会根源和文化心理。这样的深挖是无止境的。
思想文化内容的深刻性,在一些流派的创作中较为常见。如寻根小说《爹地爹地》、《千金千金》、《小》和《棋王》,如地域文化小说《那吾》和《寻画韩》,如新历史小说《灵器》、《红高粱》、《妻妾成群》、《伏羲伏羲》、《预谋杀人》等。一些选材和叙事特别的作品也值得关注。比如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松鸦为何啼叫》《望谷山》《马嘶岭血案》《太平狗》等。,这组具有魔幻现实主义特色的作品,在符号与体验的融合中,揭示了许多文化与人性的联系。阿来的《远方的温泉》也属于一部以特殊方式切入当下生活的有思想的作品。乔叶的《打火机》深入人性和潜意识,独特而深刻。小说一直是文学市场的宠儿。在很多城市的畅销书排行榜上,经常可以看到你眼中的小说。无论他们离经典有多远,无论人们如何批判他们的炒作,很多小说都被媒体大肆宣传,也确实有很多畅销书,有的甚至还没见面就听到了他们的声音。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文学市场化对推动文学发展的积极意义,但哗众取宠的炒作现象确实值得关注。
对于中篇小说来说,很难有这样的市场效应和媒体青睐。在文学出版和媒体关注越来越市场化后,中篇小说的受欢迎程度明显受到影响。除非是年度精品精选、获奖作品集或少数名家作品集,否则中篇小说通常很难出单本,大多只能出现在文学期刊上。即使《中国优秀中篇小说选》《小说月报》《新手选》这种经常有中篇小说的刊物发行量还不错,但出版过很多优秀中篇小说的《收获》《中山》《当代》《十月》《人民文学》《上海文学》等著名文学期刊,读者还是比较多的。中篇小说创作得到整体认可,主要来自批评家和热衷于文学的读者的认可。虽然这种接受效应可能过于文艺或专业,但必须注意的是,它也体现了纯文学的特点和收获。
这一特点和收获无疑对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出版园地和接受效应的文学性很难有市场效应和媒体关注的客观情况,这也促使小说家们在尊重文学规律、追求审美价值、探索叙事艺术等方面付出更多的关注和努力,我们之前的例子和大量没有论述的作品都可以证明中篇小说对文学本身的回归。当然,中篇小说创作的整体稳定性也与此密切相关。我认为文学市场化后,中篇小说的整体创作质量并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有所提高。比如中篇小说,这些年来不仅成为纯文学期刊的重头戏,也有相当多的高品位的成熟作品。
在肯定30年来中篇小说稳步发展的同时,也要看到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比如中篇小说创作在追踪时代的过程中,也存在焦虑心态和视野受限的问题。有些作家对中篇小说的文体特征也不够重视:中篇小说如果写成短篇,就会到处注水;或者把短内容拉成中篇小说,导致结构松散,水分多。这种“文体错位”不仅破坏了中篇小说的文体美,也未能很好地表达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