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为流行的方法是把中国当代文学史划分为

1949年开始当代文学。1949年中华人民***和国成立，结束了屈辱的被奴役的历史，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成为了国家的主人。这个观点之所以被广泛接受是因为我们心中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观念，是因为这个时间点值得每一个中华儿女去铭记。它是对历史事实的一个关照，是文史结合的结论，反映了文学和历史息息相关的关系。

陈老师的分期观点是以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为分界，思考的角度是从文学角度入手的。前些日子有幸回听了陈老师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分期的一堂课，其中提到了有纯粹的文学的历史？比如位列耶鲁四君子的哈罗德·布鲁姆撰写的《西方正典》，以莎士比亚为文学之父展开了西方文学史的论述。这样的思想在近代中国依然有之。何谓当代？当代与现代之分，唐弢（韬）先生1985年说“当代文学不宜写史”，胡适1922年写《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这也是当时的当代文学史，鲁迅赞赏。据文学史家洪子诚先生考证，直到50年代后期，学界的权威机构和批评家还未明确使用“当代文学”这一说法，但相近的概念已经出现，如“新中国文学”、“建国以来的文学”、“社会主义文学”等。这就有确立1949年建国后文学之历史性质的意义。直到1962年，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一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当代文学最早的命名由此产生。当代文学的说法并非是天然形成的，而是经历了学术上的变化。

陈老师之所以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标记为当代文学的开端，是因为《讲话》成为了1942年以来乃至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文艺创作的风向标。此中涉及相对敏感的话题在此不做深入论述，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讲话》唤醒了重温了我们的民族意识，让文艺作品更多地贴近生活，更加通俗化，使之成为传播先进思想和政治正确的重要载体；但我们也要看到其局限性，这样的局限性也刺激了改革开放以后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的出现，王小波、莫言这一类离经叛道的作家出现，丰富了当代文学的内涵，拓宽了当代文学的视野和领域，是较为革命性的。

回归正题，陈老师是从纯文学的角度进行思考的，二者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只是角度不同而已，相对来说陈老师的观点会更加新颖一些。因为在我国的文学史编撰中，很少谈及近代文学，而是直接由古代文学到现代文学了，这应该也是受了西方对历史的划分的影响。现代在英语中是为modern，而当代是为contemporary，也就是说，西方是没有近代这个词语的。在西方思想史研究中，“现代”（modern）一词最早可追溯至中世纪的经院神学，其拉丁词形式是modernus. 解释学家姚森在《美学标准及古代与现代之争的历史反思》一书中对“现代”一词的来历进行了权威性考证，他认为它于10世纪末期首次被使用，用于指称古罗马帝国向基督教世界过渡的时期，目的在于把古代与现代区别开来。

也就是说，西方学者认为古罗马帝国向基督教世界过渡的时期是为现代，但是在我国的历史划分上我们习惯把1840-1949划为中国近代，1949-划为中国现代。朱老师的划分更多的是遵循我国通用的的历史时间划分的时空角度，而陈老师的划分方法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作出这样的划分也是出于对“是否有纯粹文学的历史”这个问题的回应，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尝试着去用“纯文学”来研究文学史。但这种观念从历史学角度来看或许是不大符合的，因为我们说文学创作的产生是基于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这样的研究方法似乎是割裂了文学和现实的关系，而文学本身就是一个抽象的事物，是情感和思想的载体，脱离现实谈文学不免有“清谈”之嫌，治心不治世。

卡林斯内库在《现代性的五种面具》中，认为现代性观念起源于末世教义的世界观。按照现代性的权威理论家哈马贝斯的说法，“现代”一词为了将自身看做古往今来变化的结果，也随着内容的更迭变化而反复表达了一种与古代性的过去息息相关的时代意识。哈马贝斯指出：“人的现代观随着信念不同而发生变化。此信念由科学促成，它相信知识无限进步、社会和改良无限发展。”上面这两位学者对现代性的阐述都结合着历史事实中人们的观念来讨论，也说明文学和历史不可分割的关系。

当然，并不是说陈老师的观点脱离历史，而是我们从这两种划分中探索出了研究文学史的两种视角，是要在历史的时代大背景下讨论文学，还是要在对文学本身产生影响的事件下讨论文学。应该说，陈老师的观点是更贴近文学的，是历史适应文学；而朱老师的观点则是文学适应历史，这也是较为普遍的一个认识，但是我们在看待历史和文学的时候应该保持客观的态度，不得不说，陈老师的角度启发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文学，无疑是一种创举，一种创新精神在学术领域的体现。二者没有绝对的谁是谁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