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的形成原因

一、社会制度

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对科学产生了极大的束缚。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使科技显得无足轻重，儒家的政治伦理文化压抑了科技的发展。

中国的封建制度和西方的封建制度本质上是不同的。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还算是一个真正的封建社会时期，出现了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贵族阶层，中国的文化，思想和科学起源于这一时期，并且大多由贵族创立，例如：孔子的儒家思想、老子的道家思想、韩非子的法家了思想等。此时的中国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这些形而上的虚无缥缈的各种思想上，而无暇关注技术发明的发展。中国的技术发明仍然依靠经验，而欧洲在17世纪科学革命的时候就已经把技术发明转移到主要依靠科学和实验上来了，进而对社会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而此时的中国社会还一直是一滩死水。

而中国没有成功地爆发科学革命的一大原因就在于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一大产物：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使知识分子醉心于仕途，而无心于投资现代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成本，因而根本无法把原始科学转变为为现代科学。

自秦朝统一了中国之后，中国进入了“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其社会形态的特征是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的郡县体制，贵族与封地不再是世袭的，尽管依然是森严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但是社会的上下阶层是可以流动的，这就刺激了平民通过一定的方式来进入上层社会，而进入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是什么呢？就是科举制度，而科举制度考核的内容又是具有独尊地位的儒家思想体系，儒家思想造成了文化、科技的垄断，阻碍了科技的普及，这一思想体系的特点是注重德性修养，倡导“内圣外王”，本质上的道德的哲学，关注的是人的主体，以伦理为本，注重人的自身修养，注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注重如何管理好社会，而很少关心和探究有关自然界的知识，如“天人合一”等观点，在这种以人为核心的单一的哲学会禁锢人们的思想，使得科学研究的主体缺乏创新的意识和动力。而广大平民为了能跻身于上层社会把学习的重点都放在了儒家思想，纲常伦理，古文经学等，自然没有人会花费时间与精力在自然现象和科学的思考上，自然就无法推动近代科学的产生。

二、文化差异

文化对一个民族有着深远的影响。文化根植于人民心中，对科学技术的不同态度决定了科学理论和知识的发展程度。

长久以来，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一直是儒家文化，虽然期间佛道两家也对中国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不足以撼动儒家的正统地位。而儒家文化强调学以致用、知行合一，而不务虚玄、无用的学问。这种脚踏实地、注重实效的治学理念固然有其明智的一面，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但也不乏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的局限。在中国古代官本位的思想下，最有用的就是可用来考取功名的四书五经，因此没有人会去研究科学；而知行合一往往会限制科学的发展，使人们更加偏向于实用化的技术。儒家讲究等级观念，它一方面限制了中国民主的发展，而民主的环境才能最大程度上激发出人们的创造性；另一方面，等级观念也造就了中国的官场文化，形成了著名的官本位，于是乎中国的杰出人才大都热衷于考取功名，好光耀门楣，而那些一直在从事技术活动的工匠们则处于朝不保夕的地步。儒家的中庸之道对于中国人探索自然也是大大不利。杨振宁指出:“中国哲学里的中庸之道我认为对科学是不利的。欧几里得的精神之一是打破砂锅问到底中庸之道与这种精神是相背的。”最根本的是，儒家思想强调“自省”，主张人应该反省自身，而不是去探索外物，它使中国人在根本上丧失了探索外界科学与技术的欲望。正如冯友兰所说那样，中国人从自身来说不需要科学。

总结来看，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过分强调了知识、真理与行动的统一而忽视了知识的独立性。东西方文化的差别“使得中国人在古代那种较为经验的、直观的、混一的科学技术中得以做出巨大的贡献，而发展不出纯逻辑、数学以及建基于其上的分门别类的近代自然科学，致使自然科学在其近代面貌中独具西方思维的神采”。

而这其中，东西方的思维方式差异又是一大关键因素。东方思维方式在思维活动中往往表现出较强的功利主义，很少进行枯燥的纯理论研究。其功利主义太强，并和特定的政治伦理观点结合太紧密，目的是学而优则仕。而西方思维方式则相反。东方思维方式中，更多地注意经验的简单总结和事物表面相似点的类比，而忽视了演绎和因果关系的探求，西方思维方式同样与之相反。东方思维方式由于长期受封建专制统治的控制，往往注重于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诠释，而缺乏理性的创新精神。西方思维方式表现出较多的冲破框框的创新精神，他们较少有以权威为当然依据的思维定势，而较多有对权威的怀疑和挑战精神。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差别，使得西方的新科学层出不穷，而东方总是在西方的后面模仿学习，而不是自己去发明创造。

三、经济原因

马克思主义学说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相应的经济基础自然无法产生相应的科学技术。一个简单明了的道理：没有钱怎么搞科研？如果连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还有什么心思去搞发明创造？

中国没有由自然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古代的小农经济是自己自足的，大家对商品交换的需求较少，因此导致中国形成了重农轻商思想。历史已经表明，商业的发展会推动科技的发展。但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阻碍了中国的工商业的发展，工商业没有取得独立性，未能发展工业和商业资本主义是罪魁祸首。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一直都是以自然经济为主导，个体农民，封建地主，皇族经济，都是对内自给自足，对外封闭的，自然经济生产的目的是使用价值，由此决定，生产针对的是小范围内的直接消费者，而不是为了交换目的，为了使用价值而生产就是为了人本身而生产，自然经济的这一性质决定了社会只能维持循环的再生产，而不会进行资本积累的扩大再生产，因而中国工商业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封闭状态的经济环境，加之没有国外的市场，在封闭状态下人的自我满足就是最终目标。因而中国的工商业发展内外受限，无法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经济基础。

但于此同时，西方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他们的特点是工商业较早地获得了自身发展的独立性，他们不断扩大的手工业规模，城市的诞生等，最后使得商品经济完全取代了自然经济，为科学的诞生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四、地理位置因素

在古代，中国的地理环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优良的。作为一个传统的内陆国，农业用的是灌溉体系，在此孕育下的华夏文明形成了自己的农耕文明，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加上国土辽阔，大一统的统治，缺乏长久强大的外敌，缺少文化上的碰撞和融合，民众普遍自给自足，没有危机意思，也就没有意愿去改变甚至是革新，进而推动社会发展。

反观西方，西欧各国国土小，冲突不断，但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也不断，追求更好的土地和更好的生活，而指南针和先进造船技术的传入，为西方打通海上通道提供了可能。而对新大陆、新世界和新生活的渴望使科学技术不断推陈出新，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提升。

五、战争因素

有人曾说：战争是科学技术的催化剂和试验场。战争会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因为历史经验证明，新技术的运用对战争的进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如：18、19世纪火枪大炮的运用，一战时的坦克、飞机，二战时的雷达、航空母舰，海湾战争时的信息技术和精确制导技术等等。可以说，正是不断有战争，才不断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

而战争的性质对于东西方来说有着明显的不同。西方的战争均是国与国的战争，是有着相当文明程度的国家的冲突，为了取得胜利，扩大自己利益，催生了各种新科学技术的运用。而反观中国，大多都是国内的由下往上的改朝换代式的起义战争，目的只是个人的称王称霸，也没有足够的外患威胁，也就没有新技术的用武之地。而历史上唯有的两次强大的外患威胁，虽然产生了元朝和清朝两个国土辽阔的朝代，但是主角却是蒙古和女真这两个文明发展明显落后的游牧民族，而这两个朝代对社会、文化和科技都有很大的阻碍作用。相似的，被野蛮落后民族征服过的古老文明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毁灭，比如古巴比伦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等。所以，战争因素也成了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技术的一大原因。

六、近代科学产生的客观条件

除了上面讨论过的文化冲突和交流以及文化特点等原因外，我认为还有两个近代科学产生的重要客观条件就是：1）数学；2）形式逻辑和科学实验的结合

对于近代科学来说，如果没有数学的发展也就没有近代科学的产生，可以说近代科学的所有成就几乎都是以数学的发展为基础的。欧氏几何、牛顿定律、万有引力定律、相对论、麦克斯韦方程等等，近代科学的一系列划时代的发现无不是用数学加以论证，并以数学公式的方式加以呈现。

从数学角度来看，中国有着明显的不足。我国古代没有能够对自然数学化，并且只把数学当作一门功利性的技巧，而并非一门科学来看，没有深刻的研究，大多停留在表面的经验发现和积累，更加不会用数学来对自然进行研究，所以我国古代对于自然的研究只能停留于定性分析，或是凭空捏造一个理论来符合有机的宇宙观，不能对事物进行定量分析。虽然也曾出现《九章算术》这样的重大成果，但和西方近代数学的伟大成就比起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而这种数学发展程度差异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数学符号的使用。可以说近代数学的发展是以各种数学符号的使用为基础的。因为使用各种数学符号可以简化方便运算，也使逻辑关系更加的简单明了，也更方便逻辑推理和论证。这其中尤以阿拉伯数字的使用为代表。西方从17、18世纪就已经开始在使用以阿拉伯数字为代表的各种数学符号，而中国则是到了20世纪后才开始逐步使用。。一个复杂的数学关系或定理在西方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公式来表示时，在中国则需要一大段话来描述，哪一个更有利于数学的发展，差距显而易见。

从形式逻辑和科学实验的结合角度来看，中国古代在这个方面处于完全的缺失状态。在古希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发明了三段论等的形式逻辑，欧几里得发明的欧式几何，也是建立在形式逻辑之上的；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的“实验乃是确实性之母”名言使大家认识到并且开始使用实验的手段去发现验证因果关系；到了伽利略时代，伟大的伽利略结合了形式逻辑和实验手段两方面的利器，终于开创了近代科学的先河；在他的基础上，之后的牛顿将这两个基础继续发扬光大，建立了不朽的牛顿经典力学；弗兰西斯·培根总结出实验方法与归纳逻辑，法国笛卡儿提出了数学方法与演绎逻辑这两种建立起近代科学的方法论。而反观此时的中国，在这方面几乎是一事无成，极少数取得一点成绩的比如育种理论也仅仅是用来养观赏性的金鱼而已，也只是停留在经验性的总结和使用，而无法上升到理论上的提炼和开创，更无法具有事实上的科学性。而这明显的限制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

综上所述，李约瑟难题有其产生的客观原因，也有中国自身的社会制度、文化差异等原因。但不管产生的原因如何，中国近代科学的落后及至当今科学技术实力和社会发展的落后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当今所要做的就是，自身不断努力，同时不断向西方学习，不断取长补短，缩小差距，以求占领未来的科学技术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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