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宇通500字

最近读了赵的小说《渔父》,感触良多,往事历历在目。

毫无疑问,赵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作家。我记得,那是20多年前,我在医科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代表学生会邀请李红先生做一次文学讲座。李鸿的家离学校不远,藏在绍兴路的一个老式弄堂里。推开斑驳的后门,顺着又陡又暗的楼梯,来到二楼和三楼之间的“四步快”。虽然作者把学习描述为“四个步骤”,但在我看来,这已经是文学夸张了。一个只有七八平米的房间,四周都是“书墙”,书堆到天花板。靠窗有一个小书柜,对面是一个只能坐两个人的小沙发。在这样局促的空间里,别说“四步”,连转身都可能困难。但书房布置得井井有条,墙上的沈从文、张兮兮、周慧珺的书画更是增添了几分雅致。那时,李鸿早已以诗歌闻名,但面对一个大学生的鲁莽要求,他却毫无架子。他宽阔的方脸上没有太多表情,但语气温和,态度诚恳。听完我的叙述,他毫不犹豫地欣然同意。临走时,他还赠送了两本自己的散文集。我和力宏由此形成了文学上的纽带。因为地理上的便利,闲暇之余,我经常自言自语,去“四步斋”求教。力宏从来不会想太多。她总是热情接待,耐心倾听。有时候她会不厌其烦地帮我修改几篇业余时间偷偷写的论文。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脸红。不知道力宏那些年浪费了多少宝贵的创作时间。

没过多久我就“弃医从文”,成为了一名电视主持人。作为朋友,力宏看我就像看兄弟一样,时刻提醒我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刺眼的灯光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从而失去前进的目标。他经常告诫我,主持人“肚子里要有东西”,所谓“东西”,其实是指“主持人的精神内涵,即修养、涵养和知识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好的主持人应该对文学艺术、历史政治、社会风俗有一定的了解。”那些年,力宏为我取得的一点点进步感到高兴。有时候看到报纸上发表的一些关于艺术的短文,他也及时表扬:“这说明你的爱好和兴趣是丰富多样的。这种探索和积累对你的屏幕主持人大有裨益。你主持的节目一直有书生气。希望你不要让这种书卷气消退,但厚一点也无妨。”但是,力宏并不盲目无原则的唱“赞歌”,一旦发现问题,会毫不客气的指出来。

这些年来,在力宏的影响下,我迷上了写作,很难收藏,陆续出了好几本。虽然言语难免幼稚,但力宏一直鼓励我的“跨界”行为。他幽默地说:“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还有什么比不断探索新的境界更有价值?”其实力宏本人也一直在文艺领域开疆拓土,除了文学,他还涉猎了书画,高雅趣味十足。更神奇的是,写了大半辈子诗和散文的他,转而写儿童小说。去年出版的《孩子的河》以诗意的笔调,讲述了雪弟和他的牛、蜜蜂、唐等朋友们经历的种种看似琐碎却刻骨铭心的童年趣事,以及雪弟和父母对祖孙的深情厚谊。字里行间有一种单纯天真的情绪,有一种淡淡的伤感让人感动。最近,他的小说《渔夫》又诞生了。如果说《孩子的河》是一条温柔缓慢的涓涓细流,《渔父》就像一条汤的大河卷起千堆雪。小说以一尊明代德化瓷器“渔父”为线索,描写了一个男孩与一位身处险境的教授之间的生死情谊。我一口气读完了《渔夫》。本来想睡前看几页的。我本来不想看,但是看的停不下来,睡意全消了。我跟随主角到了天上人间,穿越了灾难、恐惧和危险,领略了荒诞派时代人情的冷暖。主人公童大路被同学韩继庭家的两件德化瓷器所吸引,尤其是“渔夫”,更让他动情。然而一场浩劫无情地摧毁了“娉婷之父”韩教授的毕生收藏,“渔夫”奇迹般地被通达路藏了起来,保存了下来。韩教授本来已经绝望了,想表达对人性被死亡扭曲的黑暗时代的反抗,但“渔夫”与佟大禄的友情让他重新找到了生命的光芒。渔夫让我想起了李红的《岛民笔记》,那是一本反映国难的散文集。李洪曾说:“土地被洪水包围,就成了孤岛。如果想自我封闭,海岛是最理想的场地。‘文革’十年,中国是一个孤岛,在神圣的氛围中出现了无数荒诞的闹剧。导演不以为耻,演员不以为耻,观众不为奇,最终酿成国难。现在回想起来,很可笑,很可悲,很可怕,更发人深省。我记得的不是小事。希望读者能以小视角看大局,记住这场灾难,反思这场灾难,绝不允许我们的国家再次成为‘孤岛’。”从这个意义上说,《渔父少年》可以称得上是《岛民笔记》的升级版。

力宏平时给人的印象是温柔敦厚。其实在他温柔的外表下,有一颗热血男儿不屈的心,跳动着对正义和善良的呼唤,以及对暴力和背叛的憎恨和蔑视。同时,他拒绝遗忘,拒绝以“和稀泥”的方式对待人类历史的“黑洞”。他在《被遗忘的碎片》一文中说:“对于人类历史来说,历史是一面镜子,也是一笔财富。镜子可以照你的脸,这样你的脸就不会被旧的污秽所覆盖。财富可以是未来的旅行费用。在历史的内容中,有辉煌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