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的思想观点
钱玄同出身于清末一个旧官吏家庭，所受封建礼教颇多颇严。他对三纲五常等旧礼教最痛恨，反对也最坚决，激烈的言论很多，是一个敢于向旧礼教宣战的先锋大将。
钱玄同自号“疑古玄同”，对过去的大师，常持坚决否定态度。20年代初，钱玄同和大学刚毕业的顾颉刚讨论今古文，以《聊斋志异》上的故事举例，说明他们这一代学人治学应该有的态度：
书生桑生先后接纳了两名女子，这两个不安分的女人，老是互相攻击，一个说对方是鬼，一个说对方是狐，桑生起初以为她们只是妒忌，说着玩玩，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发现她们果然一个是鬼一个是狐，事实证明两个女人说得都对。
这个故事正好可以用来面对今古文之争：“今文家攻击古文家伪造，这话对；古文家攻击今文家不得孔子真意，这话也对。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具一齐撕破。”
顾颉刚认为这是一个极锐利、极彻底的批评，是一个击碎玉连环的解决方法：“我的眼前仿佛已经打开一座门，让我们进去对这个二千余年来学术史上的一件大公案作最后的解决。” 如果没有钱玄同的劝说，中国文学史上或许没有鲁迅这个名字。
1917年（民国六年）初，钱先生在向《新青年》撰稿期间，经常劝说周氏兄弟为《新青年》撰稿。周作人很快就有稿子交来，而其兄周树人却迟迟没有动手。张勋复辟失败之后的1917年8月，钱玄同跟周氏兄弟在补树书屋的老槐树下有一场石破天惊的谈话：
钱：“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答：“没有什么用处。”钱又追问：“那么，你抄他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钱玄同再一次建议说：“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周树人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从昏睡入死，并不感到就要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钱玄同立刻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钱玄同这句话切中要害，打动了周树人的心，使周走出隐默，终于写出了震耳发聩的抨击旧礼教的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1918年4月号上，署名鲁迅。从此，周树人一发而不可收，小说、杂文等作品不断，在同旧世界的斗争中，冲锋陷阵，所向披靡，成为文化革命的主将。 1917年（民国六年）初，在北京高师国文部任教授的钱玄同就开始给《新青年》杂志投稿，积极支持文学革命，参加国语研究会。1918年（民国八年），为扩大《新青年》的影响，特别是要对一些守旧派思想进行全面批判，钱玄同和刘半农经过一番策划求，决定以一反一正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写文章，引起争论，批驳那些腐朽落后的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顽固派。
1918年（民国八年）3月，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在《新青年》上发表题为《文学革命之反响》一文，洋洋洒洒数千言，罗织新文化运动种种罪状，攻击主张新文化的人是不要祖宗。刘半农撰写了万余言的《复王敬轩书》，针对王敬轩所提出的所有观点一一加以驳斥，把实无其人的王敬轩批驳得体无完肤。这实际上是钱、刘二人演出的一场“双簧”戏，故意制造一场论战，以便把问题引向深入，唤起社会的注意。鲁迅后来称这场论战是一场“大仗”。
钱、刘的“双簧”戏上演后不久，真正的新文化运动反对派确实跳了出来。他们因王敬轩被批驳而坐立不安，要为王敬轩鸣不平了。
1919年（民国九年）春，赫赫有名的桐城派代表林琴南在上海《新申报》上的《蠡叟丛谈》中发表文言小说《荆生》影射攻击《新青年》的几个编辑，以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以狄莫影射胡适，以浙江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林琴南在小说里幻想出一个英雄“荆生”，让这个伟丈夫寻衅闹事痛打田、狄、金三人，发泄他维护旧礼教、反对新文化的积怨，从精神上满足了卫道者们的私怨。但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历史潮流不可阻挡。
为表示对林琴南使用的卑劣手段的蔑视，钱玄同虽有很多笔名，又常以“金心异”自称，鲁迅也常以“心异兄”、“心翁”称之。他们都曾使用“金心异”这个名字写文章，“回敬”过林琴南的诽谤、攻击。 钱玄同很唯物，从不讳言“死”字。
1927年（民国十六年），钱先生年届40时，打算在《语丝周刊》上发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当时正值张作霖进北京自称大元帅，白色恐怖笼罩，为避免引起麻烦，这个专刊并没有刊行。但在与南方交换广告时，这个专刊的要目在南方某刊物上登出来了。不明内情的人一见目录，信以为真，并互相转告。一时间，钱玄同的朋友、学生纷致信函悼唁，在北京演出了一场悼念活人的闹剧。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夏，北平汉奸文人、伪古物陈列所所长钱桐病故。汉口的英文《楚报》误将钱桐为钱玄同，发了消息。他在南方的学子见到后，非常悲痛。虽北平已沦陷，仍有人寄去挽联等悼唁。家里人收到后，都瞒着他烧掉了，怕他生气，因为他对接受日伪聘任的人有切齿之恨。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1月，为解决李大钊子女生活困窘和筹措赴延安的路费，钱先生拖着病体，四处联系变卖大钊的藏书。1月17日傍晚，钱先生从外面回来，即感身体疲惫、头痛，立刻送往医院，确诊为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不幸去世，享年仅52岁。 钱玄同是五四时期赫赫有名的文化名人，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处任教。做教授自然有其特有的架子，其中之一即是：他从不批改学生们的考卷。
北京大学为此特意刻了一枚木质图章，上书“及格”二字。钱玄同收到考卷后，即直接送到教务室，由教务室统一盖上及格的图章，而后按照各人的名字分别记入学分档案。
北大的宽容态度，使钱先生对自己的做法愈发地得意，竟向外四处推广，及至他到燕京大学兼课时，仍旧照此办理。不料此番他碰了个钉子：学校方面竟将他送上的未判考卷原样退回。钱先生毫不退让，又将考卷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校方很是生气，警告钱先生，如再次拒绝判卷，将按照校纪对他进行惩罚，扣发相当数额的薪金。钱先生对此立即作书一封，言道：“判卷恕不能从命，现将薪金全数奉还。”并在信内附上钞票若干。
钱先生从不判卷的大名，从此在北京城内四处传开。
另外，钱玄同虽说在判卷方面架子极大，但说到治学求知，钱先生则是虚怀若谷，常常不耻下问，体现了一位著名学者严谨的治学风范。 钱玄同口才流利，思维敏捷，讲课时滔滔不绝，风趣诙谐，深受学生们的欢迎。讲到“开口音”与“闭口音”的区别，一同学请他举一个例子，他说：
北京有一位京韵大鼓女艺人，形象俊美，特别是一口洁白而又整齐的牙齿，使人注目。女艺人因一次事故，掉了两颗门牙，应邀赴宴陪酒时，坐在宾客中很不自在，尽量避免开口。
万不得已，有人问话才答话。答话她一概用“闭口音”，避免“开口音”，这样就可以遮丑了，如这样的对话：“贵姓？”“姓伍。”“多大年纪？”“十五。”“家住哪里？”“保安府。”“干什么工作？”“唱大鼓。”以上的答话，都是用“闭口音”，可以不露齿。
等到这位女艺人牙齿修配好了，再与人交谈时，她又全部改用“开口音”，于是对答又改成了：“贵姓？”“姓李。”“多大年纪？”“十七。”“家住哪里？”“城西。”“干什么工作？”“唱戏。” 钱玄同以“打通后壁说话，竖起脊梁做人”为一生的座右铭。所以其一生的主张都与他的这种其率真坦荡不无关系，且在日记里面也有展示，使钱玄同日记充分显示出历史碎片的原生态特点。
比如1917年9月30日是旧历中秋节，鲁迅的日记甚为简洁。而在同一天钱玄同的日记中则不然：“今天是旧历的中秋节。我这几年以来很厌恶这个不适于实用的阴历，因此，遇着阴历的过年过节总劝婠贞不要有什么举动。所以今天家里一切照常。午后二时访蓬仙。四时起偕蓬仙同访豫才启明。蓬仙先归，我即在绍兴馆吃夜饭。谈到十一时才回家宿矣。”
钱玄同的日记，里面也记录了他的个人病史资料。从早年留日时期的失眠、多汗、发寒热，到晚年严重的心血管疾病、神经衰弱、视网膜炎，都有齐心记载。
作为文化名人，钱玄同一生交游很广，他的日记也因此有了关于章太炎、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黄侃等许多历史人物的具体文字记录，这些都是研究那段历史的珍贵资料。钱玄同又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治学范围涉及经学、史学、文字学以及音韵学等许多方面，他在日记中常有自己读书的心得和治学的思考。 钱玄同是章太炎的弟子，20世纪30年代初，他已经是很有名的教授，章太炎来北京讲学，他执弟子礼甚恭，马前鞍后唯唯诺诺，亲自为老师翻译，因为章的浙江话，很多北方同学听不懂。他的这种举动，一时传为尊师的美谈。
钱玄同出生时，父亲已62岁，哥哥已34岁，父兄对他管教甚严。少年时父母双亡，一直跟随兄嫂生活，凡事必禀命于兄长。钱先生对兄嫂十分尊敬，每到阴历年必携妻、儿一起到哥哥家拜祖先。钱先生到晚年时，已80高龄的嫂子编著关于清代闺媛诗文，钱先生亲自去复印、校对，并为此书编了一个依“广韵”排列姓名的索引。钱先生对与自己年龄相差无几的侄子们也十分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