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找一下董鄂妃的文
红袖添香里有一篇 《董鄂妃与顺治帝滴纯爱》/a/22570/
董鄂妃的来历及董鄂妃之死
顺治帝与董鄂妃的爱情悲剧，历来为世人所瞩目。辛亥革命后，董鄂妃的来历问题，又引起人们的议论和猜测，先曾说她是明末名妓董小宛，后又认为她本顺治弟媳、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的福晋。前一种说法属于误解，较快得到澄清，后一种意见则绵延不绝，流传至今。近年来，关于董鄂妃的死因，也成为研究者探讨的课题。这些都是牵连面较广的问题，本文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对此作一初步剖析，错误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董鄂妃的来历
关于董鄂妃的来历，官修史书一概避而不谈，唯有《汤若望传》提供了下述线索：
“一六五八年(顺治十五年)皇帝遭遇一酷烈打击。第三位皇后所生之子，原定为皇位继承者的，于产生后不久，即行薨逝。……这位太子的母后不久崩殂。”（1）
《汤若望传》还指出:“顺治皇帝对一位满籍军人之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爱恋，当这一位军人因此申斥他的夫人时，他竟被对于他这申斥有所闻知的天子，亲手打了一个极怪异的耳掴。这位军人于是乃因怨愤致死，或许竟是自杀而死。皇帝遂即将这位军人底未亡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这位贵妃于一六六〇年(有误，应为一六五七年，即顺治十四年)产生一子，是皇帝要规定他为将来的皇太子的，但是数星期之后，这位皇子竟而去世，而其母于其后不久亦然薨逝。”（2）
显然，这里所说的“第三位皇后”与“贵妃”是指同一人，即皇贵妃董鄂氏。她于顺治十四年十月生皇四子，顺治特为此举行隆重庆典，称为“朕第一子”（3），准备立他为皇太子。翌年正月，皇四子夭折，被追封为和硕荣亲王，葬于孝陵西侧黄花山。十七年(1660年)八月，董鄂妃死，追封端敬皇后，即顺治的第三位皇后。
《汤若望传》并没有将董鄂妃与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相联系，然而《清世祖实录》的有关
记载，恰巧为人们提供了可做此推断的理由: 顺治十三年七月初三日(己酉)，“和硕襄亲王博穆博果尔薨，年十六。”
八月二十五日(庚子)，拟立“内大臣鄂硕之女董鄂氏……为贤妃”.
九月二十九日(甲戌)，拟立“董鄂氏……为皇贵妃”。
十二月初六日(己卯)，“册内大臣鄂硕女为皇贵妃，……颁诏天下”。
不止于此，据《清世祖实录》载，拟立董鄂氏为贤妃的当天，以及拟立董鄂氏为皇贵妃的前四天，清廷都曾遣官致祭和硕襄亲王博穆博果尔，这似乎更反映出在册立董鄂氏与致祭襄亲王两事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神秘联系。
在缺乏第一手材料的情况下，人们很容易根据上述记载，认为董鄂妃原本是顺治弟媳，襄亲王博穆博果尔之妻，亦即《汤若望传》中所说那位“满籍军人之夫人”。
事实真的如此吗?首先，有必要查阅清朝玉牒，或《爱新觉罗宗谱》。
《爱新觉罗宗谱》所载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的婚姻情况是：“嫡福晋博尔济吉特氏，和硕
达尔汉巴图鲁亲王满朱锡礼之女”。（4）这表明，第一，博穆博果尔的嫡福晋并非董鄂氏，而是孝庄皇太后的亲弟满朱锡礼之女，即孝庄皇太后的亲侄女博尔济吉特氏。第二，博穆博果尔没有侧福晋。以此看来，《汤若望传》未曾将董鄂氏与襄亲王相联系，并不是偶然的，恰恰表明它如实记述了有关情况，是可信的。
下述事实，也有助于探讨董鄂妃的来历。
博穆博果尔是清太宗皇太极第十一子，崇德六年(1641年)十二月二十日生，母为懿靖大贵妃，顺治十二年(1655年)二月封和硕襄亲王，十三年七月初三日死，年十六岁（5），实际年龄仅十四岁又七个月。他长于深宫，又过早疡逝，《清世祖实录》及其它清代史料中，均无他曾率军出征的记载，事实上，当时清廷也勿须让一位年幼的皇子去前线冒生死之险。他既然未曾经历战阵，也就够不上是“一位满籍军人”。况且汤若望凭借其特殊身份，频繁出入朝廷，与顺治比较接近，了解清朝不少情况，对于皇室的主要成员绝不会毫无所闻，岂能将一位地位显赫的皇子、顺治之弟、并享有亲王爵位之人，含混地称为“一位满籍军人之夫人”。
顺治七年(1650年)，摄政王多尔衮娶已故肃亲王豪格之妻。《汤若望传》对此记载道:多尔衮“于肃亲王自杀后，霸占了这一位侄子底妻妾’。（6）
豪格久经沙场，战功卓著，《汤若望传》不说他是“满籍军人”，而称之为肃亲王；博穆博果尔从来未经战阵，《汤若望传》更当名之为襄亲王，不会称他是“一位满籍军人”。
还可以从清初孝庄皇太后突然废止命妇更番入侍后妃的定制一事，考察董鄂氏是否为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的妻子。
“顺治十一年四月甲子，谕礼部：历代以来，无命妇更番入侍后妃之例，所以严上下之体，杜绝嫌疑也。今蒙天眷，奄有洪基，内外伦常，首当隆重。联曾奏请圣母皇太后，将随侍皇后及王、贝勒等福金(之)命妇，酌行停止。奉皇太后懿旨，此言甚是。随我命妇，我自裁定。其皇后及王、贝勒福金，贝子、公夫人，随侍命妇，俱著停止。其随侍王、贝勒、贝子、公等母之命妇，各该王、贝勒列名具奏，候旨入侍。”（7）
《清史稿》中的有关记述更为简明扼要:“国初故事，后妃，王、贝勒福晋，贝子、公夫人，皆令命妇更番入侍，至太后(孝庄)始命罢之。”（8）
由于孝庄皇太后此举发生在董鄂氏入宫前一年多，因而人们认为，董鄂氏是通过命妇入侍后妃的机会，出入宫禁，得以与顺治相接触，并双双坠入爱河。孝庄皇太后突然废止这一定制，旨在以此斩断顺治与董鄂氏之间的恋情，尽管为时已晚，并未收到预期效果。
上述看法显然是有道理的，不过，前引《清世祖实录》、《清史稿》关于废除命妇入侍后妃定制的记载都表明，王、贝勒、贝子、公的福晋或夫人，并不是命妇，她们不但不必入侍后妃，还享有令“命妇更番入侍”的特权。
清朝，福晋、夫人与命妇属于不同的等级，这在皇室的各项活动中有明显体现，如《国朝宫史"慈宁宫筵宴仪》：“恭遇皇太后圣寿及元旦诸庆典，慈宁宫筵宴。……设皇太后御筵于宝座前，……东为皇后御筵，西南向稍后。左右为皇贵妃、贵妃、妃、嫔宴席，东西向。再后为公主、福晋以下乡君、入八分公夫人以上宴席。殿外丹陛左右为公、侯、伯、子、男、满洲一二品大臣命妇宴席。……”(9)
具体到顺治年间，如六年四月，“孝端皇后崩，……上率诸王以下，文武各官，及王妃(王福晋)以下，官员命妇俱成服”（10）
又如清朝的服饰中，东珠是昭名分、辨等级的重要标志。以朝冠为例，亲王福晋朝冠饰东珠十，亲王侧福晋朝冠饰东珠九，依此递减，一品命妇朝冠仅饰东珠一，二品命妇以下朝冠不得饰东珠。（11）
可见命妇与福晋、夫人身份迥异，地位悬殊。两者的区别搞清后，董鄂氏是否襄亲王博穆博果尔之妻，也就不辨自明了。她既然依照命妇更番入侍后妃的定制才能出入宫禁，那么只能是某个一品或一品以下武职官员，即“一位满籍军人”的妻子。
上引《爱新觉罗宗谱》载，博穆博果尔并无侧福晋，倘若有侧福晋，当也不在更番入侍后妃的命妇之列。目前尚未发现清初存在亲王侧福晋入侍后妃的制度，何况亲王侧福晋的地位远高于一品命妇。
不妨从襄亲王博穆博果尔及其母妃所处地位，进一步考察这一问题。
清太宗皇太极***十一子，其中唯有长子豪格、五子硕塞及十一子博穆博果尔得封亲王。豪格、硕塞因军功逐级上升为亲王，博穆博果尔则并无功勋，一跃而为亲王，当时年仅十五岁。孝庄皇太后特将自己的亲侄女指配与他，做为嫡福晋，更表明对他另眼相看。
顺治十二年((1655年)二月，博穆博果尔被封为亲王，一年后有关他府邸的一则记载，再次反映出这位皇胄稚子的不同寻常处。
顺治十三年正月，“工部制造库奏言，修葺襄亲王府第，需用赤金四百两，为钉片镀金之用”。“得旨：此乃王所暂居，又非创造，偶尔修葺，赤金四百两，安所用之。且修乾清宫时，尚务俭朴，今何得估计糜费，如此之多?”（12）这座府邸只供襄亲王暂居，不久将建新府，而工部官员在清朝财政窘困之时，却准备大修，这说明了当时博穆博果尔地位之显赫。
博穆博果尔享有特殊地位不是偶然的。他的生母懿靖大贵妃，原是雄长漠南蒙古的察哈尔部(插汉部)林丹汗之妻。“插汉部者，元之嫡裔大宗也”。“今内外札萨克蒙古……皆元子孙，皆以插汉部为大宗。”（13）夭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击溃林丹汗部众，林丹汗走死青梅大草滩，他的遗婿和儿子归顺后金，皇太极终于统一漠南蒙古，并以此为契机，建元称帝，改国号为大清。
为进一步拉拢、团结漠南蒙古各部，尤其是怀柔尚有一定实力与政治影响的察哈尔部，皇太极特娶林丹汗的两位遗孀为妻，即麟趾宫大福晋贵妃（顺治八年晋封皇考懿靖大贵妃)和衍庆宫侧福晋淑妃(顺治八年晋封皇考康惠淑妃)，她们在崇德元年(1636年)册封的五宫后妃中，分别居于第三、第四位，都在永福宫侧福晋庄妃(孝庄皇太后)之上。皇太极还封林丹汗之子额哲为亲王，并将自己与孝端皇后所生的固伦温庄长公主下嫁与他。
清朝始终将维护、巩固满蒙贵族联盟作为重要国策，在统一中原地区的过程中，更注意加强与漠南蒙古各部的团结，以稳定后方，得到他们的支持。博穆博果尔娶孝庄皇太后的亲侄女为嫡福晋，又于十五岁便得封亲王，是清最高统治者继续奉行这一国策的具体体现，是安抚察哈尔部贵族的重要措施。
这种情形下，博穆博果尔死后得享特殊祭典，也就顺理成章，不足为怪了。
顺治十三年初，清朝的统一战争进展顺利，“四方以次荡平，兆民宁辑。”同年五月，乾清宫、坤宁宫、交泰殿及景仁、永寿、承乾、诩坤、钟粹等宫相继落成。顺治原准备于七月移居乾清宫，八月举行册立两妃的典礼，以此向全体臣民表明王朝的兴旺与政权的日趋巩固，不料七月初三日襄亲王突然去世，为即将来临的庆典蒙上阴影。由于原定日程意义重大，不便再临时更改，清廷不得不采取庆典与哀悼活动并行兼顾的折中方案。
顺治十三年七月初六日，“上移居乾清宫，以和硕襄亲王丧，免行庆贺札。”（15）七月初八日“礼部择吉于八月十九日册妃，上以和硕襄亲王莞逝，不忍举行，命八月以后择吉。”（16）
博穆博果尔去世后第二天，清廷决定:“和硕襄亲王祭葬，礼宜优厚，应于定例外加祭一次”。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