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评价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远征？
(一)究竟是“远征”还是“出走”
对于石达开率领大军离开天京一事，在太平天国文书中称为“远征”，但是近年来诸家著作中则多称为“出走”。用词的差别绝非小事，因为词义有褒贬之分。通过用词可以看出作者对于某一历史事件的态度和看法。“远征”是正大光明的事，应是褒义，“出走”则是悄悄做事，不敢公开，即或不算贬义，至少不算褒义。“远征”的用法，古已有之，不必解释。“出走”一词，《辞海》不收，显然是近代才产生的新词。《现代汉语辞典》解释说，“出走，被环境逼迫不声张地离开家庭或当地。”而石达开率军离开天京，事实上不是不声张地“出走”，而是大张旗鼓的“远征”。据清朝地方官府的探报说，石达开是由天京南门出城的，出城后还在城南雨花台“讲道三天”，然后经过安徽铜陵，大举渡江，进入安庆。沿途张贴布告，把自己的行动遍告全国军民，这绝不是“不声张”，而是大事声张，试问怎能叫做“出走”？石达开这一行动究竟应该称为“出走”还是称为“远征”，我们且看看太平天国方面对此是怎么说的？
自从石达开远征之后，直到天京陷落之时，太平天国官方对于此事一直称为翼王远征。例如《李秀成自述》中说，“翼王回京，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人欢悦，主有不乐之心，专用安福两王。。。。。。押制翼王，是以翼王与安福尔王结怨，被忌押制出京，今而远征未肯回者，因此之由也。”《洪仁矸自述》中说，“翼王见大局如此不满意，乃决意离京远征，一去不回，彼在四川作战，得获胜利，亦占得数地，卒之，他被四川总督骆秉章所部擒获。”洪秀全自己在诏书中从未正面提起石达开远征一事，这是他有难言之隐，有意回避。但是，在官方每年颁布的历书中都列有石达开的衔名，以及朝天朝主图仍有石达开的座次看来，洪秀全仍然承认石达开的地位与职务，这就是说，石达开的一切行动，太平天国中央政府是认帐的，至少是默认的。既然如此，石达开先后转战九省，长驱万里，这不是远征又是什么？如果认为石达开是“不声张地”“出走”，那么，按照太平天国的说法，就是“三更”，就是“反草变妖”。应该“过云中雪”，斩首不留的。尽管洪秀全当时无力出师讨饭，至少可以加以贬斥，可以口诛笔伐，但是一向坚持“只有臣错无君错”的专制帝王洪秀全，却不敢有一言指斥石达开。既然石达开的对立面洪秀全本人都不说石达开是“三更”，我们又有什么利诱一定要说石达开是“不声张地”“出走”呢？笔者认为，为了符合历史事实，不应称“出走”，应该称为“远征”。
(二)石达开的远征并非意气用事
不少同志在评论石达开远征一事的时候，都是采取“各打四十大板”的办法，认为洪秀全的错误是“用亲不用贤”，石达开的错误是“意气用事”。也就是说，造成这一悲剧，双方都有责任。
石达开的远征果然是“意气用事”么？笔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在天京内讧的整个过程中，石达开的态度与行动都是无可非议的。内讧爆发之前，他毫不知情。内讧爆发之后，他奋不顾身地赶到天京制止屠杀。由于洪，韦不许他进行干预，并要对他下手，他才决心逃出天京，然后组织力量回来制止屠杀。兴师靖难治时，他虽然为了顾全大局，只要求韦昌辉之头，不要求洪秀全之头，但是他所施的压力是直接加到洪秀全头上的。布列治门《太平天国东北两王内讧纪实》一文中说：“石达开急行集合忠实的部队，及既得有足用及可靠的兵力，即上奏天王，要求韦昌辉之头。同时致以恫吓，谓如不得气头，即班师回京攻灭天京。”这样的恐吓，完全是正义的，无可非议。因为当时天京的大屠杀再不停止，太平天国就会立即覆灭，不会再拖八个年头。天京城外的敌人看到城里的火光，见到成千上万的尸体由观音门漂流出江，无不兴高采烈，随时准备进城办理接收。石达开的义师回到天京，才打破了敌人的好梦。我们绝不能忘记这一不容怀疑的历史事实，即石达开以他果断的正义行动，从覆亡的边缘挽救了太平天国。
如果不是石达开大兴问罪之师，洪秀全是不肯杀韦昌辉的。麦高文在《太平天国东王北王内讧详细记》一文中说，石达开起兵之后“即要求杀北王韦昌辉及其党羽。最初，其要求未蒙答应(就是说洪秀全不肯)，韦昌辉犹欲负隅顽抗。。。。。。但未几，洪秀全见全体军心皆归附翼王，不得不屈从其主张。”天京内讧的阵线分明，洪韦是一党，洪秀全利用韦昌辉为工具，袭杀杨秀清，屠杀所谓“杨党”。石达开正是为了顾全大局，挽救革命事业，才不顾个人安危跑回来制止屠杀的。如果他只身回京可以解决问题，那又何必兴师动众，他第一次回京正是这样打算的。可惜空口说话，不起作用，他只好逃出天京去组织力量。这一来，得罪了洪，韦。他本人虽然脱险，结果全家被杀。如果他意气用事，那么在率领靖难大军进入天京时，就会大杀洪韦党羽以泄私愤。当时，他完全有力量杀洪而代之。可是大敌当前，怎能自相残杀！在韦已伏诛，大军进入天京之后，他力争和洪秀全取得谅解，稳定大局，医治大屠杀所造成的严重创伤。这真是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可以说是先国家之急而忘私仇。石达开大军进城，鸡犬不惊，并无任何私人报复的举动，连韦昌辉之父都受到保护。因此，“翼王回京，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人欢悦。”我们不要忘记，石达开当时不过是个二十五岁的青年。他能这样顾全大局，不记私仇，确实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我们怎么能还把“意气用事”的帽子加到他的头上？
为了***济时艰，挽救革命事业，石达开能够把全家被杀的大仇置之度外，和洪秀全继续***事，委曲求全。如果洪秀全也能够顾全大局，从此重用石达开，则正如罗尔纲先生所说，“这就是说明太平天国经过了杨韦内讧，当然是受了大损失的，但这一件大损失，在石达开归来执政后，是可以弥补起来的，太平天国的前途还是有发展的。”但是在石达开执政的半年中，洪秀全重用一窍不通的安福两王，处处压制石达开，逐步夺石达开的权。而且策划杀害石达开。这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果石达开真的意气用事，再次爆发内讧，是完全可能的。为了顾全大局，石达开不此之图，最后决心离京远征，这就绝不是意气用事，而是审时度势深思熟虑的结果。石达开不愧是一个公而忘私的人，他是不会做任何不利于革命事，不利于洪秀全个人的事情的。这一点，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三)委曲”是不是可以“求全”
罗尔纲先生对石达开的远征是表示惋惜的，他认为石达开应该尽量委曲求全：“石达开在天平天国处于这样一种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他对洪仁发，洪仁达的挟制，应该要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以求得内部的团结，对洪秀全的猜忌，应该要用忠贞的行动，以消释洪秀全的疑忌。后来忠王李秀成也给洪仁发等欺压，也给洪秀全猜忌，李秀成对付洪姓只是委曲求全，忍辱负重，虽然得不到团结的结果，但洪姓也没有再进一步杀害他。”笔者认为，如果“委曲”而能“求全”，我们当然十分赞成。遗憾的是,“委曲”不一定能够“求全”。理由如下：
一 拿石达开与李秀成相比较，李秀成有求全的可能，而石达开绝无这种可能。李秀成是后起的人物，威望远远不如石达开，只要他俯首听命，洪李双方相安是可能的。石达开则不同，他是首义诸王之一，不管他如何努力，双方勉强相安的可能性都是不存在的。广西首义六王，西南两王死于进军途中，东北两王死于内讧，还活着的只有洪秀全与石达开两人。在洪秀全心目中，有资格和有条件和他争夺宝座的，就只有年青有为的石达开。而且，石达开知道他发动内讧袭杀杨秀清而夺取实权的全部秘密，石达开和他之间有杀害全家的大仇。石达开不是一个喂喂诺诺的驯顺工具，而是一个桀骜不逊的人物，曾经扬言要起兵“攻灭天京”。更危险的是,石达开文武全才，得到全体军民的拥护。这样的人不除，他怎能安枕？以上所说的这一切都是客观存在，洪秀全的猜忌就是在这些客观存在的基础上产生的。不管石达开如何努力委曲求全，都无法消除洪秀全等猜忌。石达开态度强硬，固然会引起猜忌，石达开处处忍让，也同样会引起猜忌，洪秀全会认为这是伪装，这是斗争策略。总而言之只要石达开活着，猜忌就无法消除，要想消除猜忌，石达开只好自杀。委曲求全，谈何容易？
二 委曲而“求”来之“全”并非完全一样，而有各种不同的内容。如果求来的只是苟且偷安之“全”，对革命事业不利，我们是不赞成的。历史事实证明，李秀成事事委曲求全，并没有给革命事业带来多大好处。在李秀成大军即将攻下上海的关键时刻，洪秀全不予支持，勒令退回救天京，结果坐失战机，带来无穷的后患。李鸿章的淮军就是以上海为根据地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后来洪秀全心血来潮，逼李秀成率领大军冒雪“扫北”。李秀成明知形势不利，不敢力争，只好委曲求全，奉命而行，结果士兵冻馁而死者居半，大大地损失了有生力量。最后，在天京被围几将断粮的紧急关头，李秀成提出一个完全正确的“让城别走”的战略，准备把主力拉到帝国主义势力所不及的地区，徐图发展，等到力量恢复，然后卷土重来,洪秀全拒不接受，李秀成只好委曲求全，困守天京，陪他同归于尽。这难道不是事实？即或石达开真能像李秀成那样委曲求全，而历史又出现了奇奇迹----洪秀全的性格突然改变，变得心胸宽大，对石达开不再疑忌；石达开的性格也突然改变，变得十分驯顺，对洪秀全事事服从----事情的发展也不见得会对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有利。有的同志在读到太平天国晚期历史时，掩卷叹息，认为李秀成应从大局出发，敢于违抗洪秀全的乱命，执行正确的策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古有明训，有何不可？看来，李秀成过分委曲求全似乎并不符合革命的利益。虽说“春秋责备贤者”，我们如果一方面责备李秀成过于委曲求全，一方面又责备石达开不能委曲求全，纵然石，李无言，我们又将何以自圆其说？
委曲而求苟且偷安之“全”，已不可得，欲求革命利益之“全”，更不可能。因此，石达开委曲求全的道路是走不通的。
(四)远征是石达开当时唯一可走的道路
我们要评价石达开远征一事的是非，不能纸上谈兵，必须分析当时的具体情况，两害则取其轻，两利则取其重。如果当时还有更好的道路可走，远征就是错误的，如果当时的确没有更好的道路可走，远征就是正确的。正如一个人负了重伤，如果可以不截肢，则截肢是错误；如果不截肢就要死人，则截肢而挽救生命就是正确的。
我们如果冷静地分析当时局势，就会发现，摆在石达开面前的只有五条道路，此外就再没什么第六条道路。这五条道路是：一，委曲求全，二，束手待毙，三，叛变投敌，四，取而代之，五，率军远征。委曲求全这一条道路是走不通的，前面已经分析。取而代之和叛变投敌，是石达开宁死也不肯为的，这里不用再说。以下只分析其余两条道路。
束手待毙之说，绝非危言耸听。石达开如果不走，早迟必被洪秀全所杀。新本《石达开自述》中说，“洪秀全把韦昌辉杀了，又疑心达开，有一并谋害之意”。罗尔纲的《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讧考》中说，“石达开见洪秀全对自己的猜忌越来越重，碳害怕被洪秀全杀死，就逃出天京”。这种估计都是有根据的。天京内讧，洪，韦站在一起，而石达开则是站在杨秀清一边的。洪，石之间本来就是对立的。石达开兴师问罪，洪秀全迫于形势，才杀韦顺石，石入京主政，不出于洪之任命而出于“合朝同举”，自非洪所能容忍。总之，洪，石难以并存，石既不愿意杀洪，早迟将为洪所杀，这一点，洪石双方都是了然于心的。石达开既走之后，洪秀全在全体
军民都同情石达开的巨大压力之下，铸“义王”金牌送给石达开，请他回京，那只是一种姿态，是想捞回一点政治资本的策略，骗不了人。石达开不走，一定被杀无疑。我们全都承认，石达开是被逼走的。所谓“逼”也者，非死即走耳！否则又何能称之为“逼”？愚忠而死，于国何补？于民何益？我们既然不提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封建道德，就没有理由苟责不死而走的石达开。石达开并非怕死的人，他最后“临刑之际，神色怡然”就能充分说明问题。但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我们就不应该劝他束手待毙。
道路一***只有五条，排除了以上的四条，就只剩下率军远征的一条路。比较而言，上策是没有的，远征是中策，其他四条路只是下策或者无策。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我们就没有充足的理由可以反对石达开走远征的道路。
(五)不能以成败论英雄
以成败论英雄，连封建社会的史家也觉可耻，何况我们！我们研究历史，应该寻求真正的客观规律，探索历史的必然。不能为一些偶然的现象所蒙蔽。如果某一个人物由于偶然的原因而失败了，我们就说，此人既然失败，则他过去的所作所为必然是错误的。某一人物由于偶然的原因成功了，我们就说，此人既然成功，则他过去的所作所为必然是正确的。这仅是太公式化，而且有趋炎附势之嫌。不错，石达开最后是失败了，但是，大渡河覆军的原因包括了极大的偶然因素在内，这就是大渡河多年不遇的提起涨水。当时，如果石达开的大军渡过了大渡河，袭取成都的可能性是极大的。袭取了成都，石达开受人指责的流寇路线就可以宣告结束，因为他想在四川建立永久性根据地的打算是中外皆知的。在长江下游打得难解难分的情况下，石达开的力量在西南内地坐大是可能的。
多年来，流寇路线一直是石达开被人指摘的重点之一。其实，历史上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队伍总是流过一段时间的。太平天国在定都天京之前，也流过两年之久。石达开一心想取四川为根据地，在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之前，自然不免流来流去。大渡河覆军之时，他事实上已经结束了流寇路线，一心想袭取成都为根据地。可惜功败垂成，无法再拿事实来证明他并不是想一辈子当流寇的。
多年来，“官制礼文多所更改”也是石达开被人指摘的重点之一。有些同志认为，石达开远征之后，对于“官制礼文”改得不少，就有背叛太平天国之嫌。如果不凭印象而凭数据来分析问题，我们就会发现，石达开远征之后，洪秀全对官制礼文改得更多，滥封两千七百多王，这是谁干的事？庚申十年以前参加革命的，无人不官，无人不爵，造成一大批封建特权阶层，这又是谁干的事？石达开远征之后所改的官制礼文不过数十条，而洪秀全所改官制礼文有两三百条之多。制度是为人服务的，石达开既已远征，对于某些不大适用的“官制礼文”加以适当的更改，又有什么不对。
多年来，人们每每指责石达开用兵不慎，误入绝地。这是不明真实情况所造成的误会。紫打地原非绝地，大渡河亦非不可逾越的天堑。石达开的先行部队赖裕新所部数万人在未涨水的时候，三四天就全部渡过了河。石达开部在紫打地的覆败，实在是遭受洪水突然袭击所造成的。骆秉章的奏报就足够说明问题“乃石逆于三月二十七日甫抵河干，是夜大雨滂沱，次日河水陡涨十余丈，波涛汹涌，并松林小河亦成巨浸，询之土人，向来三四月间，从未见此盛涨。。。。。。该逆就擒之后，水势乃复稍落，众目***睹，无不传以为异。”在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对于洪水的突然袭击还是难以预料，而遭受很大的损失，那又怎能苟责一百多年前的石达开对于提起涨水没有先见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