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福泽谕吉和张之洞二人变法思想的异同

在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和日本,出现过两部书名完全相同的著作,这就是中国张之洞的《劝学篇》和日本福泽谕吉的《劝学篇》.两部著作的目的都是要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碰撞的背景下指示本国的发展方向,但是旨趣却大不相同,有本质的差异.

张之洞的《劝学篇》***二十四篇,四万余字,“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所谓“本”,指的是有关世道人心的纲常名教,不能动摇；所谓“通”,指的是工商学校报馆诸事,可以变通举办.全书贯穿“中体西用”精神,主张在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技艺,并以这种新技艺“补”专制旧制之“阙”,“起”清廷统治之“疾”.张之洞倡导的“新旧兼学”中的“新学”亦包括“西政”,这比早期“中体西用”论者的“西学”＝“西艺”的观点进了一步,扩及“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诸项,但对“设议院”等涉及政体的部分讳莫如深.一言以蔽之,张之洞的公式是：“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

《劝学篇》以“中体西用”为本书的“一贯之道”,主张在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原则下,谨慎地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西艺”与 “西政”,以此来“补”封建制度之“阙”,“起”清廷统治之“疾”,在西方文化、政治、经济、教育等的尉烈冲击下,维护中华民族的生存权利.《劝学篇》的核心问题是要求人们“保国、保教、保种”.张之洞认为,西方之强,中国之弱,这是不可否认的现实.但是,导致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不是外在的军事技术和军事实力的悬殊,而是由于中西文化与教育的重大区别.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从本质说来,注重治道人心,沿续了几千年的纲常名教,对于维护封建统治和社会伦理秩序有重大作用,这是西方基督教不可替代的.必须从文化与教育方面做固“本”的工作,使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这个“本体”牢固地存在,并且永远作为中国政治的基础.《劝学篇》指出：新学派和旧学派均不识时务,旧者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新者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由是使中国文化与教育根本动摇,祸乱相仍,“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

福泽谕吉主要的思想特征是反对封建社会的身份制度.他激烈地抨击封建时代的专制压抑.此外,他也吸收了西方的社会契约论,提出要使国民和政府的力量相对均衡.这种均衡说体现了福泽独特的政治理念,反映出他并非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学说.此外,福泽在其著作《劝学篇》中强调“一人之自由独立关系到国家之自由独立”.而要达到个人的自由独立,就必须要具备数学、地理、物理、历史等等现代科学知识.

福泽谕吉在他的《劝学篇》中充分发挥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天赋人权”的自由平等之说,提倡日本的自由独立人格,并根据“社会契约论”,强调人民在国家中的主体地位,号召日本人民舍身为国,使日本文明赶上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贯穿本书的主导思想是以“学问”培养日本人民的独立人格,振奋民族精神、从而保持日本民族的独立.

张之洞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一方来写《劝学篇》,他强调“中体西用”,主张中西融合,提出“人人与国为体”的论调,一切都是为了维护那个皇权的需要而来的,一切价值的核心,就是维护王权的统治地位,要求民众只能是忠诚驯良并以积极态势服从服务于专制政府的依附性工具.而福泽谕吉是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主张全盘西化.他在开篇就提出“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他对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的定位是“平等”和“自由”的思想观念.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说明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平等关系,而且强调了他们各自的职责与义务及权利,民众并不是依附于政府而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