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天京

01 天京陷落

太平军第二次西征失败，导致安庆失守。此后形势急转直下，天京已危，天京保卫战进入决战阶段。

这时李秀成再克杭州，席卷了浙西、浙东的大片土地，从战争的局部来说虽然也是一个胜利，但从战争全局来说，并非是对太平军西线损失的一个补偿，更谈不上能起到支援天京保卫战的作用。相反，浙江的军事进展却加深了太平军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浙江的军事胜利，反加速了南京的陷落。

从1862年开始的天京保卫战，主要战役是天京会战和紧接着的进兵淮南。

在天京会战前夕，李秀成为了应对两面作战的军情，主张对天京城下的湘军采取守势，企图先避其锐气，而后击其情归。而对上海则主张采取攻势，计划占领上海；巩固苏杭。这种攻守倒置的战略，反而利于湘军在天京外围实施所谓“似宜先守后战，脚跟站定”的部署。

1862年8月，李秀成邀集诸王在苏州召开第二次军事会议，商讨作战部署，决定分兵三路救挽天京。即派杨辅清等军进攻皖南宁国，以牵制敌人的增援部队，派陈坤书等军攻芜湖金柱关，以截断敌军粮道。李秀成则亲率大军迎战天京城外的敌军。

10月中旬李秀成军开始猛攻雨花台的湘军大营，太平军在这次战役中无论在兵力和火力上都占优势，攻势异常猛烈，使远在安庆的曾国藩也承认：

“警报纷来，如在惊涛骇浪之中” “大江南北之危，实如累卵”。

可是历时46天的会战，太平军还是以战而无功而结束。关于此次会战的失败原因，李秀成自己承认：

“八月而来，各未带冬衣，九十月正逢天冷，兵又无粮，未能成事在此也。”

其实这只是由于战略错误而派生出来的客观困难而已。李秀成在这次会战中所犯的战略错误，首先是把太平军主力都用在面对面的攻坚战上，作战大量使用火力，可一旦弹药用尽，只得败兴而退。若能将太平军主力插到敌人后方，对敌包抄迂回，截断其供应线与粮道，那战局必然改观。

而且，会战一开始，曾国藩忧心如焚，就是唯恐“援贼再来，则归路全断，一蚁溃堤”。可是曾国藩所虑，却为李秀成所轻。

其次是李秀成在此次会战中未能专心贯注，一获悉“听王败于上海四口，全股就歼，苏昆空虚”就急忙回首照顾自己的领地了，天京会战就因此以失利而告终。

洪秀全为了弥补天京会战的失利，又命令李秀成进行淮南战役，并执行“进北攻南”的战略计划，这可以说他是对“围魏救赵”计的效法，而失败也更惨重。

所谓“进北攻南”的战略目标有三：

第一、太平军渡江北征，以便使南岸的湘军回救北岸的腹地，从而解天京之危。

第二、淮南是产粮区，占领它可以解除天京的粮荒。

第三、能与皖北一带的扶王陈得才、捻军张洛行等取得联系，重振皖南的局势。

可是这些意图很快被曾国藩觉察，曾国藩亲自从安庆到天京前线，指挥湘军将太平军围护天京城的石垒全部攻破，这样太平军“攻北”不仅未能牵南岸的湘军回救，反而自己非得回救天京不可了。

再说，当李秀成进入淮南地区时，正逢青黄不接，土地无粮，太平军又未得食，饿死者多。李秀成军逢此绝境，那里还搞得到粮食接济天京，至于皖北的捻军张洛行，此时也不幸被清军打败，其他首领所剩无几，皖北的局势一蹶不振。

这样，李秀成进兵淮南的三个战略目标均告落空。

1863年6月，因天京、苏州危急，李秀成被天王诏回天京，太平军在江浦一带渡江。可那时，正逢大江水涨，道路被水冲崩，无处行走。而且，水灾严重，官兵无栖身之所，虽有米却没有柴火煮食，饿死甚多，正逢杨帅、彭帅水军来攻打，此举前后失去战士十数万人。这就是“进北攻南”战略招致的惨重损失。

李秀成在淮南战役失败之后，从1863年6月开始参加苏浙战争。苏州沦陷后，李秀成回到天京。这年11月，曾国藩军已攻陷天京外围的所有城镇据点，根据当时天京所处的不利境地，天京城只有太平门、神策门尚与外界相通，外援断绝。李秀成向洪秀全提出“让城别走”的主张，即：

“京城不能保守，曾（曾国藩）帅兵困甚严，濠深垒固，内少粮草，外救不来，让城别走……若不依臣所奏，六绝定矣！”。

此主张提供太平天国将领相议时，得到大家的赞同，可是洪秀全拒绝了当时唯一可行的“让城别走”方案。

1864年2月底-4月，湘军占领太平门、神策门外，完成对天京的合围。此时城内的太平军已是无本之末、无源之水，经过4个月惨烈守城战与巷战之后，太平军大部战死，一部自焚。

至此，历时3年的天京保卫战全面失败，天京沦陷它标志着太平天国的失败。

因为史料缺乏以及各种史料之间又相互矛盾，导致对洪秀全之死的说法不一。

一说洪秀全“服毒自尽”，如范文澜先生所写的《中国通史》说：“一八六四年六月一日洪秀全服毒殉国。”

一说洪秀全病逝，翦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纲要》说他1864年5月中旬生病之后，6月1日离世。

综合来看，洪秀全是死前患病，健康状况极度恶化，但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应该是病中服毒自杀，以身殉国。

1864年5月30日，也就是洪秀全死前一天发布了一道诏令：

“ 大众安心，联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

这道诏令表明了天京危在旦夕，洪秀全不愿作阶下囚，决心以身殉国的一个临终嘱咐，他就是在这道诏令之后的次日突然暴亡的。

根据洪秀全当时的病状，并没有患致死的急症，洪仁玕、李秀成等人说他“卧病二旬”、“不食药方，任病任好”，就是明证。所以，把洪秀全的暴亡当成急症致死，恐怕是缺乏根据的。

再从洪秀全卧病以前，已经产生了厌倦尘世之感，期望有龙车载着他升天，与洪秀全后来临死前一天发布的上天堂诏令是前后呼应的，说明了洪秀全早已有应急的思想准备，时候到了，他即以身殉国。

此外，还可以联系到天京危急时，洪秀全曾写诗明志说:

“神爷试草桥水深，为何吃粥就变心？不见天兄舍命顶，十字架上血漓淋。不见先锋与前导，立功天国人所钦！”

当着国破身亡之际，洪秀全既不能接受李秀成“让城别走”的进取策略，就只有以自杀的消极行动来表明自己以身殉国的决心。

他的暴亡，与其说是危急症致死，不如说是病中自杀更符合洪秀全的思想发展和当时的身体健康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