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火重生后的考问

1966年，特殊时期的前夕，家父把我送回老家，一个穷山僻壤而又相对宁静的小山村。婶娘是一个贤淑的女人，中秋节前带着我去邻近的界首镇赶集，眼帘中出现了一条很大、很大的河，同时也隐隐约约听到大人们在讲述有关这条河的故事。脑海里首次有了“打仗”和“死人”的印象，那年我刚满5岁。

20年后我考上了硕士研究生，读到一本魏巍写的长篇小说《地球上的红飘带》，第一章节说的就是湘江战役，书中描述的地形地貌和我儿时看到的一模一样。我如饥似渴地读完这本巨著，知晓了此次战役的惨烈，也颠覆了我对战无不胜的认知。书中记载红军从8万人锐减至3万，当时我就萌发奇想，有没有掉队的？

几十年来这些问号一直在我脑海里萦绕。直到2021年5月，几个老友聚会，我再次遇见了桂林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李时新同志，当他把《重生——湘江战役失散红军记忆》这本书递给我时，封面上“湘江战役失散红军记忆”一行小字瞬间就吸引了我的眼球，这不就是我一直心存念想、寻觅多年的问号吗？

时新的岳父（原桂北游击队队员）与家父是至交，我们这辈人均以姊妹相称。我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便考上了大学，半年后时新也考入广西大学中文系。在老乡聚会中得以相识，从此一见如故。毕业以后，他先后创作了《血江》《血城》《血围》《血海》等4部长篇纪实文学，成为广西乃至全国的知名作家。只可惜因为工作繁忙，我并未能读完他所有的作品。但《重生——湘江战役失散红军记忆》我倒是咬文嚼字地读了一遍。

该书22个章节还原了22位掉队的红军战士，如我所料，书中并未呈现类似红军师长陈树湘扯断肠子大义凛然的场景，也没有太多荡气回肠的故事，更多是描写了他们掉队的背景和原因，以及掉队后对信仰的执着和对命运的抗争。字里行间如同涓涓溪流，虽无惊涛骇浪的怒吼，但却达到了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效果。

其中比较符合我们传统认知，属于相对完美结局的掉队老红军仅有二位：朱镇中，时任红军的一个班长，在战斗中被子弹打穿左踝昏迷倒地，后被当地一个铁匠救起，伤口愈合后与另外5个失散的红军战士回到瑞金，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上校军衔，官至总参测绘局局长，是失散红军中最幸运的一位。陈新州，时任红军总供给部运输队管理科长，他不幸踩中敌人埋下的竹钉，伤口化脓、高热导致昏迷。一位瓦匠把他救起。1949年他参加桂北游击队，新中国成立后被安排在国营咸水农场担任副场长。

其他的20位掉队老红军战士虽然命途多舛，各不相同，但结局大致相似。大都是负伤或生病后因为各种不可抗拒的原因再也追不上大部队，被当地百姓救起，为了感谢救命之恩而成了村民的养子，在当地结婚生子，成了一个个地道的农民，从此过着平平淡淡的生活。

如此结局，有人可能会问：他们为什么不去追赶红军，而是留在了当地？时新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以翔实的资料客观还原了他们掉队后的各种处境，一切留给后人去分析、思考。

但是，必须要承认的是，这些掉队红军战士当时最强烈的愿望就是“归队”！正如陈新州所说“我不怕死，怕再也不能归队，再也不能当红军”。刘保林被养父收养后，随养父改姓了毛，但名字却执意要改为“八连”，寓意“我这一辈就是红军的人”。由此可见，他们的初心和信仰并未动摇，只是他们没有能力追上大部队，才不得不放弃。

假如他们能追上大部队，并在往后的战争中得以存活，他们或许可能成为开国将军的一员。他们既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不管怎样他们被当地村民救起，得以保全性命。相比那些被投入酒海井的红军战士，他们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时新是一位很会讲故事的作家，但《重生——湘江战役失散红军记忆》决不是为讲故事而创作，它更多的是启迪读者从更深层次去思考问题，去考问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种种社会现象。

从当时的客观条件来看，中央红军不具备寻找掉队红军的条件。新中国成立以后，各级政府对于这些失散红军战士很是关心，逢年过节都会去看望他们。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还为他们实行了政策，改善了待遇。如何宽容和善待这些为国家流过血并浴火重生的士兵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从时新的《重生——湘江战役失散红军记忆》中兴许已经找到了答案。

本文作者系唐召力，文章刊登于4月26日广西日报。《重生——湘江战役失散红军记忆》由掌阅科技和漓江出版社联合出品，电子书独家上线掌阅平台，获评2021年度“中国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