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原文

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译文

1、孔子说：“君子通于道义，小人通于器用。”

2、孔子说：“君子日益有德，小人日益无德。”

注释

“达”，一说意为通达，一说意为到达。

评析

《论语》是一本语录体著作。由于脱离了当时的语境，加之古汉语在演进中出现了很多变化，导致后人在理解某些语录时会有很多困惑。有些困惑，除非是孔子或该语录的记录者本人亲自出面，否则很难解除。本章即是一例。由于“君子”与“小人”、“上达”与“下达”均语义不明，因此本章历来有不同的解释。而根据“君子”“小人”的不同含义，本章大体可有以下两解。

其一，以“君子”与“小人”分指“道”与“非道”。类似用法如《礼记·檀弓上》中的“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此时的“君子”与“小人”，只是对两类价值观持有者的一种客观分类，不必刻意加以褒贬。

《周易·系辞上》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形而上者”抽象，“形而下者”具象。“道”因“抽象”，故其义无穷；“器”因具象，故其用有限。任何语言文字的表述，都不免要使“道”因变得具象而有所局限，从而脱离其变化自如的本性，因而失去“道”作为真理的普适性和永恒性。所以老子说“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故道为本，器为末；道为体，器为用。而本为上，末为下。故“上达”指通达于“道”之义，“下达”指通达于“器”之用。现代的所谓“工匠精神”，便是“下达”的一种体现。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形而下”的“器”，既包括拥有物质实体的“物”，也包括没有物质实体的“术”。比如，制度、法律、科学、技术等思想或方法，因其被语言文字或其它表现形式所固化而变得具体，所以也都是“器”。在“樊迟请学稼”一章中（参见《善读「论语」13.4》），为稼之术即是“器”，故“老农”“老圃”皆为“小人下达”之例。而孔子主张“君子不器”，就是君子应求“上达”于道，而非“下达”于器。故当“樊迟请学稼”时，孔子说他是“小人哉”，指其仍未入道。

“君子上达”是因为“君子务本”，而“上达”为本，“下达”为末。只有“上达”于道之义，才能将道“化而裁之”，灵活变通地“下达”于器之用，才能将仁义之道“推而行之”于社会之中，“举而错之天下之民”。故唯“上达”，方可“以道驭术”，使“下达”能够更加合义、有效地发挥作用。

若不求“上达”于道，而专务“下达”于器，那就是舍本逐末。即便其“物”再精，其“术”再巧，也难以合道。比如，法家就是以法制为核心，专务于“法、势、术”之“巧”而“下达”于专制，是典型的小人之道。孔子的学生子夏有法家思想的倾向，孔子就告诫他说“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让当时还年轻的子夏先求“上达”于道。由于专制不合仁道，因此中国在自秦以后的两千多年里，民众一直饱受专制之苦。民主政体虽然较专制政体合义，但若民主政体的为政者们不能“上达”于道，仍然无法持续、有效地发挥民主制度的优势。民主国家目前面临的各种难以化解的政治弊端，便是由此而发。

“上达”难，而“下达”易。因此，任何功利性的社会都不免流于对“下达”的追逐。于是，政治家玩弄权“术”，生意人玩弄财“术”，法律人玩弄讼“术”，科学家玩弄技“术”，便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然而，人类的历史和现实早已证明，若离开“上达”的加持，“下达”的程度越深，对社会的伤害就越甚，对人类的威胁也越大。因此，“君子上达”必须要成为文明社会的***识。

其二，“君子”与“小人”作有德无德解。此时，小人为贬义。君子是有德者，其尚仁行义，行己有耻；而小人是无德者，其尚利恣欲，行己无耻。故君子之德将曰进乎高明，而小人之德则日退乎卑下。也就是说，君子日益有德，小人日益无德。至于其它的解释，比如“君子达于德义，小人达于财利”，“君子日日长进向上，小人日日沉沦向下”等，虽表述各异，但其实同义。

“君子日益有德，小人日益无德”，说明一个君子文化盛行的社会，其文明程度会不断地自我增益；而小人文化盛行的社会，其文明程度将不断地自我衰减。近几十年来，发生于我们中间的食品安全、生态危机、环境灾难、贪污腐败、信任缺失、道德沦丧等诸多社会问题，无一不说明一个礼崩乐坏的社会，其结果只能是文明的巨大倒退甚至崩溃。而在世界日益全球化的今天，这种文明的倒退，最终必将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连锁反应，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无法挽回的灾难。因此，复兴礼乐文化，挽救人类危机，已成整个世界的当务之急。为政者于此，怎可不慎？

以上两解，尽皆可取。然而细究其理，则前解又终可涵盖后解。因为若不通达道之义，则虽不欲自损其德，恐亦难得，故笔者倾向于前解。至于读者诸君，则可自行斟酌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