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父亲与酒

在我小时候模糊的印象里，父亲是颇喜欢喝酒的。

刨树回来，父亲时常喝得面红耳赤，一喝醉连脚都顾不得洗就回房躺下了。母亲见不惯父亲的这般邋遢模样，哪怕他再不情愿挪动身子，母亲也会轰着他去洗净脚；若是父亲实在已经醉得不省人事，母亲就心一横把自己的铺盖搬到了西屋。

人一旦喝大了，嘴里就容易发干。每次父亲在床上呼天喊地地嚷着要喝热茶，母亲都装作听不见；即使后来父亲嘴里开始骂骂咧咧，母亲依旧只顾忙自己手头的事情——那时我就看明白了，母亲是极其厌恶父亲喝酒的。

为了表达内心的厌恶，母亲还特意给酒安上了不雅的名号，透明玻璃瓶里的白酒，母亲不悦地唤之为“猴尿”，绿色玻璃瓶里的啤酒，母亲撇着嘴称之为“马尿”。每逢看到父亲喝得东倒西歪，她都会边搀父亲边在他的耳旁沉着脸斥责上一句，“这‘猴尿’咋就恁好喝，非得把自己往死里灌！”

父亲想为白酒说两句话，可一开口他才发觉自己的舌头早就变笨了，人一旦醉了，嘴里讲出来的话也颠三倒四得好似醉了一般。

恍惚间，父亲意识到自己的词不达意，可还没来得及重新组织那些东倒西歪的语言，他就被母亲一把掼倒在床上。头一沾枕头，父亲也就鼾声震天地睡死过去了。

那些年，父亲的嗜酒不仅让母亲在家里颇为头痛，在外面也没少拂她的脸面。

记得有年夏季，父亲和母亲一道去参加母亲一位堂叔的丧礼，去时两人还明明好好的，可回来时母亲的脸色却难看得很，再看父亲，他满身酒气踉踉跄跄地站在门口，直到隔壁邻居来我家串门，母亲才缓和着语气准许父亲进了家门。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天丧礼上父亲醉酒后说了不少絮叨话，其中有一句最让母亲下不来台面，“这钱拿嘞冤！”——父亲嘴里的“钱”，不用说定是母亲在她堂叔白事上随的礼金。

听大姨讲，当时我的母亲就变了脸，不管大姨在一旁如何苦劝，母亲始终揪住父亲的话不放，后来幸亏姥姥出面打圆场，母亲才狠狠地瞪了一眼父亲后重新坐回位置。

父亲的那次酒后失言，母亲在心里“记恨”了许多年。前两年，父亲在饭桌上说要在我买房时“出把力”，话音刚落，母亲就戏谑他“这钱不嫌拿嘞冤啊”。父亲自然明白母亲话里的曲折，他不好意思地边往嘴里塞了一大块馍边用电视机里的化肥广告扯开了母亲的话头。

那一年，父亲已经开始戒酒了。父亲能够戒酒，着实不是一件容易事。印象里，他每次喝酒时，母亲只要在一旁稍微多说两句，他的脸色就变得苦大仇深起来，好似不让他喝酒就与他有不***戴天之仇一般。

长大后我才明白，当年父亲的嗜酒是有一定氛围烘托的。不得不说，鲁西南人是颇爱饮酒的，尤其是逢年过节和红白喜事上，但凡有亲朋相聚，白酒就少不了。五花八门的行酒令和花样翻新的劝酒词，时常会让一个有着一斤多白酒酒量的汉子喝得瘫倒在地。

大概就是这样的外部环境，那些年，父亲一度把自己喝进了隔壁村里的卫生室。

那么爱喝酒的父亲开始起戒酒的念头，这还得从村里的尤三儿谈起。尤三儿其人其事，我曾在之前的一篇文章里写过，在去城里粮食收购站卖粮食时，因为在夜市上喝了几瓶冰镇啤酒，穿国道时他一不小心被大货车撞了个正着。

尤三儿没比父亲长几岁，他的媳妇论亲戚父亲应该喊一声表姐，在给尤家白事上帮忙的那天，父亲出奇地没有碰一下酒杯。

抬棺回来后，父亲一言不发地回到了卧室——母亲以为父亲又喝大了，可走近身旁才发现，他的身上没有半点儿酒气。听母亲讲，当时父亲一直呆呆地盯着头顶的房梁，好似丢了魂儿一般。

尤三儿走后，父亲就慢慢开始戒酒了，不过，那时的戒酒还不算彻底。

逢年过节，大舅倒的酒他是怎么都推不掉的，大姑家两位表哥敬的酒，他再不想喝也得喝下去；有时刨树回来，感觉身子乏得很，父亲也会主动从供桌下面搬出来酒桶。

父亲真正完全忌酒，是从他的脚趾头出现痛风的症状那天开始的。发肿发涨的脚趾，一度让父亲不能下地走路，当县城大医院里的医生严肃地劝告父亲以后千万不能再喝酒时，父亲当即就顺从地点了头。

从医院回来后，父亲再没有主动碰过酒杯，就连表弟在结婚大席上敬过来的酒，他也只是象征性地在杯口抿了一小口，趁人不备，他随即往肚子里猛灌了一大杯茶叶水——茶叶水专拿痛风，这是父亲从贾庄集上一位老中医那里打听来的算不上什么秘方的秘方。

如今，父亲算是已经彻底和酒断了来往。逢年过节的时候，每逢亲朋好友给他倒酒，他都扬起胳膊挡了回去，有时实在架不住，他就把杯子里的白酒一股脑倒给了我。

“俺小儿替我，我以茶代酒！”众人笑笑，我也跟着笑笑。盯着面前塑料杯里有大半根香烟深的白酒，我时常会想起母亲的那个不雅的比喻。

当众人仰起脖子往肚子里使劲灌酒时，我没少偷瞄父亲，他的眼睛里没有半点儿羡慕之色，看来他真的已经忌酒了。

白酒着实辣嗓子，可不知怎么的，有好两回，望着父亲怡然自得地啜茶叶水的样子，一时间我竟觉得杯中的酒变得好喝起来——想必当时我是真的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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