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我一个对于作家赵丽华的客观评价？

国家级诗人赵丽华

“原来我也能写诗”

随便摘录赵丽华被放到网络上的一首诗，就会发现网友之所以如此“亢奋”的原因。他们发现：写诗原来如此容易，只要会打回车键就会写诗。

赵丽华写道：“我坚决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场所/的卫生间/大便后/不冲涮/便池/的人”(《傻瓜灯———我坚决不能容忍》)。

一句话拆成几段后就成了一首诗了。对这样的“诗”，“评论家”给了很高的评价。但网友终于发现了这样的秘诀：说话结巴也成了写诗。他们恍然大悟：“我明白诗歌就分段而已／从此我欢呼／诗歌没死／丽华用华丽的诗教育了我／原来我也能写诗”。对这样的“诗”，谁不会写呢？

据报道，当赵丽华听到网络上对她的“诗歌”的批评时，还哈哈地笑了。她将自己的诗歌解释成某种风格，说文无定法，诗歌本来就是人人可以写的。而某著名诗人说这不是什么搞笑，而是所谓的“废话派”。也就是说，在诗人们看来，这样的作品还是诗。可是按照这样的逻辑，这么写也算是诗的话，那么说话结巴就是在写诗。

“恶搞”不过是被压抑后的反抗

网络“恶搞”遭遇制度瓶颈，但仍在燃烧。值得一提的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依托网络而存在的这股“解构主义”狂潮的两个特征：网络的开放性和参与性终结了“正搞”的信息垄断和话语霸权；“恶搞”乃是对“正搞”的一种反抗，它拆解了“正搞”的合法化，使“正搞”的神话破灭。“恶搞”乃是“开放社会”对“封闭社会”的一种本能反应，大众基于一直被“精英”恶搞的被压抑的羞辱，固执地要让寄生于“封闭社会”的诸多恶搞无所遁形。

具体到赵丽华身上，她的“诗歌”作品之所以被戏仿，实乃因其身份挑战大众智力太过。事实上他们无意识地认为诗无论怎样都是一种技能，一个“国家级诗人”的水平显然不会太差———大众沉浸于“皇帝的新衣”这样的幻觉中。

赵丽华的“诗歌”作品使大众的心理状态急剧变化，仅仅是顿悟“原来写诗是如此简单”不足以解释他们的反弹，他们还有一种被“恶搞”的耻辱感，而它涉及到对国家级诗人这样的身份“恶搞”的合法性及相应的话语权力支持与资源配给的反抗。

也就是说，是赵丽华及背后的话语权力与资源分配对诗歌和大众的“恶搞”在先，而且过分到让大众识破，才遭致大众的“反恶搞”，即对具有羞辱性的神话的解构。恰恰是具有开放性和参与性的网络提供了反抗体制内的话语权力与资源分配“恶搞”的平台。

权力意志下的价值排序

一个“国家级女诗人”头衔就可以让人看出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赵丽华类的名人的名气与体制的***生关系。这种名气依赖于体制内的话语权力赋予与资源配给而扭曲了人们对于与名气联系在一起的专业领域的评价。所谓的“国家级诗人”(是否相应地也有省级诗人、地区级诗人、县级诗人、乡级诗人、村级诗人？)实质上不过是一种“行政配给”，它的评价标准并非诗歌水平，而是权力意志。

这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在学术界，“外行领导内行”、“外行评价内行”屡见不鲜。因此，在中国，权力意志渗透得很深的领域，这种现象仅仅从心理学上的“光环效应”、“从众心理”等角度上来解释并不够，因为这类名气依靠的并不是对大众的集体催眠，而是依靠他们在权力指令与资源垄断下对扭曲的评价标准的屈服。事实上，由于体制内所掌握的巨大资源和话语霸权，它无形中强行取代各个领域的专业标准而对在这些领域的人的“水平”进行排序并予以合法化。

因此，“诗坛芙蓉姐姐”当上鲁迅文学奖评委不会让人吃惊。与体制外的批判联系在一起、本来绝对不能侮辱的鲁迅这个符号一旦纳入体制内，就注定了它被侮辱的命运。只是人们没有想到，这种侮辱是如此地过分。

人们尽管在基本的认知层面不会傻到认为一个通过体制内的向上流动获得一定话语权力和资源分配优势的所谓“名人”真的有很高的水平，但由于对权力意志下那套评价标准的屈服，他们还是免不了接受既存体制下对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作家”、“诗人”的价值排序———一个如果不是特别有水平的不加入作协的人，在大众眼中算不算一个作家都很难说。只有当寄生于体制内的名人暴露出他的水平连普通的大众都不如时，大众才会在被羞辱中似乎猛醒，将体制内对他的“水平认定”的外衣彻底剥去。

在大众被赵丽华恶搞之后，也该觉悟了，免得猛醒后，发现自己已经被羞辱过了。

貌似很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