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伯钰被八国联军抄家后又是靠什么维持生活的

天津是北方头号的水陆码头，什么好吃的都打这儿过，什么好玩的都扎到这儿来。这就把当地的阔少爷们惯坏了。这些少爷个个能吃能玩，会吃会玩，讲吃讲玩，还各有一绝，比方北大关丁家的大少爷丁伯钰。

丁家原本是浙江绍兴的一个望族，燕王扫北来到天津，祖上在北城外南运河边弄到一个肥差——钞关的主事。这差事就是守在河边一坐，南来北往的船只全要向他交钱纳税。不用干活，坐地收钱，眼瞅着金山银山往上长，铜子儿扔着花也花不完。

丁家掌管这钞关在城北，人称北大关；丁家这差事世袭，上辈传下辈，只传家人，不传外人，故人叫他家为“大关丁”。

大关丁虽然有钱有势，可是他家的大少爷丁伯钰却非比常人，绝不是酒囊饭袋。他玩有玩的绝门，吃有吃的格色。

先说玩，他不玩牌不玩鸟不玩狗不玩酒令不玩小脚女人，他瞧不上这些玩烂了的东西。他脑瓜后边还耷拉一根辫子时，就骑着洋人的自行车，城里城外跑，叫全城的人全都傻了眼。

据说李鸿章早就听说，海外洋人全都骑这种东西，在大街上往来如梭。后来李鸿章访美，亲眼瞧见了，大呼神奇，还把自行车称作洋人的“木牛流马”。美国人送他一辆，他不敢一试。他不试，谁还敢试？拿回来一直扔在库房里。丁伯钰听到了，心里好奇，就找租界的朋友，花大价钱由西洋进口一辆，拿回来就骑，开始时不免摔得人仰车翻，但不出半个月，居然在估衣街上晃悠悠地亮了相。这一亮相，满城皆知。半年后，天津卫城里城外，河东水西，大街小道，全见过这位高大壮实的丁大少爷，骑一辆前后两个轱辘的洋车，宛转自如，轻如小燕，飞驰街头。他是头一位骑自行车的天津人，一时成了津门一景。

这种玩法，除去丁大少，谁还能做到——想到，想到——做到？

再说吃。他不爱吃登瀛楼的锅塌里脊不爱吃全聚楼的高丽银鱼不爱吃天丰园的银沙紫蟹不爱吃德升楼的炒鲤鱼须子，不爱吃广东馆宁波馆京饭庄和紫竹林洋菜馆所有的名菜。在天津这码头上，天下各种口味一概全有，好吃的东西五花八门。酸的、甜的、咸的、咸甜的、酸甜的、辣的、麻的、怪味的、又臭又香的；黏的、酥的、脆的、软的、松的、滑的、面的、焦的、外焦里嫩的、有咬劲的、愈嚼愈带劲的……这些东西，不光吃不过来，看都看不过来。可是丁大少爷口味个别，他顶爱吃一样，这东西吃不腻吃不够，却并不金贵，也不稀罕，街头巷尾到处见，就是——糖堆。

一串蘸糖的山里红，有嘛吃头？穷人解馋吃的，哄孩子吃的，丫头片子吃的，城中顶尖的阔少爷干吗偏吃这个？

人笑他“富人穷嘴”，他不在乎。坐着胶皮车穿过估衣街时，只要看到街口有小贩卖糖堆，立时叫停了车，打发车夫去买一根，坐在车上，大口“咔哧咔哧”嚼起来。这模样城北的人全都见过，别笑人家丁大少阔没阔相，他说过，糖堆就是一两金子一串，他照吃。由此叫人知道，有钱人就是想干吗就干吗。丁大少拥着金山银山，偏拿着这街头小吃当命了。谁能？

一次，一位打京城来的阔少爷来拜访他。京津两地虽近在咫尺，脾气秉性，吃法活法，连说话说什么都不同；天津人好说八大家，京城的人张口就是老佛爷。天津这里有钱的王八大二辈，京城那里官大一级压死人。今儿一提糖堆，京城阔少问丁大少：“这糖堆在我们京城叫作糖葫芦。老佛爷也爱吃糖葫芦，你可知道？”

丁大少摇头。京城阔少神气起来，笑道：“老佛爷吃的糖葫芦是仙品，与你们这儿街头货色可是一天一地了。”随后他顺口又说了一句，“现在京城鼓楼前九龙斋饭庄掌勺的王老五，在御膳房里干过，据说就给老佛爷蘸过糖葫芦。”

京城阔少见自己把津门阔少压住了，心里高兴，不再说糖堆的事，换了话题。其实他也就知道这么一点。

可是等京城阔少一走，丁大少马上派两个能人，带许多银子，跑到京城，在鼓楼跟前找到九龙斋，接着找到王老五，跟着把这退了役却正缺钱的御膳房的厨师请到了天津。向来京城里必须托大官来办的事，在天津卫用银子全能办成办好。

这王老五人矮，微胖，小手，小脚，小鼻子，小耳朵，其貌不扬，也不好说话，可是身上透着一点威严。若不是出身名门，抑或身怀绝技，身上决没有这般神气。待他到丁家院子当中，先支起火炉，架上铁锅，铺好石板和案板，随后把从京城带来的两个大包袱打开，将各种见所未见的干活的家伙，还有花花绿绿、奇香异味的食材，一样一样、有章有法地铺开摆开。这阵势，叫四周围观的男仆女婢全都看傻了眼。丁大少咧开笑嘴，他家当院成了御膳房！

他眼啾着王老五，一步一步把一串串糖堆做好。他头次见糖堆还能做得这么晶亮悦眼，五彩斑斓，玲珑剔透，好似一串串小花灯。他叫人把蘸好的糖堆送到家中各房，自己挑了新奇俏皮的一串，张口一咬，立时觉得自己已经是老佛爷了。原来做皇上这么有口福。可是皇上能吃到的，他使银子不也照样吃到吗？从此，他只要想吃老佛爷的糖葫芦，就用车把王老五从京城拉来。有一次他还在家摆上一桌糖堆宴，把城中一些吃过见过的大人物全请来。一席过后，便将明里暗里笑话他吃糖堆的臭嘴们全堵了。要说天津卫会吃加上会玩的，大关丁的丁大少顶了天。

渐渐，人们把他家这个有钱有势的称号“大关丁”给了他，称他“大关丁”了。

天底下无论坏事好事不会总在一个人身上，这叫物极必反。庚子年间，天降大祸，朝廷内乱，拳民举事，中外恶斗，跟着是聚在紫竹林里的八国联军血洗了天津老城。大关丁家富得惹眼，便被联军抄得精光，此后他家的摇钱树——钞关也不叫干了。一下子，他从天上掉在了地上。这世上的事很奇怪，活在天上的人掉下来好像绝了路，一直在地上的小老百姓反倒没这感觉，该吃就吃，该睡就睡，该干活就干活。

联军屠城后不久，天就凉下来。大关丁只剩几间没烧毁的破屋子，他一家好几口，饥肠饿肚，睡觉没被，没东西可卖。人劝他借贷他不肯，他不肯背债，他明白背上债就像扛上墓碑，一直到见了阎王爷，才卸下身来。

一天，他在估衣街上看见一个卖山里红的老乡。他吃了半辈子糖堆，见了山里红哪能不动心。但这次不是心里一动，而是脑筋一动。他口袋只有几个铜子儿，便买了三五十个山里红，又去杂货店买了一小包糖，回家后切果、剔核、熬糖稀，然后从堆在墙角的苇帘中抽出几根苇秆，剥去干皮，露出白秆，截断削尖，穿果蘸糖，拿到街上一卖，都说好吃，顷刻卖光。他攥着钱又去买山里红、买糖、做糖堆，这么来来去去，跑来跑去，快断绝了的一口气就这么一点点缓过来了。

两个月后，大关丁居然有模有样站在估衣街江西会馆对面一条胡同口卖糖堆了。看样子他有几个钱了。天气凉，他居然穿上了一件二大棉袄，头戴无檐毡帽，脚下蹬兔皮里子的一双毡靴。一根裹着厚厚一圈稻草的木杆上，插满红通通的糖堆。估衣街上平日总有几个卖糖堆的，可人嘴挑好的，很快都认大关丁的了。大关丁的糖堆果大，足实透亮，糖裹得又厚又匀，松脆不粘牙；吃他一串，赛别人两串。

快到年底，丁大少手头阔绰些，开始在糖堆上玩起花活，夹豆馅的，裹黑白芝麻的，镶上各种干鲜杂果的，愈做愈好愈奇愈精，天津人吃了多少年的糖堆，还没吃过大关丁这些花样翻新的糖堆。这就奇了，他不过一个玩玩闹闹的少爷，哪来的这种能耐？

连大关丁家里的人也不知道大少爷的能耐哪儿来的。谁也没想到，不过是当年御厨王老五在他家当院做糖堆时，他在一边拿眼看到的。怎么选果、除核、做馅、熬糖、夹花、配料、削签、穿果、蘸糖等等，他全看在眼里。他那时候并无心偷艺，王老五对这好吃的阔少爷也全无戒心。大少爷好奇便问，王老五有问必答。能人对自己的能耐向来守口如瓶，所以王老五在京城没有知音。到了天津卫大少爷这儿，百无禁忌，便开了河。王老五愈说愈得意，可就把一生的诀窍全说给了大少爷。大少爷拿糖堆当命，这些话听了自然全都记住。谁想到王老五当年每句话，今天在大关丁手里全成了真刀真枪。

大关丁过去是吃糖堆，今天是做糖堆。吃糖堆用嘴，做糖堆用心。一旦用心，能耐加倍。他还将山里红改用北边蓟县的，黄枣改用漳洲的，苇秆改用白洋淀的。天津是码头，要什么有什么。大关丁亲口吃过老佛爷的糖葫芦，只有知道那个味儿才能做出那个味儿来。天津又有租界，有洋货，他能知道洋人哪样东西好。他把白糖改为荷兰的冰花糖，不单又甜又香，还分外透亮，看上去每个红果外边都像罩个玻璃泡儿。这些法子，一般小贩哪里知道？过年的时候，大关丁做一种特大糖堆，顶上边的一个果儿特别大；他别出心裁，拿橘子瓣、瓜子仁儿、青红丝做成一个虎头，一对葡萄当眼珠子，凶猛又喜人。他给这糖堆取名“花里虎”。虎性阳刚，过年辟邪，过年买东西不怕贵，这一下他的糖堆名扬津门。开始时花里虎限购三支，后来一支也买不上。

这一来，大关丁又站了起来。

他在钞关长大，懂得做事要讲规矩。他每天必走一条路线，起自针市街，东穿估衣街和锅店街，西至大胡同止。天天下午，按时准到。只是刮风、下雨、三伏天不出来。北门里的富人多，想叫他到那儿去卖，被他婉拒。他说他每天做的东西有限，只够估衣街那边的老主顾。他的糖堆是在估衣街上卖出名来的，心里总装着这里的老主顾们。

于是，估衣街上天天能见到他。他富裕起来后，衣装也更像样。小瓜皮帽是用俄国的材料定做的，褂子裤子干干净净。他面有红晕，眸子发光。自己不再担糖堆挑子，专门雇一个人替他担。他大腹便便走在前边，右手不离一根长柄的花鸡毛的掸子。每到一个小胡同口，必朝胡同里边喊一声：“堆儿——”

天津人卖糖堆，从来不吆喝“糖堆”两个字，只一个“堆儿——”。

他人高腹圆，嗓门粗，中气足。一声可以直贯胡同深处。如果是死胡同，这个“堆儿”的声音撞到墙还会返回来。

他身上总还有点当年大关丁的派头。

天津再没人贬他，反而佩服这人。人要阔得起，也得穷得起。阔不糟钱，穷就挣钱。能阔也能穷，世间自称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