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封锁不是违反条约的吗

从柏林危机爆发的过程来看，苏联强硬地封锁柏林的交通无疑是引爆危机的直接的催发剂。令人惊讶的是，苏联采取封锁柏林这种重要行动时，它开始时提出的理由竟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技术原因”。这种幼稚的手法似乎注定了苏联在以后同西方国家的较量中必然要处于下风。7月3日，美英法三国军事长官会见了索科洛夫斯基，向他建议由西方提供技术帮助恢复柏林交通。索科洛夫斯基当然拒绝了这种帮助，因为本来就不存在这种所谓的技术困难。同时他道出了封锁的真正原因是：西方六国伦敦会议和造成苏占区经济混乱的西占区货币改革。他还明确表示，他“不能保证当现在的技术障碍排除时，不会出现新的这方面的障碍”。虽然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危机中尖锐地对抗着，但双方都没有也不敢下决心走向武装冲突。7月6日，美英法三国各自照会苏联。7月14日苏联复照三国。双方除了相互提出指责外，都表示愿意进行谈判。美国等表示可以就柏林管理的分歧问题进行谈判。但强调谈判只能在封锁解除后进行。[22] 但是苏联认为谈判不能仅仅限于柏林管制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不能与四大国管制德国的总问题分开的。[23] 7月31日，莫洛托夫在与美英法三国大使会谈时明确表示，“苏联政府认为，把讨论柏林问题与四方***同管制德国问题分割开来是不可能的。” 8月2日，斯大林在会见三国大使时非常清楚地阐明了苏联在柏林危机中的立场和观点。斯大林认为，是西方国家在柏林发行的B记马克和伦敦会议的决定引起了苏联所采取的封锁柏林交通的措施。因此如要苏联取消封锁，西方国家就必须：第一，废除B记马克，代之以苏占区通用的德国马克；第二，西方国家应当作出保证，执行伦敦会议的决定将推迟到四国代表会晤并就所有涉及德国的基本问题达成协议的时候。[25] 由于西方国家大使不愿意就停止执行伦敦会议决定作出保证，斯大林不再要求将这一点作为取消封锁的条件，但是他要求把苏联政府关于推迟解决西德政府问题的要求记录下来。西方代表同意苏占区德国马克在柏林流通和收回柏林西区的B记马克。条件是，在采取这一措施的同时，取消对柏林和西占区之间的交通限制。但是，苏联的立场实质上仍然没有发生变化。1948年8月7日，联***(布)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苏联方面关于苏美英法四国会谈的联合公报草案。苏联的草案规定，将于8月15日废除在西占区宣布货币改革后对德国西占区和柏林之间的客运和货物运输实行的双向限制。与此同时，苏占区的德国马克应成为柏林的唯一货币，由苏占区的德国发行银行调节整个柏林的货币流通。草案还规定，近期内召开四国外长会议或四国代表的单独会谈“以讨论涉及柏林的未决问题和涉及与整个德国的其它未决问题”。最让西方国家所不能接受的是草案中的下面一段内容：“在四国代表的谈判中讨论了苏联政府希望推迟实施伦敦会议关于建立西德政府的决定直到上述四国代表会议产生结果时的问题。为此，西方三国代表表示，三国政府暂不处理建立西德政府的问题。” 1948年9月1日，在西占区召开的制定西德宪法的议会清楚地反映了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对立场。但是西方国家在货币问题上还是作出了让步和妥协。根据在莫斯科制定的四国政府协议，建立了由四国驻德军事长官组成的财政委员会以监督实行有关在柏林发行统一货币的措施。9月1日~7日，在柏林召开的四国军事长官会议讨论了财政委员会的职能和权限问题。莫洛托夫在给本国代表的指示中说，不能从在莫斯科达成的决定特别是关于扩大财政委员会权力的决定上退让。美国驻苏联大使史密斯表示，“在除了有关柏林的其它问题上，法国、英国和美国代表没有任何扩大财政委员会对德国发行银行实行监督的意图。”他还说，“三国代表始终承认，对财政委员会的监控不应当破坏苏联当局对苏占区货币流通的责任。” 但是苏联在谈判中没有抓住这一机会与西方国家达成妥协，而是拖延谈判，坐等“空中桥梁”行动失败后西方国家最终屈服和让步。有关“空中桥梁”遇到困难和即将失败的情报显然误导了苏联政府。如，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苏联代表团成员拉季阿尼的报告就很有代表性。他叙述了他于1948年11月20日同联合国新闻署副署长奥登(法国人)的谈话。他说，一位奥登非常熟悉的美国代表团成员告诉奥登，“柏林的‘空中桥梁’的情况是非常困难的。美国军方认为，目前正值冬季，飞行条件极为复杂，全体人员都已疲惫不堪，以至于要作很大的努力才能让飞行员继续飞行。物质方面的损耗非常快。这位美国代表团成员说，美国军事指挥部和国务院担心近期内‘空中桥梁’的作用将很快丧失。” 但是，苏联对柏林的封锁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逐渐朝着不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第一，柏林危机爆发后，柏林作为四国***管的的单一城市的地位已经维以维持。1948年12月，柏林终于分裂各自为政的东西柏林两部分，各有自己的立法、行政和货币体系。这种情况的出现似乎更有利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因为在去除了四国***管柏林的空壳后，西方国家警告了在西柏林不受苏联束缚的自由行事的机会。第二，最重要的是，美英的“空中桥梁”产生了显著的效果。到1949年春天，美国向西柏林空运的物品达到了平均每天8000吨的水平，这与封锁前美英通过水陆交通运送给西柏林的物品基本上持平了。第三，美英的反封锁对苏占区和东柏林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由于反封锁，苏占区和东柏林无法从西占区和西柏林等到其所需要的商品，尤其是煤和钢等重工业原料。而苏占区的经济体制基本上就是以重工业为主的苏联经济模式的翻版。这就使苏占区受到了反封锁的严重打击。苏占区和东柏林的许多企业甚至被迫关闭。由此而引起的失业加剧了社会局势的动荡和紧张，东柏林居民逃往西柏林的事件频频发生。美占区军事长官克莱说，“可以肯定，我们的反封锁对东德所造成的损害要大于西德。” 这确实并非夸大之词。局势的这种演变，是苏联始料未及的。苏联发现，在封锁与反封锁的较量中，它已明显处于下风。这就迫使苏联在柏林危机的谈判中作出最后的让步。1949年1月底，斯大林终于表态了。他在答记者问中说，如果美英法国同意把建立西德国家推迟到研究整个德国问题的外长会议召开的时候，苏联不认为取消交通限制有什么障碍。这是苏联方面在谈到解除柏林封锁时第一次没有把它同纠缠不清的柏林货币问题联系起来。实际上已接近无条件解除封锁，因为推迟而不是取消建立西德，对西方国家来说，已经无关宏指。从2月中旬开始，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杰赛普同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就柏林问题进行谈判。在这期间，苏联采取了一系列走向解除封锁的措施。苏联恢复了对西柏林的电力供应，放回了扣押在苏占区的4000节车厢。4月，苏占区甚至已编制了包括西占区列车运行在内的火车时刻表。尤其耐人寻味的是，3月29日，苏联驻德军事长官索科洛夫斯基调任国防部副部长，其原职由崔可夫将军取代。索科洛夫斯基在柏林危机期间，一贯采取强硬立场，他的离职表明了苏联立场的变化。 1949年5月5日，苏、美、英、法四国终于达成了协议。协议宣布自5月12日起，取消从1948年4月1日起实施的封锁和反封锁。根据协议的规定，四国于5月23日在巴黎召开了外长会议。但除了肯定解除封锁外，没有任何具体成果。而一场柏林危机的最终结果是形成了两个德国的分裂局面。从协议的内容来看，苏联和西方国家虽然同时取消封锁和反封锁，但是西方国家的反封锁本来就是苏联封锁的副产品。因此，较量的结果并不是打个平手，而是率先采取封锁的一方——苏联的失败。封锁了一年多，苏联既没有阻止西德国家的建立，亦未能把西方国家赶出柏林，倒使自己尝到一些苦果。柏林危机虽然结束了，但是它却强化了冷战的局面，加快了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形成的过程。具体表现为：其一，危机加强了美国同欧洲国家的政治军事联系和合作，促进季美国在欧洲的地位和影响。正是在危机期间，美国以对付苏联的挑战为名，于7月中旬使英国同意美国在其领土上部署60架B—29战略轰炸机。其二，危机加快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过程。早在封锁前，美国根据它的对外战略，就明确表示支持建立西方联盟。1948年3月，英、法、荷、比、卢五国签订了布鲁塞尔条约。之后，美国便开始同布鲁塞尔条约成员国讨论建立大西洋安全体系问题。美国提议要把北欧的挪威、丹麦、瑞典和冰岛作为“垫脚石”国家也纳入大西洋安全体系中。但要实现这一设想并非易事。因为北欧国家长期奉行和平主义和中立主义的政策。1948年1月，当英国呼吁建立西方联盟时，北欧国宾的反应极为冷淡，甚至“公开宣称它们不会参加一个为俄国所谴责的计划”。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二月事件已使它们对苏联的恐惧增加了。而苏联封锁柏林，更使它们感受到了苏联的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最后除了瑞典继续保持中立外，挪威、丹麦和冰岛均加入了北约组织。由于柏林封锁给美国等西方国家带来的危机感，促使它们加快了筹建北约的步伐。在达成解除封锁协议的一个月之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已经脱胎问世了。后来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俄国在柏林问题上所表现的粗暴和野蛮……导致最后讨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组织的建立当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对外战略的产物，但是苏联挑起危机的不当行为，起码也是加快北约组织产生进程的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