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的生平介绍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一八八九——一九六六），早年在弗莱堡大学研读神学和哲学，一九二三年任马堡大学哲学教授。一九二八年，接替他的老师、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任弗莱堡大学哲学讲座教授。

海德格尔是西方哲学史上一位有独创性的、影响广泛的思想家。他的最重要的著作是《存在与时间》（一九二六），由于此书，海德格尔被视为现象学学派的发展者、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存在与时间》的“目的就是要具体地探讨存在的意义的问题”，而且，他一生中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别。他关于存在与时间意义的探讨，他对艺术理论和技术性的沉思，他的语言格局理论，以及他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真理和逻辑模式的彻底矫正等等，对当代西方各种学说都产生了影响。可以称他为“存在的追问者”、“存在的放牧者”、“诗人哲学家”，也可以称他为“思想的供奉者”、“思想的神秘主宰者”，或“思想中的思想者”，或用海德格尔自己所称的“途中的思想家”等等一个普通的平常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　书评人石勇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曾经承认：存在主义的终点正是宗教的起点。在已经达到“对岸”的宗教徒看来，“存在主义者”正是那些既不能回到当初的出发点，也不能游到对岸，而只能在湍急的河水里挣扎的人们。

作为最深刻的一种人本主义思想，存在主义抓住了一点：人的悲剧的最终根源在于他存在本体论上的悲剧———存在与存在者的分裂。正是这一点使得精神分析理论在弗洛伊德学说之后，走上了与存在主义和宗教融合的道路。荣格、兰克、贝克尔、弗洛姆、莱恩等操持精神分析“手术刀”的西方人不约而同地对在遥远的东方出没的禅宗思想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在海德格尔看来，现象学不是科学，它不必硬让自己去承担起那些与专门科学有关的主题。现象学是一种本源科学，因而，现象学提倡“向着事情本身”，就应该被理解为是对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即：要求自己达到对自身的源始的理解。就现象学而言，生活本应该是所谓的“事情本身”。现象学不应成为人所杜撰出来的一种世界观。在海德格尔看来，打着科学招牌的世界观无疑是一种谬误的生活，它本应通过真正的生活和彻底地、忠实地实行这种真正的生活而获得新生。谬误就是一种危险，在这种危险里，提出和进入“先验问题”都由于“科学的构成形式”而受到了限制。海德格尔把这种危险称为“科学观念的无批判的绝对化”。在他看来，自称为科学的现象学虽然在寻求一种“直接的给予性”。而实际上，就现象学自身说来，这种“直接给予性”是无法直接给出的。现象学的这种科学性实际上遮蔽了现实的涌动着的生活，而一切“直接的给予性”，包括了现象学的问题范围都首先是在那种无论什么方式的生活本身的行动过程中给出的。在这里，哲学要寻找的再也不是笛卡尔和胡塞尔那种意义上的一个绝对确定的点——无论是起点还是终点，而是要指向一个具体的境况，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经验到的境况，这是以科学理论的态度不可通达的。过去，科学的理论态度在认识上有一种优先的地位，而现在不然，这种态度的优先地位成了问题。因为，在这种理论态度中，生活中的那些具体的、日常最亲切的东西反而变成了不可理解的。在科学的表达中，那活生生的，涌动着的生活“不知怎么的”就被僵化了。现象学若要成为真正的本源的科学——即真正的哲学，就应直面那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最亲切的，最生动的生活本身，去把握生活中那些最源始的、具体的东西。现象学的还原论，还原到最后就直接面对着那些活生生的、具体的东西，即生活本身。在海德格尔看来，现象学所要把握的不应该是自我，也不应该是所谓纯粹意识，而只有生活。现象学的“现象”、“显现”，就是这生活。只有生活才是“自我显现”的，才是“自足性”的和“具有意义性”的东西。

在海德格尔对于现象学的这样一种批判性的解说中，已然包含了对于整个西方哲学传统具有的所谓科学的理性化的理论态度的批判和拒斥。在他看来，整个西方哲学之所以在追问存在的历史上走了那么多的弯路和歧路，在于对“生活”这个最源始的、最根本的东西采取了一种错误的理论态度，而遗忘了它。海德格尔对于哲学之基础的这样一种“非科学化”、“非理论化”、“生活化”的追求，在他以后的思想历程中，成为一种几乎是贯彻始终的基本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