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宰商界三百余年的徽商，最终为何走向衰落？

我是“非本色”，这个问题算是问对了。

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剧作家汤显祖前往徽州休宁县城附近的汪村，拜会同行汪廷讷。刚进汪家宅院“坐隐园”，汤显祖被眼前一座建筑精巧、富丽堂皇的“梦中之园”所惊呆。一个剧作家，为何建得起如此豪华的园林来？原来，汪廷讷曾是大盐商，当过朝廷的盐运使。汤显沮生发几分“妒忌”这位既有雅兴写剧本、又有头脑赚大钱的世外高人。于是写下了《游黄山白岳不果》一诗：“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显然，这位汪廷讷应该是徽商中的一员。徽商俗称“徽帮”，是旧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绩溪）商人或商人集团之总称，于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作为中国商界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黄河流域，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其拥有雄厚的商业资本、从贾人数众多、活动区域范围广、经营行业众多，在中国商界称雄三百余年。

然而，这股曾创造辉煌的商业势力，为何在清朝中后期走向衰落了呢？

徽商“特色”

经营行业众多。徽商经营多种商业和贩运行业，基本行业包括盐、典当、茶木，其次为米、谷、丝绸、纸、墨、棉布、瓷器等。其中，婺源人以茶、木商为主，歙县人以盐商为主，绩溪人以菜馆业为主，休宁人以典当商为主，祁门、黟县人以经营布匹、杂货为主。

除此之外，还直接办产业。如在芜湖，歙县商人阮弼开设了染纸厂；在福建，休宁商人朱云沾开采铁矿，他们一边生产一边贩卖，工商于一身。

明人撰的《栖溪风上记》载：“官舫连艘，……商货聚集，徽、杭大贾，视为利之渊薮，开典顿米，贸丝开车者，骄臻辐溱。”即这些徽州大贾不但贸丝，而且“开车”漅丝。

有关这方面的史料，汪道昆的《太函集》中也透露了一些。该书卷四七《海阳新溪朱处士墓志铭》记载：“朱处士云治，字天泽，海阳（休宁）新溪人也。……从兄贾闽，盖课铁冶山中，诸佣人率‘多’处士长者，‘争，力作以称。处士业大饶。会岁不登，处士贷诸佣人钱百万。”

扬州大盐商的徽商代表江春，因其“一夜堆盐造白塔，徽菜接驾乾隆帝”的奇迹，而被誉作“以布衣结交天子”的“天下最牛的徽商”。当年徽商多有钱，连乾隆都惊叹”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左儒右贾”。徽商之所以能区别于其他商帮，主要在于保持独特的“左儒右贾”风格，正所谓“躬虽服贾，有儒者风”。

在徽州，儒学之根很深，朱熹被徽州人视为圣人，因朱熹的故乡在徽州而骄傲，心悦诚服于他的学说，正如清《茗洲吴氏家典序》中载“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而以朱子之风传子若孙也”。

明清时期，这里有书院54所，社学562所。举人明298人、清698人，进士明392人、清226人。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徽商从小就熟读诗经，非常重视教育，“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

较高的文化素质成为他们与士大夫们交往的“基石”，与封建官僚混为一体，或相互接托，可以通过“急公议叙”、“捐纳”和“读书登第”攫取官位，还可重资求得部曹守令乃至太监、天子的庇护，享有官爵的特权。如果本人不能跻身于官商，就督促子弟应试为官。此外，还可以从历史上汲取丰富的商业经验、智慧，促使自身商业的发展，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

诚信贾道。徽商讲究商业道德，提倡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义利兼顾。以勤奋和吃苦耐劳而著称，在外经营，三年一归，新婚离别，这些都十分平常。在他们看来，诚信是商人的立命之基，以义为利是生财之大道。因此，他们坚持“财自道生，利缘义取”的信条。歙县徽商舒遵刚曾说：“钱，泉也，泉有源方有流”，“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自当广开财源”，“狡诈生财者，自塞其源也。”

徽商自己编撰《士商十要》，作为约束帮众的行为准则，做到“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贸迁货居、市不二价”。休宁县徽商陈世谅：“尝远服南粤，与岛夷为市，以至诚相感召，夷亦敬而惮之。”靠诚信，徽商实现了名利双收，威服海外。

衰落之源

家族经营，环境巨变。徽商经营模式中的典型模式就是家族经营，即利用家族关系、宗族制度，在全国各地结成一个严密而有效的网络。徽商外出经商，每落脚于一城，其族人即刻前来“招呼”，由于都在当地经商，逐渐垄断了市场。徽商发明的“积聚经济”，换成现代经济学就是产业积聚，不过他们只是家族、宗族、乡族的积聚。徽商利用这种家族经营，走向了鼎盛。但是，随着社会发展，特别是鸦片战争后，加上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外国资本主义抢占到经济特权，晋商最终内外交困。

抱残守旧，缺乏开拓。曾借着“亦儒亦贾”，徽商的地位得以提高，也促进了自身的发展。但是，儒家思想原本是“服务”封建传统社会的，徽商的经营理念、活动一时还难以跳出封建思想的栅栏，向近代商人的转变。1843年上海开埠，资本主义工商业迅猛发展，上海成为新兴的工商业中心和进出口基地。面对大量外资、外企的涌入，徽商仍抱残守旧，缺乏开拓精神，难以适应新市场的需求。

当然，这也不能一味指责徽商，因为当时的徽商是“亦官亦商”的，虽然享受朝廷的很多优惠，但也更多受到官府的压榨勒索，造成资本大量流失。在清末，这种状况尤甚，徽商将所有希望寄托于正在走向没落的清政府，自己也开始没落了。

官本位。在古代的中国，一般“学而优则仕”，“官（士）”为四民之首，“商”为四民之末。这些徽州子弟，通过雄厚的财力“获得”高官，在一定程度上徽商的政治话语权“很有效”，其商业利益也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官”与“商”的结合非常紧密。如徽商世家出身的徐承宣官工科掌印给事中时，“扬州五塘关政滋弊，承宣谓此关外之关，税外之税也。慷慨力陈，一方赖之”。可见，徽商基本摆脱底层农民的身份，跻身于精英化的士大夫阶层。因此，在太平盛世，徽商利用这种将巨资“投入”官场，没有和产业结合的经营方式“钱”途不可限量；一旦进入乱世，这样的非理性经济行为，势必会消磨官本位徽商的整体竞争力，最终走向衰落。最典型的就是官盐经销制度的废除，徽商在盐业的优势顿时土崩瓦解。

地理因素。1843年上海开埠，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成为新兴的工商业中心和进出口基地，并“带动”整个长江三角洲以及周边区域。但是，周围的传统工商业城市却开始不断衰落，大批官宦豪门、商贾名流从这些地方迁往上海，还带去了大量资金、巨大市场份额；不仅如此，大批劳动力、人才也从这些地区迁往上海。

这样一来，当地的传统市场萎缩得更快。

上海的外贸几乎呈几何级增长，如江浙一带的生丝出口，已由浙江丝商早早转移到上海。长江流域的土产桐油、猪鬃等成为大宗出口物资，也依托上海口岸，迟到的徽商更是没分到什么份额。纺织品、日用品、药品等基本由机器生产或进口取代了手工生产。

在新的经营方式和商业网络冲击下，徽商节节败退，取而代之的是闽越商人、江浙商人迅速崛起。

按照传统的陆路商道，徽州还是一个交通要道，但是新修的交通路线，以及新引进的交通方式大大地改变给了徽州的传统交通格局，徽商也受到致命打击。如从西方传入的海运轮船，比运河的运输快捷方便；而后通车的津浦铁路，也拧断了运河漕运的最后一根稻草。

随着津浦路沿线的中小城市迅速发展，盛极一时的沿运河城镇临清、王家营、清江浦，以至扬州，一派萧条。聚居在那里的徽商从此衰落，就是有勇气转迁上海等地，留给他们的时间和空间已十分有限了。当然徽商还有其他一些自身的弱点。

当中国逐渐步入近代社会后，东南沿海地区的商人都能投资产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大批徽商却还在纠结于儒、商、官三位一体以及相互转换，迟迟迈不出浓厚封建小农意识、强烈依靠封建势力这一步而陷入日趋衰落的绝境。

写了这么多，飘过的也给个苦力赞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