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源的澄清流言
在《中文维基百科》等各大网站，都把周思源称为“周思源教授确实是周汝昌老先生的长子，是周老前妻所生”，流毒甚广，这是没有确切的根据的，而且有恶搞性质，后周思源先生亲自撰文发表在《北京晨报》，题为《我与周汝昌毫无关系 父亲并不姓“周”》。作为一个有重要影响力的网络平台，“百度百科”有责任也有义务在这里纠正这种荒谬的说法，让读者了解事实真相，以正视听。
以下为周思源先生的亲笔文章：
我是北京语言大学研究《红楼梦》的周思源。
现在网络上所谓“周思源是周汝昌之子”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有人是无知兼瞎猜，更卑劣的是有人恶意对我进行的污蔑。
这个谎言已经挂在网上多年。我之所以一直没有回击，是因为尽管我不同意他们的“学术”观点和做的一些事情，不过觉得这些人总还算是文化人。我不愿意让他们难堪，希望他们自己觉悟。
但是他们竟然利用网络这个开放式平台，不断进一步扩大对我的侮辱，谎言编造得越来越离奇。他们不仅侮辱了我，还侮辱了我最敬爱的母亲和继父、继母！把他们对我几十年辛劳抚养教育归功于跟我毫无关系而且我一再严肃批评的人，使我不得不出来揭穿他们的伎俩，以正视听。
十几年前写文章得罪了人
为什么这些人要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
因为十几年前我写文章批评了某些人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得罪了某个有势力的利益集团，说白了就是影响他们赚大钱了。其中有的人非常有钱，有的有地位，有的在文化界有影响。有些人是糊涂，有些人则不止于此。
有人写信给某报领导，要求该报停止刊登我的文章。该报受到很大压力，与我商量能不能把观点改改。我照顾报社，让步改了点，但是批评他们的基本观点我绝对不能改变，我宁可不发表也不能放弃原则。最后为了不让报社为难，我主动提出中断刊登。
巧的是，后来这封信被我在旧货滩上买到！
我真没想到，一个正人君子似的文化人居然也会干出这种事情来。从而也证实了我原来的推断，知道这个笔名果然就是某人。后来有人又化名对我恶意中伤，语言污秽，受到网友的严肃批评。所以他始终不敢用真姓名。他大概做梦也想不到我居然很快就把他的大名考证出来了！
我相信他们中的几个人也不一样，有的人也许并不知道这些内情，有些人与我只是观点分歧，对我并未进行攻击。我对他们本来就没有恶意，只是对那种做法表示了一些不满而已，而他们竟然“追杀”至今，手段越来越恶劣。
与周汝昌志不同道不合
我和周汝昌先生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我唯一见过他的一次是1986年他来语言学院（语言大学前身）做报告，讲得很一般。1994年我出版了第一部学术著作《红楼梦魅力探秘》，送给了红学界许多师友。第二年或第三年，周汝昌先生致信我校一位教授，说您问问周某人，什么地方能够买到他的书。其实我这本书就是他所工作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下面的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的。于是，我请那位教授转寄了一本给他，落款是“晚 周思源，年月日”。
后来再没有送给他任何书，因为我和他道不同，在学术上的分歧也越来越大。
他们现在这样刻意宣传，目的是为了把我在红学研究上的成绩归功于周汝昌先生。其实他们和我一样清楚，我对周汝昌先生的许多最重要的观点一直以来都持严肃批评和坚决反对的态度，那篇中断刊登后来在别处发表的文章，有几位批评的对象都得到了周汝昌先生的大力支持，所以我实际上也在批评他。他们是故意忘记这个铁的事实。我对周汝昌先生持批评态度红学界几乎人尽皆知，红学界不少学者都不赞成他的许多观点，我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几本书的前言后记和报刊访谈中多次感谢红学界师友的帮助时——至少提到过7位红学家的名字——却从来没有提周汝昌先生的缘故。
立下遗嘱
身后随潮信 回到父母身边
我好几年前就立下遗嘱，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遗体供解剖用，器官捐献；二是骨灰撒入钱塘江口——这样我就可以顺着潮水去杭州湾北岸看望长眠在那里的母亲，可以顺着潮水沿长江上溯到镇江去看望安息在那里的继父、继母。我大半生漂泊在外，没有尽孝，都是姐姐和弟弟在做，后来哥哥从台湾回来也做。身后我要随着潮信回到他们身边去，永远侍奉父母，再不远行。
亲生父亲根本不姓“周”
这些年来我在一些文字中多次谈及自己的身世，许多内容非常具体。网上关于我的简历也很多，有不少都是从我的书或者讲演介绍中复制的。除了几年前出现的那个“长子”说，各种简历根本没有提到我和周汝昌先生有任何关系。如果真有所谓“长子”、“认祖归宗”之类的事，我怎么会不提？！那不是忘恩负义吗？所以，不仅我的亲属、同学、同事、朋友、学生看到那些谎言都觉得非常可笑，连读过我书籍文章的读者也知道那是胡说八道。这些编造谎言者的传统文化知识太贫乏，以至于我文章中有些很普通的词语竟不知何意，如我说自己是“周家螟蛉子”，他们不知道我是过继到周家来的，反倒以为是从周家出去的，可以从这里突破进行造谣了。他们故意歪曲事实，编造谎言。如果不是出于别有用心，那么，只要略微查查，就可以很清楚我的身世，跟周汝昌先生根本扯不上一丁点关系。
我上面有两位姐姐，两位哥哥，下面有一弟一妹。除了大姐小妹早夭，大哥从小随祖母生活姓父姓，我们都随母亲盛孰真姓盛，我原名盛公正。我为什么一直不提父姓是什么？是因为1942年父亲遗弃我们母子后，姑妈一家对我们一直非常好，我不愿意伤害他们这个姓氏——不是周。上个世纪80年代末，生父曾经通过姑妈希望和我们子女恢复联系，母亲让我们自己决定。我们健在而散居上海、台北、北京的姐弟四人一致坚决不认！因为他在最困难的时候抛弃了我们。几年后他过世，我们没有任何表示，因为他半个世纪前就已经与我们无关。但是我们和姑妈家一直来往密切。
我是1949年过继给周家的。周家的爷爷是上世纪20年代中期家母中学时代的国文老师，著名书法家，原籍绍兴。但是从继父那一代起已经成为杭州人了。继母也是杭州人，是家母最好的朋友，亲如姐妹。他们没有孩子。继父为了让我不要忘记母亲独自一人含辛茹苦把我们抚养大的恩德，给我取名“思源”。所以我1949年就开始用“周思源”这个名字。但是无论母亲还是继父、继母，都叫我“公正”，从来不叫我“思源”，而且我们都只说杭州话。我们兄弟和姐姐间却讲上海话，他们也只叫我“公正”，这是我在家里通用的名字。亲戚、邻居也这样叫我：“公正、公正弟弟、公正哥哥、公正娘舅……”当然大家都知道我过继了，正式的名字是“周思源”。
生母、继父母是我的榜样
无论是我的亲生的还是过继的父系、母系，都世居浙江。母亲1949年后在上海教小学。继父在江苏省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当会计，继母没工作。
虽然我1949年11岁就过继了，但是由于两家家长关系极其亲密，常来常往，我仍然和自己家保持着密切关系，一直是两家供我上学。1949年底开始我因病休学了一年多。为了供我治病，减轻母亲的负担，考试成绩第一担任学校学生会副主席的姐姐盛诗柔放弃读大学，到一个厂校教书。1951年我在上海的小学毕业，大学也在上海读（复旦）。中学6年在无锡市一中读。大学、中学的寒暑假我两家分别住，通常继父继母那里住的时间要长一点。1962年我来北京工作之后，回家探亲总是镇江、上海两地各住一半时间。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两边老人去世。1985年继父谢世，1987年我妻子将继母接来北京和我们同住，直到她老人家2000年86岁时离开人间。
我的母亲、继父和继母都是非常善良诚实忠厚的人，他们是我最好的榜样。
母亲大半生历经种种苦难，晚年总算过上了好日子，2005年以95岁高龄在上海安详仙逝。母亲非常坚强、乐观，这是她长寿的一大原因。母亲对我说，帮助过我们的人，我们都不要忘记。她虽然屡遭磨难，但从来不说谁对她不好，总说谁对她怎么怎么好。
继父极其认真。有一次他下班回来心神不定，说结账时多出了一分钱。我和继母说，一分钱算什么，何况还是多出来的，急什么！他说，这样不好，我一定要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匆匆吃完晚饭又回医院去，把所有账单又进行仔细清点，直到弄清那一分钱怎么回事才放心回家。
继母特别疼我。我不懂事，在无锡一中上学时有一次一个月没给家里写信，急得继母以为我病了，要从一百多公里外的镇江坐几个小时火车来无锡看我。继母解放前当过小学教师，解放后当过几年居民委员会主任。她非常热心，乐于助人，邻居们有事情仍然愿意找“薛主任”帮忙和调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