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诗论的对孔子“诗”学思想的新发现

历史是个删节本，历史学家为了追求所谓的历史连续性，总是会有意的删除或无意的忽略一些历史情节。尽管这会造成许多历史的断层，但历史又会以突出某点的方式转移人们的注意力，造成强势话语对弱势话语的粗暴压制。而与此同时，观念史的研究则是要千方百计的接近这些断层，以探得历史的真实。那么这些断层藏在什么地方呢？它就藏在传世文献最不为人注意的角落，而且常常由于它的突兀出现又突然消失，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或是遗憾的长眠地下，不知有没有重见天日的幸运。但如果有一天地下的文献重见了天日，则必将给人的视觉以最猛烈的冲击，而且会解救被历史压制的东西，让它走出阴暗的角落。比如现在对于“情”的讨论就将经历这样的一幕。 就郭店简《性自命出》、《语丛》及上博简《性情论》来看，在先秦有一个对“情”展开大讨论的时期，尤其是讨论“情”与“性”之间的关系。当时人对“情”非常重视，而且基本上是高扬的态度，认为人的情感是人本性所固有的东西。至于“情”与“礼乐”的关系，人们认为礼是根据人情制作出来的，乐是人抒发感情的最主要的方式。但这种“情”论却被自汉儒以来的“性善情恶”的观念渐渐淹没了，传世文献中的零星记载也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现在出土文献引发了人们的新思考，也启发人们在传世文献中寻觅先秦“情”的踪迹。讨论的结果是大家认为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可以互证①。那么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的孔子对“情”是什么态度呢？虽然《论语》中“情”字仅两见，但《礼记》等书中却保留有大量孔子论“情”的话②，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孔子是主“情”论者③。孔子的这种重情思想，自然会影响到他对《诗》的评价与阐释。但由于历史汰选的结果，我们在《论语》孔子对《诗》的讨论中看不见他对《诗》与“情”关系的讨论，有的只是《诗》与礼，《诗》与修身关系的论述。所以以往对孔子《诗》学思想的讨论都集中在这一方面，而对于《诗》与“情”的关系却缺乏论述。现在，上博简《诗论》的发现适可弥补这方面的思想缺环。

《诗论》第1简：“诗亡离志，乐亡离情，文亡离言”，是《诗论》开宗明义之论，也是《诗论》的纲要。“诗亡离志”与《礼记·孔子闲居》之“志之所至，诗亦至焉”相协，而“乐亡离情”则点明了孔子对“诗”与“情”关系的认识。 众所周知，孔子时代，诗与乐不分，孔子论诗也每每兼二者而论。比如《论语》中，孔子两评《关雎》，一见于《八佾》：“《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一见于《泰伯》：“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或以为于此论乐，而非论诗。其实不然，两评都是就诗与乐为说。先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从乐的角度来说，即所谓“人之情闻歌则感，乐者闻歌则感而为淫，哀者闻歌则感而为伤，《关雎》之声和而平，乐者闻之而乐其乐，不至于淫；哀者闻之则哀其哀，不至于伤。此《关雎》之所以为美。”④从诗的角度而言，即所谓发乎情而止乎礼，故谓之和。上博简《孔子诗论》评《关雎》为“攺”，攺者，怡也、和也，因为其能以色喻于礼，能反纳于礼也。故其声则节，其文则礼，得中和之美，合中庸之道，是谓“哀而不淫，乐而不伤。”再说“《关睢》之乱，洋洋乎盈耳哉”。“乱”为音乐的卒章，如朱熹《四书集注》云：“乱，乐之卒章。”但“乱”也可以理解为诗的卒章，《楚辞》即以卒章为乱。《关雎》卒章文意写君子以琴瑟钟鼓悦好所求之人，正如《诗论》第14简所云：“其四章则愉矣，以琴瑟之说，拟好色之爱，以钟鼓之乐……”有琴瑟之乐，有钟鼓之乐，故云“洋洋乎盈耳”。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三百五篇，孔子皆弦而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孔子这种论诗及乐，论乐及诗，诗乐相通的思想明显地表现于《诗论》其他简文中。在论述《颂》、雅夏》、《邦风》时也兼及其音乐特征。比如第2简论《颂》云：“颂旁德也，多言后。其乐安而迟，其歌绅而 ，其思深而远，至矣。”第3论《邦风》云：“邦风其纳物也，溥观人俗焉，大敛材焉，其言文，其声善。”其中“多言后”，“多言难而怨退者也”，“其纳物也，溥观人俗焉，大敛材焉”等都是诗歌内容为说；所谓“其乐安而迟，其歌绅而 ，”“其声善”等均是就乐来说的。按竹简文势，其论《夏诗》也当言及其音乐特征。凡此种种皆可证明孔子所谓“乐亡离情”也是就诗而论的，“乐亡离情”也就是“诗亡离情”。

这说明“情”在孔子《诗》学思想占有重要地位，论《诗》重情是孔子《诗》学思想的新发现。在下文我们将看到，“情”在孔子的《诗经》阐释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孔子对许多诗篇的解释，就是从“情”切入的，对诗旨有准确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