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蔚华的媒体报道

马蔚华：和深圳一起转型

这副对联既是招行始自2002年的第一次转型的注解，也是2002年开始的“二次转型”的宣言。

上网搜索有关招商银行的新闻，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一定是“转型”。巧合的是，进入而立之年的深圳，也以“转型”作为下一步发展的关键词。

招行，这个诞生于深圳的中国民营银行“招牌”，和它所在的城市，总是那么息息相关。用招行行长马蔚华的话来说：深圳是我们的根，我们的情都融化在这里。

“五优”深圳

“我们生在广东，生在深圳，这里的水土养育了我们。”在与《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聊到有关招行和深圳的话题时，马蔚华语带深情。他开门见山地回应了一度盛传的“搬家”传言：“那些关于招行要搬离广东和深圳的传言，都是无稽之谈。我们从来就没有一丝一毫搬离的想法。”因为“招行的发展是跟广东和深圳分不开的。我们必须饮水思源。”

抚今追昔，马蔚华认为，招行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招商局集团的贡献。”在他看来，招商局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上功不可没。进入改革开放，招商局又“建立了新的功勋”——独资开发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区蛇口工业区，创办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招行及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平安保险，“这是中央力图从体制外推进体制内改革的一个尝试”，而这些，都发生在深圳。

马蔚华说，招行能有今天，要感谢深圳，是深圳给招行的成长“提供了一块沃土”。他注意到，深圳有一个全国独有的现象：这里产生了一大批历20年而不衰的企业，它们在国内外都有不错的竞争力，而且大多还不属于国有企业，“这个要归功于深圳的环境。”

马蔚华分析，上述“深圳现象”背后有五大原因，这也是深圳的五大优势。首先，这是个移民城市，包容性很强，富于创造性和想象力，这给企业创新提供了很好的环境。招行就充分吸收了这方面的很多营养。比如堪称中国私人零售银行发展史上一块“里程碑”的一卡通，以及2008年设立的全国首家小企业信贷中心，就是招行从深圳的发展经验中摸索出来的创举。

第二个原因是年轻。深圳特区成立至今只有30年，这里没有老企业、老街道，年轻人多，“创新的城市加上一帮年轻人，造就了这里的企业的生气勃勃”，这是马蔚华眼里招行和其他诸多深圳企业赖以成功的重要基础。

毗邻香港则是深圳获得超常规发展的地利原因。由于与香港联系紧密，深圳企业的很多思路和做法都受香港影响，也比较早地适应了国际化的游戏规则。马蔚华说，招商局办银行，最早就是吸收了香港很多国际化的、科学的东西，像用人机制、治理结构等。

这也是招行比较早地适应了国际化的原因之一。

马蔚华认为，促成深圳民企勃兴的第四个原因是，深圳是一座“改革的城市”，政府是“小政府”，不太干预，给企业创造了很宽松的环境，有利于企业自主发展。

前述四大原因融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产生“深圳现象”的第五大原因——富有活力的城市文化。马蔚华说，这个文化是思想化、竞争性的，它给人以感染力。正因为这样，不仅招行所属的金融业，其他很多行业在深圳也都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氛围。诚然，中央曾给的一些特殊政策，也是深圳企业快速壮大的重要原因，但在马蔚华看来，“这也是跟上面五点相关的。”

转型使命

回过头来看，既可以说是深圳这个移民城市的文化血脉滋养了这里的企业，也可以说，是这些“野蛮生长”的企业成就了深圳。招行正是这一完美“DNA分子双螺旋结构”中的典型范例。

马蔚华很喜欢一副对联：鸟在笼中，关羽不能张飞；人在世上，八戒尚需悟空。这副他在出差福建途中看到的对联，可谓招行始自2002年的第一次转型的注解。

在向记者解读这副对联时，马蔚华用到了创新、制度、文化几个词。他寄望通过不断的创新，来使招行获得挣脱“笼子”、展翅高飞的能力，分别代表制度与文化的“八戒”和“悟空”，则是创新能力赖以产生的土壤和发挥作用的保障。

招行的两次转型虽然背景不同、目标各异，但总的来看，不外乎是为了适应不同时期的竞争环境，寻找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和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这与深圳这个走过改革之路的城市的“主旋律”何其相似。

在深圳特区建立30周年前夕，国务院正式批复“原则同意”《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对于这一酝酿了近4年的城市总体蓝图，深圳官方称为“转型的规划”。为何这么说？如下解释，深圳人耳熟能详：进入新世纪以来，深圳面临着人口、土地、资源和环境“四个难以为继”的矛盾，成为中国第一个真正面临空间资源硬约束的特大城市。在此背景下，转变发展模式以实现城市成功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成为深圳市的必然选择……

马蔚华说，深圳乃至整个广东的经济的确面临转型的压力。广东是最早对外开放的地方，和整个沿海地区一样，曾经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起过示范，立过战功，做过贡献。但是今天遇到了新问题，最大的就是发展成本增加。“富士康连跳事件只是个表面现象，实际上体现了所谓刘易斯拐点的问题。如果继续沿用劳动密集型的旧发展模式，深圳和广东就不再会有优势，走不下去。所以必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加快新形势下的创新。”

在马蔚华看来，如果不实现生产方式的转变，深圳将很难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在这方面，深圳虽然比国内其他很多地方都早觉醒、早迈出了一步，但还不够，还需继续前进。过去那些特殊的政策已经没有了，深圳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在城市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摸着石头过河。

展望深圳改革的新旅途，马蔚华说：“我觉得现在的方向是对的。发展高新技术，进一步推动金融创新，以及利用香港的优势等，对深圳这个土地这么少的地方，很有意义。”至于像招行这样因深圳而生、因深圳而强的企业，则要旗帜鲜明地支持经济结构调整，“要了解时代的变化，走在时代的前面。”

马蔚华谈中国银行业

中国银行业确实面临复杂的外部环境，除了利率市场化之外，至少有两点重要变化：一是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信贷结构优化;二是从资本性脱媒到技术性脱媒的趋势。

首先，经济结构不合理，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为妥善解决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中国“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并且将其取得重大进展纳入规划的主要目标。随着经济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中国政府的金融监管政策和信贷政策将随之发生重大变化，进而对中国银行业加快调整信贷结构、强化信用风险管理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

其次，去年以来，中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存款增速趋于下降。存款增长乏力，有负利率状态持续近两年的因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社会公众特别是年轻人的消费观念转变以及金融市场可选择的品种增加，中国长期保持的高储蓄率发生了变化，一部分资金流出了银行体系之外。另一方面，贷款增速趋于放缓。2011年，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自营贷款同比增长14.1%，低于2001年前平均水平3.4个百分点;2011年第一季度继续同比下降2.2个百分点。上述情况表明，资本性脱媒正在中国加速显现。资本性脱媒使得银行同时面临负债和资产两方面的去中介化，而且使得银行利差收入比重不断下降，进而导致银行陷入经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