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叫邓颖超“七妈”，是什么原因呢？

周恩来在家族里的大排行是老七，所以叫邓颖超七妈。

随着东三省的沦陷，父亲周恩寿带领全家搬到了天津。1949年6月，新中国成立之际，12岁的周秉德刚小学毕业，父亲便带她从天津乘火车去北京见她的伯伯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路上，周恩寿给她讲了很多关于伯伯的故事。

到伯伯家时，他还没回来，周秉德便在院子里玩。不大一会儿，伯伯回来见到周秉德亲热地把她拉到身边带着笑容说：“让我仔细看看你长得像谁？嗯，我看又像爸爸、又像妈妈，你叫什么名字？”

“大爷，我叫周秉德。”

听周秉德叫大爷，旁边的叔叔学了句“大爷”，忍不住笑了。

周总理笑着说：“以后就叫我伯伯吧。”

她还告诉记者，同样见到七妈邓颖超时，也闹了笑话。

“大娘好！”周秉德第一次见到邓颖超时习惯成自然，脱口而出。

“就叫我七妈吧！好吗？”伯母把周秉德揽在身边，轻声在她耳边说。“那时我才12岁，压根不懂伯伯在家里的大排行是老七，当时我也没听清，还以为伯母希望我叫她‘亲妈’，心里猜想，总听爸妈说伯伯没孩子，咱家孩子多，莫不是大人商量好，将我过继给伯伯了？可是爸妈也没对我说过呀！转念一想，他们要求我一定要听他们的话，做个好孩子，她让我这样叫，那就这样叫吧。”周秉德解释道。

“七妈”和“亲妈”的发音十分相近，她就这样叫了很多年。弟弟妹妹也跟着这样叫，后来才改了称呼。参加工作后，她与伯母通信，把“亲妈”这个称呼写在纸上时，伯母才知道周秉德一直称她“亲妈”。随后，她亲切地对周秉德说：“你这样称呼我当然好，可是你的妈妈会怎么想呢？我让你喊我七妈，是因为你伯伯在家族中的大排行是行七。”周秉德这才弄清楚，当年她让其称她七妈，而不是“亲妈”。

--摘自：周秉德在接受深读专访：回忆伯父周恩来

周秉德回忆：多少年来，我们一直过着极为普通的“平民生活”：我的父亲是周恩来的亲弟弟，对父亲的工作安排，伯父曾专门指示他的领导对其工作安排：职务要尽量低，薪水要尽量少。我们的父母先在两间小平房里居住，后改为六十平米的楼房里住到过世，他们多年挤公***汽车上下班。

我们姐弟六个人，我曾离开北京去了三线陕西，在贵州工作了十年。文革前，二弟秉钧、四弟秉华按照伯父的精神、放弃了青年们首选的考大学的机会，都去当了兵。而文革中，总理又支持五弟秉和、六妹秉建去了陕北、内蒙古插队。后来，弟弟妹妹靠自己的努力当了兵，那时青年们最佳出路是当兵，总理知道后，又严令他们俩脱下军装，回到了上山下乡的农村和牧区。秉建在内蒙古生活了二十六年才被调回北京。

周秉德说，伯父要求我们要和全国老百姓一样过简朴日子。我们都是在伯父的教导下，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走过来的。在我们周家兄妹中，我们就是普通老百姓，没有人当大官，没有人经商挣大钱，没有小车子、大宅子。

周秉德说，改革开放三十年了，中国富强了，人民的生活小康了，我们兄妹六个人的生活也和大家一样生活得很幸福，知足常乐。除六妹外，我们五兄妹都退休了。我退休也闲不住，经常到各地学校、团体奔走呼吁，传承红色传统、宣讲周恩来精神。

我时时在想，那些贪官污吏吃一顿饭一掷万金，受贿数以百万计，他们对得起那些为新中国抛头洒血的烈士吗？对得起伯父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期望吗？

我们做为红色后代，更感到红色传统不能丢，尤其是在当今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泥沙俱下，面对社会风气不正、贪污腐败，我们多么需要有个强大的精神支柱呀！我认为，周恩来精神就是强大的精神支柱----周秉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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