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容的非常岁月的趣闻逸事

《红色记忆》 中没有男性作家剑拔弩张的思辩性锋芒，而是以宽容温和的女性记忆和柔性反思，记录了许多非常岁月的趣闻逸事。

1946年11月，沈容随丈夫李普来到刘、邓大军，成为这里的第一个前线女记者。刘、邓大军准备过黄河时，沈容撤退下来到新华社临时总社外文部工作。正是在解放区的东坡柏，沈容第一次遭遇了残酷斗争：“外文部的整风重点竟落在我和石风两人的头上。对我的批判，主要是家庭出身。……最让我受不了的是李慎之和他的妻子张贻对我的批判。日本投降后我调到八路军办事处当翻译，我离开《新华日报》以后，李慎之接替了我的工作，张贻这时又在外文部和我同事，有这一层关系，我们就时不时在一起聊聊天。李慎之夫妇对延安来的一些同志十分看不惯，说他们没本事，对人不热情，还吃中灶，他们夫妇俩吃大灶（我那时也吃中灶）等等，总之一大堆的不满，一大堆的看不惯。我那时并没有那些感觉，因为我和李普一到解放区就去了部队，部队的同志对我们特别热情。因而到了后方，我对延安来的同志也觉得十分亲切。整风时，李慎之夫妇竟把他们自己的看法一股脑儿说成是我说的，还给我扣了一个帽子，说我挑拨离间。李慎之当时在国际部，跑来外文部给我提意见！我独自一个人，有口难辩。”

危难关头，是外文部主任陈适五帮助沈容度过了精神危机。陈适五武装自己连同部下的精神武器，却是在鲁迅笔下被活灵活现的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别哭，没什么了不起。延安整风的时候，开了两千人的大会斗我。怎么样，还不是过来了。”

在东柏坡的新华社临时总社里，沈容还听到一件“难以理解的事”：“就是关于两女士的婚姻大事。……在延安的时候，有两位苏联专家或联络员，他们提出要在延安给他们找两位‘临时夫人’，言明回苏联时不带回。这二位被挑中了。苏联人走时给他们留下一笔钱。我从来认为恋爱、结婚是神圣的，自由的，怎么可以由组织分配，而且还是临时的？……后来我还听说，日本***产党的领导冈野进在延安也娶了一位临时夫人。”

在谈到陈布雷的***产党员女儿陈琏和女婿袁永熙在北京被捕的事件时，沈容写道：“陈琏被解到南京后，由她父亲即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保释出狱，但在文革时，她不堪屈辱而自杀。国民党没杀陈琏，自己人却要了她的命。”

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天，造反派来到中***中南局办公大楼揪斗宣传部副部长葛震，就在葛震隔壁的办公室里上班的文艺处长萧殷和副处长沈容，不是挺身而出保护党的领导人，而是比当年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工作时表现得更加恐惧：“我们出了门，像小偷一样轻手轻脚一步一步挪到楼梯口。……一到楼下，我们就飞奔回家。”

《红色记忆》中最为有趣也最有价值的历史记录，应该是李普、沈容夫妇1974年调到北京以后，在月坛北街与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叶子龙和张玉凤做邻居时的所见所闻。由于出版过程中删除了最为真实的历史故事，这部分内容就显得有些破碎残缺。在不便补充相关事实的情况下，笔者只好不予引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