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午兵变的结果

壬午兵变本来是朝鲜的内乱，但因为其引发的排日风潮而使事件极大地复杂化。壬午兵变中日本人的蒙难令日本舆论大为震惊，朝野争论不休。花房义质公使逃回日本后，便在报告书中主张武力解决。日本统治阶级中的大部分人也认为进军朝鲜的时机已至，要求利用这次事件侵略朝鲜，比如日本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撰文极力鼓吹讨伐朝鲜，扬言“未达城下之盟不罢休”；而此时日本明治政府面对着国内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以及自由民权运动的勃兴而倍感威胁，听到朝鲜壬午兵变的消息后一时欣喜若狂，准备以此为契机挑起侵略战争，转嫁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日本政府在兵变后发出了戒严令（八·五）和征发令（八·十二），大举扩军备战。但日本政府一阵开战狂热过后考虑到朝鲜作为中国属邦的地位以及夹在中日俄三大国之间的特殊地理位置，鉴于自身羽翼未丰，遂不敢轻举妄动。于是，在明治天皇的亲自裁决下，决定先派花房义质率领军队前往朝鲜接触大院君政权，胁迫其签订不平等条约，否则便发动对朝战争。日本外务卿井上馨将日本政府的各种条件及应对朝鲜的策略详细阐释在一份“机密训令”中，交给花房义质，自己坐镇下关遥控指挥，另有代理陆军卿山县有朋率大军待命。于是，花房义质会同陆军少将高岛鞆之助、海军少将仁礼景范率领的1500名士兵气势汹汹地开赴朝鲜“问罪”，于8月12日抵达朝鲜仁川港。

中国是朝鲜的宗主国，但中国和朝鲜的宗藩关系不同于国际法，朝鲜除了定期朝贡以外并不负有严格的义务，中国也对朝鲜的内政外交从不与闻。但由于中国清王朝经过洋务运动后实力有所增强，而周围的属国不断丧失，其中之一的琉球就是被日本所吞并，所以清廷对日本格外防范，既有心、也有力去控制经营中国硕果仅存的藩属国——朝鲜，以牵制日本的势力。在壬午兵变前夕，中国对朝政策已经出现转变的倾向，而此次壬午兵变正好给清廷以强化对朝宗主权的大好时机。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树声（当时李鸿章母丧丁忧，尚在安徽老家，由张树声署理）于1882年8月1日从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的电报中得到朝鲜兵变及日本出兵的消息和中国也应迅速向朝鲜派出军舰的建议后，立刻决定对朝鲜采取积极政策并报告总理衙门，先命令天津海关道周馥与朝鲜驻中国的领选使金允植、问议官鱼允中接洽数次以了解朝鲜国情。金鱼二人都是闵妃集团的官僚，他们得知消息后也很感吃惊，认为一定大院君所指使，便不断在清朝官员面前诋毁大院君，并请求清朝出兵朝鲜镇压军乱，保护国王，推翻大院君政权，同时牵制日本（有说法认为是逃亡中的闵妃密派卞元圭到中国要求金允植等乞援，但此说无直接史料依据，且从时间上看来可能性不大）。于是，张树声一面派统领水师提督丁汝昌、道员马建忠和朝鲜问议官鱼允中搭乘威远、超勇、扬威三艘军舰从天津出发，东渡朝鲜，调查事件；一面则奏请出兵朝鲜，与日本对抗，并镇压乱党。8月7日清廷批准了出兵计划，8月13日决定镇压乱党、平定兵变。丁汝昌、马建忠和鱼允中的调查船于8月10日到达朝鲜仁川，他们通过对日本及朝鲜方面进行侦察，也断定大院君为壬午兵变乱首，并且感到了日本的威胁，因此丁汝昌在1882年8月14日回天津后，带来了马建忠极力主张出兵朝鲜的报告书：“乘迅雷之势，直取王京，掩执逆首”。（马建忠本人和鱼允中则继续留在朝鲜“观变”）。为了避免日本藉此侵占朝鲜，巩固自己在朝鲜的“天朝”地位，清政府终于决定出兵朝鲜，准备以宗主国身份问兵变之罪。1882年8月17日，清政府派出的淮军6营约3000大军由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和统领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前赴朝鲜平乱，并于8月20日抵达。随同来的不仅有给吴长庆当向导的朝鲜人金允植，还有张謇、袁世凯等后来中国的风云人物。但中方并不想与日本发生冲突（避免与日军冲突是在朝清军的基本方针），便在在仁川西面一百二十里处的南阳府马山浦登陆，与马建忠等会合，并按兵不动，因此日本一度占了先机。日本对清廷出兵大为震惊，所以井上馨训令花房义质“一秒也不要犹豫，马上进入京城（汉城）” ，以速决谈判，避免中国的干涉。1882年8月16日，花房义质率一个大队约1500名日军朝汉城靠近，准备强行进城与朝鲜政府谈判。大院君虽非常不愿意日本人进入，但由于日本兵临城下，被迫于19日同意日军入城。花房义质在昌德宫谒见了国王高宗和大院君，并与负责接待的朝鲜领议政洪淳穆、礼曹判书李会正等人谈判。日本在所谓的“要求函件”中提出了七项条款，包括惩办壬午兵变凶徒、对日本遇害人员和各种损失给予赔偿、增开通商口岸和允许日本派一个中队800人驻汉城保护日本使馆等，并威胁朝鲜政府以三天为限答复。洪淳穆等人借口为闵妃办理国葬而一再拖延，一向排外的大院君也为日本人的无礼和刻毒所激怒，在表面上对花房表示不再固执于锁国的同时，暗中准备动员全国兵力击退日本军。花房义质对朝鲜方面拖延战术非常不满，便于1882年8月22日率日军撤出汉城回到济物浦，以示谈判破裂，他向朝鲜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打算按照既定计划，一旦谈判破裂就诉诸武力。朝日双方在汉城、仁川一线对峙，局势空前紧张。

日军一怒之下的撤退，使清军获得后发制人的机会。1882年8月22日，大院君派人急驰马山浦，邀请马建忠调停朝日冲突。这是因为朝鲜上下“斥和攘夷”的呼声虽一度高涨，但毕竟实力弱小，冷静过后许多朝鲜人对同日本作战感到恐惧，不少士兵甚至开小差，尤其是花房强硬的最后通牒迫使大院君向清朝求援。马建忠意识到压制日军的良机已经到来，便率200名清兵星夜兼程赶赴汉城，“居中调停”。8月23日下午到达汉城，受到朝鲜官民的热烈欢迎。马建忠来到汉城后一方面前往仁川与花房接洽，以期缓和局势，并在推翻大院君政权的问题上与日方达成默契；一方面在汉城与大院君会谈，以摸清其态度。清廷及马建忠原本就在金允植、鱼允中的引导下将大院君定为壬午兵变的幕后主使人，又在与大院君笔谈的过程中发现其严拒日本的态度，因而马建忠为了避免与日方冲突，和平解决这一事件，更加坚定了除掉和谈障碍——大院君的想法。随着马建忠进入汉城，吴长庆所部的淮军六营***计3000清军也开拔汉城，并于1882年8月25日下午抢先日军入驻汉城郊外，中国遂居于主动地位。马建忠与吴长庆、丁汝昌以及朝鲜大臣金允植、鱼允中、赵宁夏等人***同定下了捉拿大院君到中国的计划。吴长庆等先拜访了大院君府邸——云岘宫，对其“好言诱之”，使大院君消除对清朝的戒心；然后等到1882年8月26日（七月十三日）下午大院君回访清军大营时，吴长庆便令兵士将其逮捕，将大院君强行塞进轿子后运到清军“登瀛洲”军舰上，立刻送往中国天津，等候发落。这天夜里，清军控制了汉城四大门和王宫内外，维持城内治安，翌日发布告示，安抚民心，宣称“今年六月之变……顷者变告上闻，道路流传，皆言尔国太公（大院君）寔知其事。皇帝用是赫然震怒，念尔国太公既知其事，必能得其主名……今统领北洋水师丁军门暂与国太公航海诣阙，处人骨肉之间，全恩严义，我大皇帝自有权衡，必不于尔国太公有所深责，但举动仓卒，恐尔上下臣民未谕斯意，妄生疑惧，以元代执高丽忠宣、忠惠为例，大负乎圣意之高深。” 清军逮捕大院君，表面上是因为他是壬午兵变的“祸首”，实际上是为了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争取和平的结局。就这样，大院君的第二次上台经历了33天就烟消云散了。随后大院君在天津受到清政府的审问，并被押往直隶保定府软禁，1885年才释放回朝鲜。

随着大院君的被捕，剿灭起义士兵、镇压壬午兵变成为清军下一步的计划。1882年8月28日，清军前敌营务处帮办袁世凯用欺骗和威胁手段逮捕了大院君长子李载冕。8月29日，吴长庆、袁世凯等人率清军攻打汉城东郊的往十里、梨泰院（旧式军人及眷属聚居地），抓获了170多名参与兵变的士兵，其中11人被判处死刑。但金长孙、柳春万等兵变领导者逃脱。在日本的督促下，金长孙等人很快被朝鲜政府抓获。李会正、郑显德、赵采夏、许煜、张顺吉、白乐宽等大院君派系的官员和儒生被赐死或问斩，金长孙、柳卜万、郑义吉、姜命俊、洪千石、许氏同、尹尚龙、郑双吉等8名兵变“魁首”被判处大逆不道之罪而凌迟处死，孙顺吉、崔奉圭及孔致元等带头围攻日本公使馆、杀死日本人的汉城市民在慕华馆前被斩首。另外金春永等人虽然侥幸逃走，成为云岘宫的家臣，但在3年后朝鲜政府查出并杀死。

闵妃在逃跑后就秘密透过李容翊、沈相薰等人联络高宗，告知她还活着的消息，到兵变被清军平定后，闵妃的“国丧”宣告取消，将她迎回宫也提上议事日程。1882年9月6日（七月二十五日），陈云龙、吴长纯二将率领100余名清兵和高宗派遣的领议政洪淳穆一起前往忠州长湖院奉迎闵妃回宫，9月8日到忠州长湖院，1882年9月12日闵妃回汉城。闵妃回宫后，护送她避难的人全部飞黄腾达，闵氏家族的气焰较从前更盛，而闵妃从忠州带来的一名姓李的巫婆则被封为真灵君（自称关帝之女，因准确预测闵妃还宫时间而被宠幸），成为宫中祸福吉凶的发言人。总之，壬午兵变最终被清军镇压下去，闵妃集团重新掌握朝鲜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