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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20岁的郭沫若在父母的安排下,忍痛嫁给了比他大两岁的张琼华。当郭沫若发现新娘是一个小脚的小姑娘,长得不漂亮,还会抽水烟时,心里咯噔了一下,转身走了。婚礼的激动没有冲淡他内心的痛苦。那天晚上,他没有进洞房,而是拿着一本《庄子》在厢房里过了一夜。第二天《回到门口》,他在《文选》里消磨时间。五天后,他再也忍受不了这段无爱的婚姻,于是大胆结束了这段“婚礼激情”,去了成都读书。

1897年春天,4岁的郭沫若开始接受家庭教育,白天读经典,晚上读诗歌。在唐诗中,他喜欢王维、孟浩然、李白和柳宗元,但他不喜欢赋和韩愈。1900庚子事变后,家庭学校教育逐渐革新。除了四书五经和唐宋诗词之外,还教授新课本和书面数学。此时,大哥郭正在成都东文学馆读书,不停地给家校送《启蒙画报》、《谈国美》、《新小说》、《浙江潮》等书刊。这些书刊开阔了他的眼界,培养了他的民主意识。大哥郭后来给他灌输了一些“富民”和“实业救国”的思想,并动员他去日本留学。

1906年春,郭沫若到嘉定府乐山县高等小学读书。“读经讲经”课激发了他对守旧派的热爱,也养成了他日后爱考证、翻案的脾气。1907年秋,郭沫若升入嘉定府中学。在此期间,除了阅读梁启超翻译的《意大利三大开国功臣传》、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和《群论》之外,我还开始阅读大量林琴南翻译的小说。林翻译的英国作家司各特的《劫后英雄传》中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给了他很大的启示,并对他后来的文学倾向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阅读《史记》也给了他丰富的思想和文学营养。

1910年2月,郭沫若进入成都高等教育学院就读中学C班。当时成都弥漫着革命的空气。1911年初,成都的学生群体发起了一波议会请愿。郭沫若被选为C班代表参加号召全城罢课的斗争,一度被学校开除。同年6月,四川护路会发起大规模护路运动,反对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郭沫若目睹了陆宝同志军队的武装斗争,受到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战斗精神的鼓舞。陆宝的这一运动成为他民主意识萌芽的契机。接着,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朝的统治。郭沫若特别高兴,剪了辫子。他以为人人都剪掉辫子,“中国就能成为世界一流强国”,但辛亥革命很快失败了,他感到失望和痛苦:“中国!你究竟应该去哪里?”

1913 165438+10月6日,郭沫若出夔门,抵达天津。虽然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乘船坐火车沿途欣赏高山、莽莽、滚滚长江、滚滚黄河的景色,看似陌生,但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北国的萧条与荒凉。也许是冬天的季节转换造成了年轻人的悲伤。听到火车“呜呜呜——”的鸣叫声,他以为是一条黑龙“带着骷髅的全负荷在铁轨上哭泣”,仿佛是古代文化的摇篮科罗纳。

65438年2月28日晚,北京站昏暗的站台上,郭沫若深情地望着送行的大哥苍白的脸,彼此一言不发。

火车沿着京奉铁路穿过山海关。郭沫若目睹了万山周围蜿蜒的高墙,想起了明末使诸侯固守关隘的英雄气概。他真的很佩服古人的志气和才华的伟大。现在“天下第一关”大开,帝国主义强盗随时可能破门而入。怎能不令人担忧和心寒?到了沈阳,郭沫若改乘安丰铁路的日本列车,顿时仿佛踏入了另一个国度,因为安丰铁路沿线的大片土地早已“租借”给日本,一切都在别人的掌握之中。不知道开车经过丹东,告别一个不是边疆的“边疆”是什么感觉。这一举动是通向苦难的深渊,还是通向幸福的彼岸?郭沫若陷入了沉思...

郭沫若走了,那时他已经在日本了。

在日本,他写信给他的父母,希望解除他与张琼华的婚姻,但他的父母严厉拒绝了。所以我不得不写信请求父母的原谅,同时我给张琼华写信,希望她能理解他的内心:“我们都是旧礼仪的受害者。我一点也不怪你。请不要怪我!可惜你一辈子只能在我家做客,我救不了你。”

此时,陷入了订婚的罗网,使她从进入郭家的第一天起就尝到了“无夫无主”的苦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在无意义、无望的等待中消耗青春,坚守妇道,尊重公婆,思念丈夫...26个春秋,张琼华没有遇到丈夫,独自一人住在空荡荡的闺房里,在无限的等待中忍受着漫长的孤独时光。

郭沫若在《天上的市场》中浪漫地写道,“你看,浅浅的天河,肯定不是很宽广。我觉得过河的牛姑娘一定能骑上牛。我想他们此刻一定在街上游荡。不信,请看那颗流星。那是他们提着灯笼走。”而张琼华这辈子都没有跨过这个“浅浅的天河”,也没有等到那个和她一起“提着灯笼漫步天街”的人。

二十六年后,1939年三月,郭沫若回到四川老家探亲。

此时的郭沫若已经不是26年前的郭沫若了。他先后与郭安娜和于立群结婚,生了许多孩子。郭沫若已经是著名的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家乡人围着郭沫若,热情地交谈握手。只有张琼华站在人群后面,默默地看着这个完全是陌生人的他,郭沫若似乎没有意识到她的存在。当时,郭沫若的老父亲已经86岁高龄,卧病在床。他含泪向郭沫若讲述了张琼华这些年对郭家的贡献,扶起他,帮助他,每天给药给饭,没有一句怨言。郭沫若立刻对张琼华肃然起敬。虽然他不爱她,但他觉得他应该感谢和尊重她,所以他当着所有人的面鞠躬感谢张琼华。张琼华不知道该怎么办,多年来压在他心头的痛苦和悲伤一扫而空。

张琼华满意了,还因为于立群——郭沫若的新婚妻子站在他身边。

临行前,郭沫若在张琼华留下“傅琼花”三个字就走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回过乐山。

解放后,张琼华生活无着,从沙湾搬到了乐山市。起初,我以卖衣服,卖箱子,卖盘子,卖碗为生。后来没什么可卖的了,于是她就以叶的身份卖了。这是一种用糯米制成的甜食,在四川很受欢迎。忠诚老实的张琼华不会“偷工减料”。她做的叶儿用料考究,味道也不错。虽然卖的快,但是亏。我不得不做小娃娃的小鞋帽来卖,但是我赚不到钱。人老了,日子就不好过了。亲戚们看不下去了,就对张琼华说:“给巴巴(郭沫若)写封信,让他每个月给你寄点生活费。”我说了几次,张琼华不同意。她怕给郭沫若添麻烦。生活真的没了,她反复计算自己每个月的开销,提出一个基本的限额,告诉亲戚,“让他一月寄十五块钱。”收到亲戚的来信后,郭沫若主动支持张琼华。他每个月给张琼华寄十五元钱,随着生活费的增加,逐渐增加到二十元、二十五元、三十元。张琼华每次收到汇款,都按照郭沫若的要求回信。这成了这对名义上的老夫妻之间唯一的联系...

张琼华有一个在Xi工作的姑姑和侄女。她写信邀请张琼华去拜访她。所以张琼华去了Xi两个月。她准备回乐山,姨妈外甥女劝她:“你老人家过了好久才出来。Xi安离北京不远,再去北京就行了。”张琼华想了想,独自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这件事发生在1963,距离郭沫若回乐山已经二十多年了。郭沫若与她见过两次面,摆了家常,还特意为张琼华蒸了川菜肉。但是两个人耳朵都不好,说话都要提高声音,就像一对老夫妻大声吵架一样。张琼华参观了北京的许多名胜古迹,如故宫、北海、天坛、颐和园等。张琼华像大观园里的刘姥姥一样,又惊又喜地环顾四周。活了七十多岁,她终于睁开了眼睛,为此她深深感激郭沫若。临走时,郭沫若的秘书王问她,“你想在北京买什么?”张琼华挥了挥手,说道,“什么都不要买。”经王再三动员,去店里转了一圈,却只拉了一件黑色灯芯绒。她怜爱地对王说,“这料子又漂亮又耐用。我这辈子都没穿过。”觉得很对不起王。向郭沫若汇报后,郭沫若特意让秘书给张琼华买了热水瓶、铝锅、布等生活用品。

告别繁华的北京,回到乐山后,张琼华继续过着尼姑般的生活。她不喜欢杀生,也很少吃肉。除了早上的一个荷包蛋,其他中、晚两餐都是素餐。身体好一点的时候在街上走一走,或者坐在熟人的小摊前,看着别人做生意看半天。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她在街上走不动了,就拿了一把竹椅,静静地坐在院子门口,默默地望着街上。我想她已经不得不习惯一个人了,但是有时候看着看着就会热泪盈眶...

郭沫若曾说:“如果说这辈子有什么事是我应该忏悔的,那就是最重要的。”

1980年,这位对郭沫若忠贞不渝的老人在孤独中默默离世,享年90岁。此时距离郭沫若逝世1978年已有两年。

她一生中从未感受过真正的幸福。巴尔扎克曾用痛苦而遗憾的话总结了欧热妮·葛朗台的一生:“她是人间的和尚,是天生的贤妻良母,却没有丈夫、儿女和家庭。”

也许这也是张琼华一生的写照。

从1912年郭沫若与张琼华的婚姻,到1916年郭沫若在日本与郭安娜的婚姻,这四年是郭沫若人生中最艰难的“弯路”,对远在他乡、刚刚步入社会的郭沫若打击很大。在家乡不幸的婚姻,在日本繁重的学业和艰辛的生活,让他感到恍惚。一阵来自北方的冷风打在他的左鬓角,将他蓬乱的头发吹向东南方向,他充血的眼睛凝视着前方。但他看到的不是路上的繁华,也不是一些砖砌的红白相间的建筑。这些事情在他平时就像一股血流,增加了他的心痛,但今天却没有出现在他的眼前。他直视前方,除了一片虚无,什么也看不见。从这种虚无的角度来看,一艘孤独的船漂浮在血腥的黄海上...”——《漂泊三部曲,分道扬镳》

这期间,郭沫若没有任何文学作品。

“凤凰”还没有“涅槃”。

那时候郭沫若24岁。

郭沫若是不幸的,张琼华更不幸。

郭沫若人生的第一首歌《歧路》就在这里——“宇宙,宇宙,我要尽力诅咒你:你的血腥屠宰场!你在一个多么可悲的监狱里啊!你们这些鬼魂嚎叫的坟墓!你在地狱里!你到底为什么存在?”在哀悼中开始和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