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正常的距离　思觉失调症患者的创伤与担忧

公视戏剧《我们与恶的距离》热播，我却越来越不敢问康复者朋友们有没有在追这部剧。听到剧中的应爸爸说「生了这个病，这辈子就废了」，头仿佛被重重打了一棍，一语道出刻板印象，即便我执业已经20多年，听起来还是相当沉重。应姊姊接着说：「他才26岁，应该对他有希望，他这么有才华。」这在科学证据上是站得住脚的，急性发病带有明显的情绪症状，病前功能良好、家人关怀支持都是复元要素。

回到日常的诊间，一位康复者已经和我一起度过4个新年了，第1个新年在急性病房，第2个新年在日间病房，第3个新年在社区复健中心，第4年我们在晚上的门诊见面。

他的年纪和剧中的应思聪一样，也罹患思觉失调症，他很认真吃药，稳定了3年，都不敢减轻剂量，他说：「我害怕再发病，害怕那个会因为强烈的惧怕感而想攻击人的自己再出现。」

我没有坚持减药，毕竟，研究发现，对于二代抗精神病药物，稳定后逐渐减轻剂量或维持原来剂量的效果相当；而且他要努力调适的事情够多了，工作时常需要找路、认路，与人应对，还要做照顾服务员的工作，实在没必要为了减少药物，加重他情绪紧张，以及重新用「新脑袋」适应工作的风险。

这天，他很不安地述说恶梦：他在晚上睡觉中醒过来，感觉自己很愤怒，于是去喝水消消气；有个小孩蹲在房间转角挡了路，他就重重地踹过去，没顾及小孩有什么反应。然后，他被自己的怒气吓醒，赶紧走出房门找家人，没看到小孩的踪影，家人也没听到任何声响，「但那个梦好像真的一样，」他显得很担心。

一直以来，他害怕生气、生病的自己，「本质上我不是暴力的人，当年发病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莫名力量控制了我，去做威胁别人的事。」他担心莫名的力量又控制自己，于是接受精神医学的说法──「莫名的力量」就是思觉失调症造成的混乱，所以一直认真吃药控制疾病。但是做了这个梦，表示「疾病没有扑杀完全」，因此唤起了他的忧虑，担心自己再度被疾病掌控。

听着他的焦虑不安，我的脑袋浮现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图像：他常说担心自己发病、夜间的恶梦、不太想待在社交场合、怕别人问他还没想好答案的问题（例如：病好了没？或者是要不要揭露自己生病了？），以及表达与感受情绪上的迟钝。

剧中的宋乔安也有相同症状，差别在于宋乔安没有病识感，长时间用喝酒来麻痹因为失去和自责而产生的强烈痛苦。

（示意图，非文中个案。pixabay） 科学数据难以降低恐惧

高达35~65%的思觉失调症患者，会有创伤症候群症状，而遭受疾病冲击的家庭成员，各自用不同方式面对精神疾病带来的挑战。

剧中即将结婚的应思悦问到遗传的可能性，的确是实务上常见的问题，却很难用科学数据降低恐惧（应思悦会有思觉失调症的机会是8%。若应思悦没有，夫婿也没有，孩子有的机率是1%）；即便有50~68%思觉失调症患者会大幅改善或康复，这个数据也很难改变应爸爸对疾病的刻板印象。

既然用科学数据做卫教，不能安慰深层的情绪，那只能继续陪伴，跟他一起盘点发病这些年来，他因为学习去面对疾病而得到的资源，除了药物，他还多了知识、辨识另一个自己的经验，以及家人的谅解和支持，多了朋友、专业人员陪伴…等，要和病魔奋战，就多了一点胜算。

「病人」的标签仍然存在

盘点完之后，他走出诊间，仍然困惑、不确定。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病人」这个标签只要存在，就带着隐喻。例如，剧中关于陈昌药物治疗的对话：「若是治疗好到有现实感，而感到这世界的痛苦，真的是好吗？」（事实上，在症状中的痛苦，可能比在现实中的痛苦还难受！）在这句话中，没有现实感等同精神异常、等同严重。

在精神医疗过程中令人难受的必要之恶，是在治疗过程中复制、甚至深化、加宽了「他者」与「我辈」的界线。

在诊间康复者常自语：「我这样做算是正常吗？」也让我不知道如何回应，因为走进了精神医疗体系，必然又贴上「我是病人」的标签；有时这个标签从「我是病人＝我对疾病无能为力」，演变成「我是病人＝我无能」。

走向复元的过程

剧中的应思聪出现不想治疗的想法，也是精神医疗的日常， 因为有时回到医院就像「温习」创伤经验，自我否定与创伤带来的沉重压力令人喘不过气，以致于想要逃离精神医疗体系。

多项研究显示，从被精神疾病打趴，到重新整军再战，到能驾驭疾病，前几年会特别辛苦。用「复元」，而不用「复原」这个字，也暗示这是重生与蜕变的过程。

将精神分裂症改名为思觉失调症的重要推手之一，是公开揭露自己患有思觉失调症的美国精神科医师Dan Fisher，他说，目前创伤知情治疗(trauma-informed therapy)是以复元为导向的治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就是说， 在生病之后，因精神疾病与治疗而带来的创伤，需要被正视和被处理。

第6集中的应思聪已经开始学习如何应付疾病症状，会向幻听说「那是假的」，虽然有药物副作用，但这样的进展显示他的病情好得很快，也有机会走上康复之路。但愿「创伤」的议题，会在后面康复之路提早被重视。

（本文作者为高雄市立凯旋医院社区精神科主任、台湾社会与社区精神医学会常务理事、台湾社会心理复健协会理事徐淑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