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一生清廉没能挽救大明，张居正半生贪腐却主导了万历中兴，这说明什么？

在关于明代历史的各类话题里，“廉洁的海瑞”与“腐败的张居正”，常拿来做类比，一个“睿智”观点也长期流传：别看海瑞一生清廉，但是毫无实际能力，于国于民更无建树，不过是个大明吏治的“标杆”。而身为“明朝最伟大改革家”的张居正，虽说贪污腐败丝毫不落，可人家却凭着强大的行政才能，亲手把“万历中兴”推到了顶峰。一个怪论也因此甚嚣尘上：廉洁奉公没什么用，腐败却救了国。

那事实真是如此？首先，就要先厘清一个历史真相：“廉政标杆”海瑞，真的是“有道德没能力”吗？

海瑞的清廉事迹，即使那些给他扣上“偏激”“没能力”大帽子的“历史爱好者”们，基本都能如数家珍。但常被无视的，却是他“清廉事迹”背后的官场学问。就以他著名的“捉公子”事件来说：浙直总督胡宗宪的宝贝儿子在淳安县吃拿卡要，被时任淳安知县的海瑞捆成了粽子。可这么个烫手的山芋怎么处理？海瑞轻松一句话解决了问题：“今其行装盛，必非胡公子”。然后就把人给胡宗宪送过去——有人假冒你儿子，给你搁这儿了哈。

这番操作，既怼了胡宗宪，又没伤了胡宗宪面皮，不动声色揭过了这场大风波。如此圆熟的官场手段，哪里是“偏激书呆子”办得到的？

这就是真实的海瑞，他哪里不懂人情世故，又哪里是因为“愚忠”“偏激”才廉洁？官场的人情世故，他懂。自己这“得罪人”的处事风格，他更懂。既然懂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因为当许多人“千里来做官就为吃和穿时”，他的心里，却装着江山百姓。

同样证明海瑞能力的，更有海瑞“为官一任”的业绩。

这事儿，且不说他在“淳安知县”“兴国知县”任上的政绩，哪怕是在他遭遇“海瑞罢官”悲情命运的“应天巡抚”任上，他也不动声色完成了另一桩大事：疏通吴淞江与白茆河。

在海瑞就任应天巡抚之前，应天治下的太湖平原，这个大明王朝的钱袋子，却也是不折不扣的灾地。越演越烈的洪灾，早已是“恐为吴患”，海瑞到任应天巡抚时，滔天的洪水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洪灾波及到苏州松江等大明朝“经济发达地区”，仅饥民就多达十三万人。甚至“水灾之后无从取民，饥民汹汹”。至于治水？江南复杂的地理环境和“更复杂”的政治环境，让“治水”成了大难题，各级官员“问之水利，茫然无知”。能躲就赶快躲。

可海瑞却不躲，明知这里“水太深”，特别是看过了当地“其富饶全是虚名，而苦楚特甚”的民生后，海瑞深感“其间所为百姓痛苦，可为百姓太长息者，一言难尽也！”擦干眼泪的海瑞，也就发出了一声掷地有声的誓言：“是吴淞江一水，国计所需，民生攸赖，修之举之，不可一日而缓也！”

为了这场继“夏元吉治水”后江南大地空前的水利工程，海瑞亲自勘察，走遍了灾区各地，然后不惜得罪江南各地大族，制定了极其强硬的治水方案，毫不犹豫扫清了各地豪族修建的“私田”，先打通了淤塞已久的吴淞江，又疏通了多灾多难的白茆河，不但一口气解决了困扰江南数十年的水患，更给了十三万饥民工作与饭食，同时在河道两岸开垦新田，仅在吴淞江边就开垦熟田四十万，是为中国古代“以工代赈”的经典案例。

也正是因为这场大工程，水患频发的江南大地，从此多次上演了“灾年无灾”的奇迹。一直到清代时，吴淞江沿岸依然“虽有小灾，不成大害”。可以说一个工程，造福了明清时期几代人。而江南的水利格局，也因此焕然一新。黄浦江的形成乃至上海港的繁荣，都与这场工程有着莫大的关系。当地老百姓的一句民谣，更见证了这位“廉政标兵”卓越的才能：要开吴淞江，需等海龙王。

仅这一项能力，就足以碾压明朝中后期，多少碎碎念“海瑞没能力”的“精英”们。

至于很多人津津乐道的“张居正不用海瑞”问题，也根本不是海瑞“没能力”的问题，却是两人在“一条鞭法”“漕运”等方面的政治分歧。但这些分歧，却无法掩盖海瑞实干家的身份。真正的事实是，在那个“岂有异于汉唐末世乎”的嘉靖、隆庆之交的时代里，正是因为有海瑞为代表的，一批有操守有担当的政治家的存在，才托着风雨飘摇的明王朝绕开历史的暗礁，进入又一个中兴时代。

哪怕到今天，只要站在黄浦江边，脑补下当年海瑞走遍灾区沿线的身影，就知“海瑞廉洁却没能力”“一生清廉却没能挽救大明”的论调，何其可笑。

而与这同样重要的，却是第二个事实：张居正那一场挽救大明的改革，真的是靠了腐败？

说到张居正，“腐败”确实是个绕不开的话题，特别是张居正晚年时期，除了行政越发飞扬跋扈，“私生活”也越发遭人诟病。尽管关于张居正的大多数“黑料”，都是来自政敌的抹黑诬陷。但不争的事实是，权力巅峰上的张居正，除了衣食住行越发奢靡，连他的贴身仆人游七也掏钱买官，他自己也自嘲“所却两广诸公之馈，宁止万金。”而在他死后的抄家闹剧里，张家也被抄出了上万两黄金与十几万两白银——明显“与收入不符”。

那是不是说，张居正中兴大明，就是靠了腐败？恰恰相反，张居正改革能够成功，首先很重要一条，就是享受了他的前任高拱留下的“吏治红利”。

在张居正刚刚“入阁”的隆庆初年，是明王朝“政以贿成，财货上流”的时代，空前的腐败，也让当时包括张居正在内的改革家们痛心疾首。而此时的内阁首辅高拱，也采取了空前烈度的整顿方式：仅是高拱担任首辅的两年半时间里，明王朝就惩治了一百六十九名腐败官员，查办了大量腐败案件，于是“是以数年之内，仕路肃清”，尽管万历登基后，高拱被张居正排挤回家，但他的惩贪成果，却为张居正留下了一个廉洁的行政环境。

这，才是“张居正改革”成功的根基。

而“打翻”高拱的张居正，在吏治问题上，更与高拱一脉相承。在“惩贪”问题上，张居正的政策也更加细化：万历初年时，张居正就责成各地的巡按御史，要定期核查本省文武官员的政绩，从巡抚到知县，皆在考核范围之内。而对于有着“核查”大权的御史们，张居正更是有着严厉要求：“凡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赃，从重论”。这个高效的监督体系，才是“张居正改革”正常运转的保障。

如此事实，对比明末年间御史们“遣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万”的丑态，还有那“抹布”的“雅号”，就知这“中兴”后的大明朝，为何会继续陷入万劫不复。他整治吏治的成果，在万历皇帝亲政后，仅用了几十年时间就败坏殆尽，这，才是“张居正改革”的悲剧结局中，一个常被人忽视的重要因素。

以这个意义说，真正造就张居正成功的，哪里是什么“腐败”，恰恰是大明王朝曾焕然一新的廉洁政风。虽然晚年权力巅峰时的张居正，自己也不知不觉成了一个破坏者。也让晚年的海瑞，成了明朝官场上更加孤独的“异类”。但廉政对于一个王朝的意义，却不应该被扭曲。

所谓“海瑞廉洁没法救国，张居正靠腐败强国”的论调，实事求是说，是真的找错了历史经验。海瑞与张居正的“恩怨”，以及万历中兴的辉煌与教训，留给我们的不该是“腐败强国”的谬论，相反，却是贪腐亡国的警钟长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