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孟子的“仁者无敌”思想

孟子“仁”论的两面性与终极旨归摘 要：孟子的“仁论”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用“王道”反对“霸道”，体现出道德至上的观念；另一方面，“仁政”也具有功利性诉求，即追求一种长期性的、终极性的大利。为理解孟子仁论的这种两面性，需要把功利分为物质的与精神的两个方面，孟子宣扬的功利是“仁德”之利的方面，其终极目的在于以道德干政。他的“仁政”说试图提供一套能够使执政者统一天下并长治久安的政治方案，希望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同获利。关键词：孟子；仁；道德；功利作者简介：张燕婴（1974-），女，回族，河北雄县人，文学博士，中国国家图书馆《文献》编辑部副编审，从事先秦文献与思想史研究。中图分类号：B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7）04-0046-05 收稿日期：2007- 05-10功利的思想来源于人类的需要以及对需要的满足。而人类的需要，按照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分析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1](P40-54)。前两种需要主要体现为物质性的对象，而后三种需要则明显表现为精神性的对象。相应的，满足人类各层次需要的功利也应当包含物质性的和精神性的内容。因此本文所使用的“功利”一词不仅指向物质性的内容（小者如钱财、官爵，大者可以是获得国家统治权乃至平定天下），同时还包括精神层面的内容，如“仁”学思想带给人类的满足感、精神超然于现实环境的束缚而享受的自由等。本文尝试以“功利”的思想来解读孟子的“仁”论。说到孟子，传统的伦理学著作认为他是超功利的，朱伯_先生在《先秦伦理学概论》中所持的就是这种观点[2](P69)。还有研究者称，孟子“讲的利概念，不仅仅是个人利益，而且也指不同国家的利益了。孟子批评讲利，不仅是抨击讲个人利益，而且也抨击讲以君主为代表的国家利益。孟子认为，作为一个有志平治天下的君子，就不应该对掌握大权的君主们讲利”；又称：“孟子坚持仁义的原则，而不问是否有利益，从根本上说是正确的”；但同时又说：“其实，孟子也未尝不知仁义本来是可以带来利的。仁义当头则天下爱和，不会出现遗其亲、后其君的局面，就是在讲仁义所必然带来的利”，还说：“孟子所说的仁义具有利民的实质”[3](P177,178)。这样看来，孟子的“仁义”论其实是既不反对个人利益（包括国君的安于其位和百姓的生活幸福），也不抨击国家利益的。今人认识上的矛盾源自孟子本人“仁”论的两面性，对此有必要加以澄清。一、孟子“仁”论的两面性孟子是一个以“正人心，息邪说，距_行，放淫辞，以承三圣”（《滕文公下》，本文称引《孟子》仅注篇名）为自任的人，他对于当时存在和活跃着的异于儒家思想的其他学派的思想，都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墨家作为当时学术界除儒家之外的又一“显学”，自然不能幸免。孟子评墨家为“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尽心上》），这一方面的确指出了墨家自苦、力行的特点，另一方面则表现了孟子本人对墨家价值观的否定，他曾经说：“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同上），孟子认为圣君与大盗之间的区别，全在“为善”和“为利”的不同上。与“利”相对的“善”，在孟子那里就是“仁义”。这种“仁义”与“利”不可两立的认识在《梁惠王上》篇中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_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_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此事的背景，据《史记·魏世家》记载是：“惠王数被于军旅，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当时的梁惠王正处于新败之后①，他招贤的目的就是希望游说之士为魏国的利益出谋划策，重振国威，报仇雪恨。因此，他见到孟子后的第一句话就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对此，焦循《孟子正义》注曰：“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惠王所以迁梁。故曰‘亦将有以利吾国？’谓亦如商君之于秦，俾富国强兵也”[4](P36)，正说中了梁惠王求贤于天下的意图。而孟子则认为“利”是一切祸害的根源，会引起人们之间的争夺，直至国家危亡——“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因此面对梁惠王殷切的请教，孟子却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并列举国家自上而下都汲汲求“利”的危害很可能就导致政权的倾覆。更有“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告子下》）从这段话来看，孟子严格区分“仁义”和“利”的目的是要维护等级秩序和人伦关系，他倡导“去利”和“怀仁义”，反对强调“利”的言论。这是孟子“仁”论与“利”相对立的一面。但是细读《孟子》一书，我们却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一方面是如上所述的这种极力批判“利”的言论；另外一方面则是，孟子在向国君们游说时，却又大力宣扬施行仁义可以获得的“利”，诸如“仁者无敌”（《梁惠王上》）；“仁则荣，不仁则辱”；“以德行仁者王”（《公孙丑上》）；“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公孙丑下》）；“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离娄上》），等等。因此可以说，鼓吹“仁者”可能获得的功利则是孟子“仁”论的另一面。显然这两面充满了紧张关系。产生这种紧张关系的背景正是战国中期的社会现实和政治需要。战国中期，诸侯国之间相互对峙的局面还没有结束，当时压倒一切的问题是由谁来统一天下。各个诸侯国的当政者，谁也不愿把自己的国土和人民拱手让给别人，而是垂涎于别国的土地，希望有朝一日自己将别国的土地和人民据为己有。所以，当时各诸侯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等诸多措施，都要首先服从于战争的需要。而作为思想家的孟子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需求环境中，其思想也必然带有环境的烙印，必须适应社会普遍求利的主旋律。只是孟子“仁”论的功利却不是围绕战争展开的，因此他提供的功利内容与国君普遍追求之“利”也形成了一种紧张关系，但这种紧张也使孟子“仁”论获得无限的张力：顺应社会普遍求利的大趋势，以“仁”论的功利取代当时流行的“利”。请看下例：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告子上》）孟子使用“天爵”这样一个充满功利色彩的术语来定义“仁义忠信”等道德律，相比之下“公卿大夫”这样的社会地位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利禄等都只是“人爵”，在这样的价值等级对比中突出显示属于道德的功利：“仁义忠信”的功利永远高于属于利禄的功利。孟子还指出，“人爵”会随着“天爵”修养的好或坏（以及能否保有）而到来或丧失，这就更强调了道德（“仁义忠信”）对于当时世人所追求的现实功利（“公卿大夫”）的决定作用。再看下例：来源：求是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