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教俗之争的有关问题

基督教于公元一世纪产生在散居小亚细亚等地的犹太下层人民中间，早期即使饱受罗马统治者的压迫，其发展也非常迅猛。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与利西尼厄斯在米兰会晤，达成协议，决定给基督徒以完全的自由。这一协议史称“米兰敕令”。基督教获得合法地位后达到空前绝后的发展速度。公元392年，罗马皇帝提奥多西下令严禁异教，奉基督教为国教。基督教以更强的趋势渗入到西欧人的生活中。到了公元七八世纪以后，我们可以说西欧所有的人都是基督徒。从生下来接受洗礼，就加入基督教，一直到临死接受忏悔、终傅。那么从生到死都是在基督教的影响之下，因此一个人一辈子，肯定是生活在教会中间的。1每个人都是基督徒，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基督教对西欧人的巨大影响。基督教在地上的影响，又主要通过教会来实现。世间的教会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而教皇控制着每一个人灵魂上天堂的钥匙，就算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灵魂也不例外。这个其实就是教皇君主制[1]了。它的神学基础又是什么呢？人们竟甘心被教皇所管？而且还管皇帝。这是出于《圣经》里的：我（耶稣）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2《圣经》是基督教各派公认的圣典。它构成各个时代基督教神学思想的主要源泉，所以它在基督教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3没有人敢违背上帝的话语。在中世纪的西欧，众所周知，基督教神学占有绝对统治地位，人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就是一切，最终的向往就是灵魂能进天国。翻开西方政治思想史，从柏拉图到约翰·密尔，没有谁的思想完全脱离了基督教。密尔的《论自由》，所表现出来的自由思想也是受教父神学影响的。况且人类自由的观念并非起源于古代哲学，乃是起源于基督教的世界观。4在中世纪时期，著名的代表人物圣·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更是影响深远的教父。5从中可以看出，在神学理论的支持下，王权与教权的较量中，优势明显向着教会这一端倾斜。对上帝之城与尘世帝国的认识里，教会强调教皇的权利一定要高于国王的权利，正如上帝的权利一定要高于凯撒的权利一样。这样的教俗之争一直贯穿于整个中世纪，其中著名的一次就发生在11世纪70年代以后，起因是德国境内“主教策封权”[2]的问题。德国境内教会的主教现在到底是由罗马皇帝还是罗马天主教皇来授权？双方互不妥协。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是亨利四世，罗马天主教皇是格利哥里七世[3]，这两位都是比较强势的人物。当双方关系剑拔弩张的时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就组织军队，想要来教训一下罗马天主教皇格利哥里七世。格利哥里七世也不示弱，他利用自己手中的杀手锏，“绝罚”[4]，马上让亨利四世四面楚歌，成为孤家寡人。在中世纪的西欧，我们说生活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生活结束以后灵魂能否得进神的国。然而现在，亨利四世被教皇格利哥里七世绝罚，意味着他将不再蒙上帝的恩典，而且死后灵魂永沦地狱，永世不得翻身。我们说在中世纪西欧，这个惩罚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人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灵魂能进天堂。亨利四世一被绝罚，他手底下的诸侯们就没有一个再敢为他卖命了。虽然我们说在中世纪的西欧政治统治秩序的是封君封臣制，封臣要向封君履行自己的义务。但世俗权利的限制绝不能和超凡上帝不可探究的旨意相提并论。谁也不敢冒绝罚的危险成为亨利四世的帮凶。所以这个时候他部下马上众叛亲离，亨利四世本人也惧怕这个惩罚。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只得不顾自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尊严，向罗马教皇格利哥里七世服输认错。因此出现了亨利四世在寒冬赤脚蓬头站了三天三夜的情景。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基督教对西欧政治的影响是多么的巨大，连皇帝也不得不对教皇俯首称臣，更何况教会对老百姓的束缚与影响。在这样的环境下，西欧人的价值观也更当然是符合和顺从基督教教义的。在中世纪，如果你让西欧人做违背神的事，他宁愿死也不会去干[5]。死不可怕，可怕的是死后灵魂下地狱。况且为主殉道是灵魂上天国的捷径。如果需要的话，每一个西欧人都是乐意的，甚至是推崇的。比如后来的“十字军东征”，就是西欧人对宗教的狂热引起的。人们希望通过在圣战中为基督立功达到灵魂上天堂的目的。然而忘了耶稣基督 “动刀的必死于刀下” 的训诫。经过上面提到的因主教策封权引起的教俗之争以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越来越衰弱，教会开始走上坡路，到了13世纪，教会的权利达到顶峰。第一阶段的教俗之争可以说以罗马天主教会的全面胜利而告终。但这样的权利之争还远远没有结束。到了13世纪末14世纪初，教俗之争的双方变为罗马天主教会和法兰西王国。由于地理的优势，法国人利用罗马天主教会和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彼此之间激烈冲突的间隙悄悄发展自己的势力。到了14世纪法兰西明显崛起，而且替代了神圣罗马帝国成为罗马天主教会的头号敌人。而在紧接下来的教俗之争中，我们发现这个力量的对比就发生了根本的逆转。这次教俗之争的主角是法兰西国王美男子腓力四世和罗马天主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他们两个也不是等闲之辈。这次矛盾主要是腓力四世向国内教会征税引起的，后来又由于世俗法庭审判一个教士而激化。我们知道，教会只对它的上级教会负责，不受世俗王国的干预；而且从来都不需要纳税的。世俗权利不能对教士进行控诉更不谈审判，这只能由教会自己来解决。腓力四世的这些做法严重触怒了罗马天主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卜尼法斯八世也就学他的前任格利哥里七世对腓力四世进行绝罚。但现在的情况已不同当年，而且法兰西内部比较团结，人民也没有德意志人民那么虔诚。腓力四世也利用法国人的支持，对外宣布卜尼法斯八世为“敌基督”。腓力四世随即在1302年召开教士、贵族和平民的三级会议。会议的结果是支持腓力四世。腓力四世有法国人的支持更加有恃无恐了，不但在理论上与罗马天主教皇卜尼法斯八世针锋相对，而且还派人绑架恐吓他。卜尼法斯八世毕竟年过八旬，最后在惊恐中死去。腓力四世胜利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自己册封了一个教皇，并把教皇、教廷迁到法国的阿维农。从1305年到1377年，世代教皇都成为法国国王的傀儡，历史上称之为“阿维农之囚”。在基督教史上，“阿维农之囚”是个极大的耻辱，他是教俗之争的转折点。从此教会走向了下坡路，而且似乎一蹶不振。这第二阶段的教俗之争，我们说毫无疑问是世俗权利取得了胜利。但这个游戏的最终胜利者又是谁呢？世俗权利取得胜利后的结果是什么？是越来越兴盛，还是走向败坏？今天西欧的文化危机又说明了什么？拯救的力量又在哪里？人们不禁把目光投向了基督教。基督教以极强的生命力一路走来，并继续发展壮大着。在人类历史上，还有哪一群人，在饱受羞辱与压迫后依旧默默的加添着希望？在人类历史上，还有哪一出戏比这更伟大？以言辞对抗武力，以应许对抗残暴！真是“上帝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作他们的盾牌。”凯撒与基督的角逐中，胜利终属于基督！耳边似乎响起耶稣基督的话“天地将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