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的父亲回忆(二)
父亲的野心
外公去世后，母亲回家了，我也回家了，两年后，曾祖父去世，第三套房子也分开了。又是一年，我五岁的时候，我妈觉得我该上学了，想叫我进我们家学校。但是我父亲不同意。他有一些新教材让我学，但我估计我爷爷不会教。他根本不让我去家校，而是让我妈在我们寝室教我。这些新教材是上海城中学校的《一幅字课图》、《天文歌》、《地理歌》。后两篇是我爸从我妈的《存在必读》里抄来的。妈妈问爸爸:为什么不教历史？父亲说，文言文没有简单的历史读本。他让他妈妈试着编一个。于是我妈编了一段，教简单的文言文，从三皇五帝开始，就像她爸刚结婚时让她读的那样。
为什么爸爸不自己教我，而是让妈妈教我？因为这个时候是奶奶在管，妈妈吃现成的饭，有闲暇；其次，一件一件的，还有一点很重要，父亲忙于自己的事情，这也可以说是他对学习的规划。
我父亲结婚的那一年，正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那一年。清朝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投降派在这场战争中丧师辱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在康有为领导的公交车上写信，对爱国文人是一个极大的刺激。强烈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震动了整个国家。乌镇也传了。我父亲成了一名改革者。亲戚如的陆和朋友如的沈()都有接近父亲的思想。我父亲虽然小学时从八股中得了一个状元，但他内心是厌恶八股的。他喜欢的是数学。家里正好有一本上海图书集成公司出版的《古今图书集成》(是我曾祖父在汉口做生意运气好的时候买的)。父亲从这一大类书籍中找到了数学方面的书籍。由浅入深自学。他还做了一套计算芯片(竹片做的)，非常精致(母亲一直保存到去世)。但那时候，我的曾祖父还健在，我的父亲只学会了偷偷读书，而且在结婚前，我的父亲没有钱，买不到一些当时已经在上海出版的新书。
当时(曾祖父还在梧州)，三宅各房费用由曾祖父供给，在家里称为公帐支出；这个公账包括三房和每个房间的所有费用，加上零花钱，每个房间每月五元...它属于我的祖母。如果爸爸找奶奶要钱买书，奶奶会说:家里那么多书，你要买吗？
但结婚后，父亲知道母亲有800块钱充了箱，他觉得自己的一些计划可以实现了。这些计划不仅包括买书，还包括和妈妈一起在上海和杭州看世界，去苏州看看等等(爸爸那时候没去过上海和苏州)，甚至还想着去日本留学。当时我妈笑着说:“你从来没有成家，以为800块钱是一大笔钱，可以做这个做那个。我已经是一家人了，手里经常进出几百块钱。我估计这800块钱只够你买书。”
事实上，我的曾祖父当时还健在，我的父亲除了在更不用说杭州参加乡试之外，不允许去任何地方“看世界”！曾祖父自己30岁去了上海，后来走遍了全国。他最喜欢新的环境和新的职业，但他教育子女和孙辈的方式不同。
父亲暂时只能满足于买书求新。根据上海《申报》的广告，他买了一些声、光、文化、电方面的书，一些欧美政治经济制度的新书，还有欧洲西医方面的书。
在我曾祖父退休的第二年，四月，他问光绪皇帝决定以圣旨改革国家。
几个月之内，许多诏令相继颁布。比如科举者改八股文为策，开设国子监堂，改省会书院为高等学府，府城书院为中学，州县书院为小学，都是学贯中西...突然，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又当家，把光绪扣留在瀛台，杀了谭嗣同等六人，通缉康有为。百日维新到此结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政变。
我父亲玩得很开心。改革最高潮的时候，父亲打算去杭州进一所新成立的高等学府，然后拿到公派留学日本的费用。如果他失败了，他将去北京进入史静大学。现在一切都白费了。
庚子年秋(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曾祖父病逝。其次是三宫分家。这些事情接踵而至，父亲的旅游意愿自然被搁置一旁，更不用说母亲的第二次怀孕和次年弟弟的出生。
1898年政变后第四年，也就是仁阴(1902)秋，举行乡试，废除八股，考策。
父亲不想参加考试，但亲戚朋友都劝他去。鲁想自己去，就劝父亲去。于是一起去杭州考。有五六个人。沈本不想参加乡试，但他想趁着兴奋去游杭，便随他去了。
当我的父亲离开第一场比赛时，他得了疟疾。他买了金鸡纳霜(也就是奎宁)，拿去治疟疾。第三局他没拿，自然“中国风”没救了。但是这次去杭州，进会场之前逛了逛书店，买了很多书，包括给妈妈的一些老小说(西游记，神榜，三国演义，东周历史)，还有上海的西方经典新文言翻译。父亲还在六点拍了一张半身像。这张照片一直挂在卧室大床附近的墙上，直到父亲去世。
这是我父亲最后一次外出，一年后他病倒了。
壬寅乡试是庚子和辛丑的结合，也是清朝举行的倒数第二次乡试(最后一次是癸卯司)，陆在壬寅汉式中排名第九。同镇的另一个中国风是严怀林。
父亲三年的病
前面说过，父亲在杭州考取省试后得了疟疾，用奎宁治疗，回国后得了小病。
后来我长寿的叔叔去世了。父亲和母亲在外婆家住了近一个月。我父亲先回家的时候，低烧盗汗。他开了药方，自己吃了几贴，也不管用。然后我妈妈也回家了。当她看到父亲脸上的表情时，她感到很难过。她问是什么病，他爸爸说还在摸索。
反正不是感冒什么的。这说明问题复杂。我父亲自己开的药方，用的是温补之药。我妈以为这个病是因为考试时吃了西药，止住了疟疾，剩下的情况就不清楚了...我妈见我爸不听，就写了好几封信，请我爷爷的得意门生(包括姚)来请教我爸。来了七八个人，但一半以上都同意母亲的意见。姚医生的意见和我父亲的相似。最后采取了折中的办法，还是用原来的处方，加了一两种药。三四个帖子下来，不差也不错。父亲仍然每天起床，但他只是很容易感到累。
渐渐的，我妈没那么焦虑了。她觉得这不是什么急病。她拖了几个月，慢慢打听医生，大概也不会搅局。
因为我妈说要搞清楚医生是干什么的，我爷爷奶奶就想起了十几年前的一件事。原来父亲小时候(大概九、十岁)得了一种怪病，经常低烧盗汗。当时很多医生都很无奈。耽误了半年多，突然听说这个镇上有个和尚(是镇上一个富家请来看病的)，擅长太素脉，擅长治疗疑难杂症。当时当事人请和尚看病，写了药方，说可以长期服用，一个月后见效。不然他就不用再考了，可以去杭州的一个寺庙找他。
我吃了一个月的方子，真的有效果。我用这个方子坚持了半年，我的病彻底好了。这个药方藏在一个大砚台下面。
父亲拿了药方，果然有效。盗汗已经停了，低烧断断续续。母亲觉得这个和尚真的很有本事，更加渴望找到他。
但就在这时候，弟弟(当时三岁)突然生病了；父亲开的，吃了也没用。而且弟弟的病很凶，三五天不吃饭。我母亲又通知了我祖父的门徒。于是我又来咨询，换了战线，准备了新的代理人。接了两次岗，还是无效，但病童渐渐呼吸微弱。母亲执意要他六叔(卫青)给他治病。考虑到老人已经很久没有看病了，他妈妈亲自邀请他，说至少带他来。妈妈乘船去了...中午太阳落山时，苏祥进来了。大家心里都在说“这次请连师妹都不要动”，却见她扶着老魏慢慢进去。于是，热闹地叫了起来。茶已经摆好了，劳伟坐下，听父亲简单明了地汇报了弟弟的病情和治疗过程，问了句“今天是第八天”，然后仔细看了看前后的各方，于是由母亲搀扶着，父亲和苏祥上楼。看到生病的孩子后，劳伟下楼，立即写了一张处方。写了几行，他就一笔勾销，对爸爸妈妈说:“死马当活马医。”
当我父亲看着处方时，他惊呆了。原来这个处方和他们几天前的处方完全不一样。用量最大的两种药是冬瓜子和冬瓜皮。
劳伟走后，父亲的兄弟姐妹都没走，商量了很多，但母亲已经让人拿了药，煎好后立即服用。客人们都佩服这位“池姐”的决心，纷纷离开，说明天再来听喜讯。事实上，他们持怀疑态度。
那天晚上，哥哥睡得很香。半夜醒来，又吃了两份，天亮醒来说饿了。三个疗程后，病好了。母亲很快写了一封信，并和父亲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对劳伟表示感谢。刚想派人送一下，突然阿秀进来了，身后跟着宝珠抱着她的祖母。原来我奶奶一起去杭州烧香，主要是找那个和尚。时隔多年，我走遍了杭州所有的寺庙，也不知道这个和尚。
奶奶坐下来告诉爸爸，她找不到和尚了。父亲说:果然和尚在附近徘徊，不要再水里捞月亮了。
当我大约八岁的时候，我的父亲生病了。
起初，父亲每天挣扎着起床，坐在房间里看一两个小时的书，然后躺下。那时候，他最感兴趣的还是数学。他自学了小代数、大代数、几何、微积分(谢鸿泰编著，当时还是新人)，接着是声、光、化学、电学的书，然后是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的书。也看过当时留日学生办的鼓吹革命的报刊。
又到年底了。这个时候通常是乌镇一年中最冷的时候，经常下雪。乌镇地区的建筑结构没有保温，也没有供暖设备，所以特别冷。这时，父亲只好整天躺在床上，盖着厚厚的蚕丝被；他经常跷着二郎腿躺着看书。没想到，腊月已过，天气越来越暖和，父亲的腿却无法平放，仿佛肌腱因为长期支撑而变短了。如果别人帮忙使劲拉，还能拉平，但是因为爸爸脸上有痛苦的表情，妈妈不忍心，就让它站起来。
在我父亲卧床不起的第二年夏天，我奶奶亲自到城隍庙许愿，让我在农历七月十五出黄成会议时扮演一个“囚犯”的角色。这是当时乌镇的一种迷信:当家里有病人，药物无效时，迷信的人会向镇神的神许愿，在镇神外出开会时，派家里的一个孩子装扮成“犯人”，随队绕城一周，以示“赎罪”；这样，上帝会让病人好起来的。
当时每年农历7月15日至17日，乌镇都有为期三天的城隍庙会，盛况堪比元宵节。外出开会的费用由镇上大大小小的商家分摊(称为“写疏”)，由街坊准备“节目”。所谓“节目”，就是各种五颜六色的“抬头阁”、“地方戏曲”。“举亭”是一个由四个精壮男子抬着的平台，男孩和女孩们在上面装扮成各种戏曲角色，如白皇后、吕洞宾、牛郎织女等。，周围是彩珠和彩灯。“地方戏”相对简单。挑几十个男人(不再是小孩子)，穿上戏装，在地上走，有时手里拿着大刀长矛跳舞。
和往常一样，出城隍会时，一群人会在前面敲锣开道，然后街坊的“抬阁”和“地方戏”会随着锣鼓声依次缓缓走过。队伍中间是一个由16个人抬着的大轿子，轿子里有一个木制的城隍神像，画着神的颜色，穿着神的长袍。轿子前有一个“回避”“肃静”的大木牌，很有气势。然而，当大车经过我家旁边的修真观时，突然响起了锣鼓声，轿子人不得不一起奔跑，在修真观前快速过街。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目的，叫做“抢轿子”，因为修真的概念是献给玉帝的，城隍是玉帝手下的小官。当然不能大张旗鼓的传修真理的概念，只能贯穿其中。城隍的大轿子后面，有“抬亭子”和“地方大戏”，最后是“犯人”的队伍“犯人”还是穿着普通的衣服，但都穿着白布裙子，戴着一副“手铐”；所谓“手铐”，其实就是一对手镯，有金的也有银的，用带子捆着，挂在“犯人”的脖子上。整个队伍会绕着乌镇的四个门(东南门和西北门)行进，“犯人”也会跟着绕。
我奶奶让我演“囚徒”的那一年，我九岁，这是我最喜欢演的年纪。我自然非常高兴能够亲自参加黄成交易会。我随队绕着四门走了十几里，却一点也不觉得累。但事后看来，我觉得不算，因为“囚徒”只能跟到会议结束，一路上能看到的只有前面“亭子”的背影和两边的人群。在我家老宅临街的窗台上看过往的队伍真的没什么意思，甚至窗台上还能清晰看到“抢轿子”的场景。另外，我虽然当了一次“俘虏”，但是父亲的病一点也没有好转。
母亲现在不得不日夜看着父亲。白天，她经常站在父亲的胸前，拿着打开的书给他看，看完一页就翻开新的一页。父亲甚至觉得这个时候举手拿书都很困难。他自己叹了口气说:“怎么，筋骨一点一点僵硬了。”说真的，他颤抖着举起手的时候，五指似乎都不均匀，举起来就觉得“沉重”，不得不放下。
那时，我弟弟住在我祖母朱宝(朱宝的姑姑)家。)管他呢。我每天都去隔壁的立志小学。我每天下午三点放学，回家后妈妈教我坐在床沿上，抱住书，站在爸爸的胸前让他看。这个时候妈妈下楼洗衣服，因为爸爸在床上，一天要换一次衣服。
有一天，我正拿着一本书给爸爸看，爸爸突然说:“我不看了。”停一会儿又说:
“带把刀来。”这里指的是我们房间的一把切瓜果的钢刀。它是长方形的，半英尺长，半英寸宽，有一个木制的把手。我拿着刀问:“干什么用？”父亲说:“指甲太长了。把刀给我。”当时我也很惊讶。手指甲怎么用刀剪？但我还是把刀给了父亲。父亲手里拿着刀看了一会儿刀，最后放下刀叫我拿走。父亲不看了，问我看妈妈洗完了没有。我下楼看到妈妈已经洗完衣服了，就对她说:“爸爸要剪指甲了。”
妈妈上楼了。后来我再进屋的时候，看见我妈坐在床边，低着头，眼睛有点红，好像哭过。晚上爸爸睡着了，妈妈悄悄告诉我，爸爸让我给他带把刀，他想自杀。原来我妈听我说我爸会剪指甲，进房间后他会剪指甲。
父亲亲自告诉了母亲他刚才想自杀的事情，他说:“生病肯定没什么好希望。你这样拖下去，到什么时候，不会拖累你吗？”而且他自己也一天比一天不耐烦了，一举一动都要别人帮忙，也难受。我爸跟我妈说，虽然我暂时不缺钱，但是我知道我过不好，每天都要花很多钱在吃的上。这不是白化病吗？最好把它保存起来，留给母亲和我们。父亲还说: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没有他，母亲也会做得很好。只要有钱，母亲什么都能做好。这就是我父亲想自杀的原因。
据我母亲说，我父亲最终同意不再考虑自杀。可是我妈还是不放心，语重心长地叫我以后把刀剪藏好，再也不要给我爸了。
每隔一天，我的祖母带来了球体和阿秀。祖母对她母亲说:“你说你暂时瞒着你叔叔，但我要把它摆平。”父亲不解。奶奶又说:“让医生瞒着病人也不好。”父亲听了，猜到几分，说:“和尚道士能治什么病？”奶奶说:“不是和尚，是日本鬼子。”于是我详细解释了一切。原来我妈听说南浔镇有个西院(离乌镇大概二三十里，太平天国以后出了很多暴发户)。医生是日本人，我让我奶奶试着打听一下。奶奶送了鲁大叔一天，发现这家医院的日本医生可以出诊。咨询费每天10元，加上伙食费每天5元。药费另算。如果回来乌镇三天，大概要50元左右。
父亲摇摇头说:“何必浪费这点钱？”。日本人可能没有能力治愈这种怪病。"
奶奶说:叔叔，他到底能不能治好，请你过来看看就知道了。五十多块钱，我不是一回事。
妈妈和宝珠也帮忙说。父亲终于同意了。于是，我母亲给医院写了一封信，请医生五天后到镇上来，并付给丁洋四十元钱。
十点左右，医生来了，不过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带着一个四十多岁的翻译，还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女护士(来自中国)。奶奶问翻译:“医生呢？还在船上？”翻译指着那个日本女人说她是医生。祖母很不高兴，快要发作了。还好她妈妈下来对奶奶说:“女人也是这样。请叫他们上楼。”于是都上楼收拾了一个房间。
女医生很大方，脱下木屐，爬上床，开始诊断。现在是初夏，气温很高。
翻译说病人应该脱掉外套。母亲和女护士朱宝一起脱下了父亲的外套。医生像往常一样听完敲门后，按压父亲的胸部，问:“疼吗？”他捏了捏父亲的手臂关节，问:“疼吗？”？父亲摇摇头。医生对翻译咕哝了几句。
翻译说:该脱裤子了。奶奶听了，笑了。朱宝有点害羞，站得有点远。母亲和女护士为父亲脱下裤子。医生按着父亲的腿，对翻译说了几句话。
问:病人的腿可以伸直吗？一直都是这样设置的吗？母亲叹了口气，回答:一年多。
医生又把听诊器放在病人的肚子上，这里听听，那里听听，听了半天，又让父亲侧卧，背上从上到下听听诊器。在床上蹲了一会儿，看着病人全身没有肉，摇了摇头，然后下了床，对翻译说了句。翻译说:确诊后，下楼。母亲拿了一个夹子给父亲盖上，把阿秀留在房间里，他们一起下楼。
到了客厅，奶奶让医生等茶，问:这病有办法治吗？翻译跟医生咨询了半天，回答说:老太太了解，病人身上的肉都掉光了，听说饮食如常。处理好这个，马上就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了。奶奶又问:这是什么病？翻译跟医生说了几句，拿起桌上的纸笔写了两个大字:骨结核。
妈妈看到是“肺结核”有点惊讶，问翻译:“肺结核是什么？”翻译回答:这是钻进骨头里的消费之虫。
母亲不再问了。祖母和宝珠也不出声，神色大变。
女护士打开一个大皮包，医生挑出两三个玻璃瓶，里面装着药丸和药粉。医生们每人拿了几个，包成20多个包，告诉翻译。翻译说:每天吃一包这种药丸和药粉。
祖母与母亲和朱宝一起上楼，祖母也走上前来。她一起去了她父亲的房间。妈妈简单说了一下医生的诊断，问爸爸:“你知道什么是骨结核吗？”父亲想了很久，回答说:“中国的医书上没有这个名字。消费的蠕虫是当地的方言。看过一本西医的书，说西医对结核病的叫法是结核杆菌，是一种细菌，可以移动。我觉得已经转移到骨髓了。这个病没有法治。东洋医生给的药吃了也没用。”
父亲说话的时候很平静。奶奶和朱宝都哭了。父亲笑着说:“以前说是来看看，了解一下，现在才知道是不治之症。我就放心了。”但是我不知道我还能活几天。我有许多事情要提前安排。"
从此，父亲不再看书，而是和母亲低声聊着什么。过了一两天，我爸说，我妈录的。虽然我听了，但不明白它的意思。妈妈一边做笔记一边哭。笔记写完，母亲又看了一遍，父亲点头说，就这样。可我妈想了想说，这大事我写了，人家会说这不是你的主意，我还是让我公公写吧。父亲一听，苦笑着说，你想得真周到。所以他让我邀请我爷爷。我爷爷来了以后，我爸爸没有给他看我妈妈写的稿子，而是看了一遍，让我爷爷写。最后两句我听懂了:沈博凡口述，父亲做笔记。有年月日。后来才知道是遗嘱。要点如下:
中国的大势，除非有第二次改革，否则会被列强瓜分，两者都势必振兴工业，需要理工科人才；不想在国内做亡国奴，可以凭借理工科的能力在国外谋生。我和我哥哥也被告知不要误解自由和平等的含义。立遗嘱后的一天，父亲让母亲整理书籍；我把所有的医书都给了别人，但小说我留着，我却指着谭嗣同的《仁学》对我说:“这是一本奇书。你现在不能理解，但将来你大概会理解的。”
从此，父亲不再看数学方面的书，而是每天谈论国家大事，经常讲日本是如何因为明治维新而成为强国的。经常鼓励我:“君子以天下为己任。”并反复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我妈妈希望我成为一个有抱负的人。俗话说“长兄为父”。我弟弟以后会怎么样，就看我树立什么榜样了。
第二年夏天，气候极其炎热。我妈看到原来给我曾祖父准备的两栋楼(家里叫新房)此时空着，就叫人把她爸背到新房西侧的一个楼下住。安排我和弟弟住在东边附近的一个楼下。这年夏末秋初，父亲去世了。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没有任何痛苦的感觉，也从来没有像睡着一样醒来过。我妈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以为他睡得很香，但是他脸上的颜色已经没有了。我摸了摸我的脉搏，意识到父亲已经离开了他心爱的妻子和迷人的儿子，去了他经常第二次错过的中国。
我和弟弟正在写字，听到妈妈撕心裂肺的尖叫，赶紧去找她给爸爸换衣服。我和弟弟都哭了。过了一会儿，全家都来了。太多的厨师想帮助他的母亲。但我妈握着她的手，泪流满面。母亲亲自用热毛巾给父亲擦了全身，穿上丧服，小心翼翼地把父亲的腿撑起来。
父亲的尸体搬到楼下东边，一般是在接待室当提问。母亲总是只是吞咽和呜咽。直到奶奶和orb哭着进来，才放声大哭。
因为天热，第二天就死了。葬礼结束后，母亲在父亲去世的房子里设了一个小灵堂，只摆了一对花瓶，经常插上鲜花。我父亲的照片挂在外面。相框两侧，母亲龚凯写下了下面几对:青年学生背诵孔孟之言，长期学生学习声光电气化，忧国忧民，有病之人，可为什么死不瞑目？恋人即良师益友，十年相濡以沫，冰雹断春红，百体不可赎。从现在开始，我发誓遵守我的遗言，管教我的双胞胎。
我父亲三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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