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哪部史书记载的最准确呢？

可以去中国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玄武门之变》。纪录片《激变玄武门》。

背景

参见：晋阳起兵、唐朝统一战争

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太原留守、唐国公李渊在晋阳起兵，在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等人支持。

玄武门之变后退位给李世民的唐高祖下，十一月占领长安后，李渊拥立隋炀帝的孙子代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即隋恭帝。李渊自任大丞相，进封唐王。义宁二年（618年）五月，李渊篡隋称帝，定国号为唐，并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

李渊曾答应他事成之后立他为太子。天下平定后，李世民功名日盛，李渊却犹豫不决。李建成随即联合李元吉，排挤李世民。李渊的优柔寡断，也使朝中政令相互冲突，加速了诸子的兵戎相见。

根据《大唐创业起居注》中说，晋阳起兵是李渊本人的主意。而《大唐创业起居注》是温大雅奉李渊的敕令写的，成书于武德期间。难免有吹捧李渊的曲笔。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大唐创业起居注》首题乃云大雅奉敕撰” ，可见是李渊让温大雅著作的个人传记，难免有吹捧李渊的曲笔。随着唐俭墓志的出土《大唐创业起居注》塑造的李渊雄才大略没有犹豫就拍板的形象同样不攻自破。

霍邑一事《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李渊征求李建成和李世民意见后直接决定的，功劳主要归入李渊，李建成和李世民也各有一份。而唐俭的墓志却表明了阻止霍邑退兵是他最先提议的，唐俭是李世民的部下，唐俭将计策告于李世民，也才有了李世民后来劝阻一事。

而后世五代宋朝修订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的史官同样没有采纳这一观点。明人胡震亨怀疑，温大雅撰写《大唐创业起居注》时，李建成是太子，所以才加上了李建成的名字，还让他“压番”李世民。

据《资治通鉴》记载：太子李建成性情松缓惰慢，喜欢饮酒，贪恋女色，爱打猎；高祖第四子、齐王李元吉，常有过错；二人均不受高祖宠爱。

世民功勋名望日增，高祖常常有意让他取代建成为太子，建成心中不安，于是与元吉***同谋划，并答应元吉在自己即位以后，立他为皇太弟，所以元吉倒向大哥建成，为建成尽死效力，他们各自交结建立自己的党羽，组成太子党，一起排挤李世民。

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时认为：建成、元吉虽然是顽愚之人，既然被世民所杀，关于他们的记载，也很可能被史官渲染，但也只是一种猜测，没有任何史料依据。

而司马光有其政治立场受宋代儒家思想的影响，认为“玄武门之变”有伤风化，因此也对李建成多有美化，在《资治通鉴》中多次引用中唐期小说《隋唐嘉话》记载李世民犹豫未决，询问李靖李世绩的意见，二人都推辞了。

《旧唐书》多取于唐官方原始史料，其中记载了李靖李世绩：“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请申犬马之力。”《贞观政要》记载，太宗看过《高祖实录》《太宗实录》后，对于玄武门一事有异议，要求削去浮词，直书其事。

魏征赞美太宗：“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辞，雅合至公之道”。《唐会要》记载，贞观十七年，李世民把《高祖实录》、《太宗实录》“并赐皇太子及诸王各一部。京官三品以上。欲写者亦听”。当时经历过这一段历史的官员都看到了这两本书，也可见其记载和事实出入不会偏差太大。

后世明朝的开国太祖朱元璋也同样认为李世民是为了将玄武门之事告诉天下人。

明太祖：“国史贵乎直笔，是非善恶皆当书之。昔唐太宗观史，虽失大体，然命直书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行可纪之事，是非善恶，汝等当明白直书，勿宜隐讳，使后世观之，不失其实也”。

王夫之则认为如果李世民真的杀了自己的兄长应该和宋太宗一样隐晦这一段的记载，认为李世民要求直书其事在史书中写明亲手射死李建成一事是不知羞耻，也可见李世民并没有对玄武门进行美化。

秦王李世民一方也不甘示弱，随着李世民在外屡立战功，威望日高，李渊先后封他为司徒（三公之一）、尚书令（相当于宰相）、中书令（亦相当于宰相），

乃至无可再封时，便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天策上将之职授予他，位在诸王之上，在朝中的地位仅次于李渊和太子建成，且拥有众多支持者；秦王府内人才济济，与李世民的支持者们一起形成了秦王党，与太子党相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