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最喜欢的哲学家是谁？简述一下他
萨特
目录·详细介绍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萨特社会集团理论
·百家评品
让·保罗·萨特（Jean Paul Sartre，1905一1980）。1905年6月21日生于巴黎，法国作家，哲学家，社会活动专家。19岁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攻读哲学，后任中学哲学教师。1933年在柏林法兰西学院哲学系学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应征入伍。1940年被德军俘虏，次年获释，后参加法国地下抵抗运动。
详细介绍
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法国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也是优秀的文学家。戏剧家、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
萨特出生于巴黎一个海军军官家庭，幼年丧父，从小寄居外祖父家。父亲是个海军军官，在萨特15个月大的时候在印度死于热病。萨特12岁时母亲改嫁，继父是一名海军工程师，迷信数理科学，主张萨特将来也学工程师，这使萨特十分反感，也加强了他从事人文学科的决心。他很小就开始读大量的文学作品。中学时代接触柏格森、叔本华、尼采等人的著作。1924年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攻读哲学。1929年，获大中学校哲学教师资格，随后在中学任教。1933年，赴德国柏林法兰西学院进修哲学，接受胡塞尔现象学和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回国后继续在中学任教，陆续发表他的第一批哲学著作：《论想像》、《自我的超越性》、《情绪理论初探》、《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意向性》等。1943年秋，其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出版，奠定了萨特无神论存在主义哲学体系。
萨特虽然曾经是一个早熟的才华横溢的学生，然而直到33岁时，他才发表第一部文学作品。在勒哈弗尔小城做中学教员期间，随着岁月的流逝，萨特产生了失意感，于是开始撰写对孤独的思考，连续写成了以下几篇文章：《对偶发性的论述》、《论心灵的孤独》、《忧郁症》以及《安东纳·洛根丁的奇特冒险》，最后一篇后来改编为小说《恶心》(1938)。
萨特是法国战后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哲学著作有《想象》、《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辩证理性批判》和《方法论若干问题》。这些著作已成为二十世纪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变化的重要思想资料。
萨特把深刻的哲理带进了小说和戏剧创作，他的中篇《恶心》、短篇集《墙》、长篇《自由之路》，早已被承认为法国当代文学名著。他的戏剧创作成就高于小说，一生创作9个剧本，其中《苍蝇》、《间隔》等，在法国当代戏剧中占有重要地位。《恭顺的妓女》是一部政治剧，揭露美国种族主义者对黑人的迫害，并对反种族歧视的普通人民的觉醒寄予深切的期待。此剧体现了他主张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思想。
1955年，萨特和其妻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访问中国。1964年，瑞典文学院决定授予萨特诺贝尔文学奖金，被萨特谢绝，理由是他不接受一切官方给予的荣誉。1980年4月15日在巴黎逝世。小说《恶心》和剧本《苍蝇》、《问隔》、《恭顺的妓女》等已有中文译本。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50 、 60 年代，萨特试图改变存在主义哲学的这一方向，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以求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存在主义，使存在主义成为一种积极的人生哲学。因而，在《辩证理性批判》等著作中，萨特建立起了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它是存在主义的变种，但由于萨特在阐发他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时，大量地阅读了马克思的著作，一度被马克思思想的博大精深所征服，并时常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这就造成了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着的一种误解，似乎萨特是一个用存在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确，萨特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一个“人学的空场”，存在主义可以为马克思主义输进新鲜的血液。事实上，萨特所作的工作恰恰相反，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存在主义思想家，他 50 、 60 年代以后所作的工作，正是在极力用马克思主义来为存在主义“输液”。
应当承认，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从克尔凯郭尔到萨特本人的《存在与虚无》所代表的传统的存在主义有所不同，在《辩证理性批判》等著作中，萨特把个体的人放置到历史发展和社会环境之中进行考察，但由于他的基本立场是存在主义的，所以他不可能在这种考察中形成正确的结论，即不可能在历史的进步中找到人的全面解放的道路。当然，萨特提出了历史总体化的构想，认为在人的实践中包含着历史的总体化。但是，萨特认为历史的总体化同时又是人的异化，所谓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无非是历史的总体化和人的异化无限循环的空间。因而，当萨特谈论历史的总体化时，他是一个乌托邦的浪漫主义者；当他思考人的异化时，他又是一个苦闷的悲观主义者。而且，陷入这种二难困境本身也是一种痛苦，也是存在主义精神的体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萨特终其一生都未走出存在主义的理论设计。
萨特社会集团理论
萨特在考察社会集团的时候，并不是象历史唯物主义那样从历史的角度来探究每一社会现象的发生发展，萨特的出发点是作为个体的人。萨特认为，集团形成于外部压力的威胁，由于这种威胁，使每一个人在别人身上看到了自己。比如，在 1789 年 6 月， 当法国国王惧怕发生一场暴力而把军队调到巴黎时，本来只想到自己而彼此之间相互猜疑的巴黎群众，一下子意识到国王对他们的不信任，意识到他们即整个巴黎群众是一个整体，每个人都把对自己的威胁也看作是对其他一切人的威胁来体验，认识到在被国王的军队包围了的巴黎，每个人的命运是同全体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就不再抢劫面包坊而去抢劫军械库，从而武装起来***同反对国王。由于国王的军队已经开进巴黎，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攻克国王在巴黎的堡垒——巴士底狱。所以，巴黎市民在攻占巴士底狱中组成的集团完全是由于国王的军队这一外部因素所促成的。在这种集团中，“个人之间的联结，在其各种真实的形式上，是在他人那里直接发现了人们自己的它者性的联结。” [1] 是***同的危险把分散的个人实践联结成为一个整体的。
萨特认为，巴黎群众在***同的危险面前结成的集团，是一个“融合集团”，这个集团的特征是，有一个统一的目标和行动，那就是“到巴士底狱去！”同时，统一的目标和行动并未抹杀个人的个性和自由，相反，统一的目标和行动正是个人实践和自由意志的体现。在“融合集团”中，人性得到复活，自由得到恢复，在否定的君主专制的行动中，整个巴黎市民组成了一个***同的人。所以，萨特说：“融合集团的主要特征是自由的突然恢复。” [2] 也就是说，在融合的集团中， “每个个人都以一种新的方式发生反作用：不是作为个人或他者，而是作为***同的人的个别体现。” [3] 融合集团只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在历史的发展中，融合集团不可能长期存在，一旦***同的目标实现之后，融合集团就会昙花一现地消失了，巴士底狱被攻占，巴黎市民就可以解散回家了。因为融合集团在恢复了个人自由的同时必然面临着遭到个人自由破坏的未来。一切人的个人自由只能够实现瞬间的结合，如果去维护集团的形式，个人自由就得不到张扬，而维护个人自由就只能否定集团。也就是说，个人可以自由地组成融合集团，也可以自由地退出这个集团。融合集团只是个人自由的这种二重性的暂时效应。
百家评品
萨特百年：引人心动的文化现象
作者：黄正平 来源：《了望东方周刊》
1940年年初，法英对德宣战，法国阿尔萨斯前线已是剑拔弩张。德军阵地离这里只有几公里之遥，双方随时都有交火的可能。法军兵营里，一个30多岁的士兵却埋头在笔记本里，写啊，写啊，周围的世界对他来说似乎不存在。为了节省当时十分宝贵的纸张，笔记本上记得密密麻麻，竟找不到一公分的空隙。一年的前线生涯，他有了15本这样涂满墨迹的本子。这些文字在作者身后以《笔记本》为名发表，有600页之多。从内容来看，笔记里有随想，有哲学思辩，有小说梗概，有剧情构想，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毫无限制。这位几乎是“写作狂”的人便是日后成为法国文坛泰斗的萨特。
今年巴黎的春天深深印上了他的标记。
萨特生于1905年6月21日，死于1980年4月15日，今年正是他的100周年诞辰和25周年的祭日。从3月至6月，法国和世界各地有许多纪念活动。其中6月21日，在巴黎索邦大学将举行正式的纪念仪式，同时有连续两天的大型讨论会。法国国家图书馆3月起举办为期半年的题为“萨特和他的时代”展览会。摩纳哥还专门发行了一枚1．11欧元的萨特纪念邮票。在法国，报纸头版、杂志封面上，随时可看到萨特手持雪茄的著名照片；电台、电视台则不断有专题节目播出。时值春季，有此风气，以至有“萨特之春”的说法。
萨特的鼎盛期是20世纪的50—60年代，70年代后期起，对他的批评渐多，但他的影子仍然覆盖面很大，这从如今的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之丰富，可见其一斑。
那么，今天看萨特，他的哪些地方最引人心动？从人们所忆所谈的内容来看，以下几点值得一提：
一部“思想机器”和“写作机器”
萨特自幼丧父，生活艰难，又身材矮小，其貌不扬，被大家叫做“小个子”，但这对他没有产生任何自卑的影响。相反，他是天生的自命不凡。他在年轻时给自己立下的人生目标也许是绝无仅有的：“我要同时成为斯宾诺莎和司汤达。”也就是说，即要当一个一流的哲学家，也要当一个一流的文学家。而这居然成为了现实。
1936年，他发表《想象》一书，以胡塞尔的现象学批判传统形像思维理论，观点深入浅出，行文豪迈自信，已经显露出一个大哲学家的风范。
1938年，《恶心》问世。这部小说一反传统，人物哲理化，情节内心化，是现代派文学的精品。
之后，萨特持续交替发表哲学作品和文学作品：
《墙》（小说，1939年），《想象》（哲学著作，1940年。此书是1936年《想象》一书的姊妹篇），《苍蝇》（剧作，1943年），《存在与虚无》（萨特的哲学代表作，1943年），《间隔》（剧作，1944年）……
这些作品都毫无疑问是20世纪哲学和文学领域中出色的经典。法国哲学教授让·吕克·南希最近在《世界报》上著文说，萨特是个古往今来从未出现过的两面神：没有一个哲学家象他那样在文学海洋中游弋，也没有一个文学家象他那样大举进行哲学操练；我们无法理解，逻辑思辩和形象推演，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竟然在同一支羽毛笔下毫无妨碍地非常清晰地表现出来。
对此，萨特的反对者并不以为然，说萨特所作的一切，就是处心积虑地要向人们表明，他是一个怎样的天才。
有意也好，无心也罢，有一点谁都不会否定：萨特是个勤奋的人。除了去世前几年间因半失明而辍笔外，他一生中从没有停止过写作。与许多人把笔耕看成是一种苦役不同，萨特把它当作是一种乐趣，一种需要，一种人生的基本支撑点。他这样说：“我没办法让自己看到一张白纸时，不产生在上面写点什么的欲望。”
巴黎被德军占领时，萨特喜欢去一家咖啡馆写作。他每天早上9点到咖啡馆，开始工作，奋笔疾书，直至中午。出去吃饭和休息后，下午2点又回咖啡馆，继续工作到晚上8点。晚饭后则在那里接待朋友。他的存在主义哲学实际上是在咖啡馆定型的。据说，那家咖啡馆的氛围特别适应他那无法收敛的思绪和无法叫停的笔耕。
咖啡馆叫“花之咖啡馆”，坐落在圣·日耳曼大街的一个路口上。作为存在主义的发源地，咖啡馆现在已成为巴黎的景点之一，是怀旧的知识分子爱去的地方。去年，我陪来访的复旦大学几位教授特地去这家咖啡馆喝咖啡。不大的店堂内飘散着特别郁浓的黑咖啡香，只见一桌一桌的有好几圈人，分别在小声地讨论各自的文稿，也有人在埋头写作。分明是一个文化俱乐部。教授们感慨地说：“萨特气息犹在啊。”这地方可以说是萨特奋斗及其影响的一个见证。
“存在先于本质”：一种入世精神
但是，萨特的魅力大约还在于他的近于狂热的入世精神。存在主义的著名公式是：存在先于本质。萨特把这运用到人生观中。他这样看待人的社会参与：人的出生是由于他的先人撒了几滴精液造成的结果，他的出生或不出生本来是完全偶然的；人的存在因此并不是按照某种事先设计好的路线而规划的，人应当“自由地”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应当完全介入到自己生存的社会中去，以自己的行为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这种精神使他很自然地对当时的社会持批判态度，而对社会革命大表支持。他的实践也使他成为当时的大社会活动家，大政治理想家。
40年代，萨特既在战场上，也在文坛上参与反法西斯运动。50年代，萨特与***日益接近，是西方社会主义最积极的鼓吹者之一。60年代，萨特和他的终生女友西蒙·德·波瓦的身影出现在世界各地最敏感的前线上：1960年加勒比海危机时，他们在古巴；1967年中东7日战争爆发时，他们在加沙地带。1964年，萨特更以他的超常举动，令世界震惊。这就是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拒绝。这是历史上第一个自觉拒绝诺奖的人（之前有两人因政治原因被迫拒领）。60年代后期，法国多次发生学潮和工潮，而萨特始终是运动中的精神领袖。
总之，萨特很长时间在法国知识界如日中天，是无可争议的无冕之王。有人把他叫作“老板”。德里达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那时对我们这些年青人来说，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跟着他（萨特）走。”
但萨特追求入世只限于精神领域。与他的勤奋和声望不相称的是，他的物质生活极其简陋粗淡。在这方面，他是本质先于存在。他的收入并不少，有时甚至有成百万的钱在口袋里。但他乐施好舍，不知经纪，加上视财富如粪土，再多的钱也放不了几天。那年为论文的事我去巴黎，顺便去看了萨特在巴黎最后的住处。爱德加·基内大街29号，第10层楼上。从楼上能望见他长眠的公墓。那是个很小的被称之为“悲惨”的套房，现在已换了房客，没有任何关于这位了不起的思想家的标志。我知道即使保留原貌的话，里面也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少的不能再少的旧家具，几个烟灰缸，小半架子零乱的书。但我还是在楼上楼下徘徊了很久。这个生前对身外之物极端不在乎的人，对死后人们如何纪念他也同样不在乎。也许这也是他的魅力之所在吧。
“萨特恐惧症”及其它
物极必反。威望过重，阻人之道？，久而久之，引起反弹；或者时过境迁，理论不再符合实际。总之，萨特在他晚年以及死后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认为他搞错了很多事情。例如盲目支持造反，把年青人引入暴力歧途，极端主义，等等。这些批评，后来愈演愈烈，有的到了将萨特全盘否定的地步：他除了在政治上一无是处外，学术上也毫无可取之处。同时，萨特的私人生活，萨特与卡谬、梅洛·庞蒂这些同时代大文豪之间的恩恩怨怨，也成为评论的热点。很多时候，事情到了动感情的程度，就不再是学术上的争论了。人们把这种全面诋毁现象叫做“萨特恐惧症”。在某种意义上说，萨特是他生前名声过大，威望过大的牺牲品。
2000年，我去巴黎索邦大学参加由萨特研究协会举办的萨特逝世20周年讨论会。作开场白的被称为“新哲学家”的贝尔纳·亨利·莱维的一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喜爱萨特，就像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不喜爱萨特一样。”这反映的正是人们在一个有争议的人物面前无所适从的现实。
2000年，正逢萨特逝世二十周年，法国掀起一场不大不小的萨特热，仅评论萨特的专著和专刊专集就有十几种，依然褒贬不一，依然左派褒者多贬者少，右派贬者多褒者少。其中影响较大的左翼代表，贝尔纳·昂里·莱维，八九十年代走红的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目前人气最旺的学者之一，于2000年1月发表厚厚的论著，题为《萨特世纪》，认为法国的二十世纪是萨特世纪，法国思想界由萨特主宰。而著名的资深记者、政论家让·弗朗索瓦·雷韦尔，1924年出生的法兰西学院院士，则出版薄薄的专著《大表演》，其中认为作为法***同路人的萨特，比法***左得更厉害，排斥一切异议者，投考斯大林主义，下场虽说悲壮，对二十世纪法国的负面影响却太大了，是不可宽恕的。这两位名人的高论，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如果说莱维年富力强，到处演讲，对遭到蛋糕扑身的倒彩并不介意，那么八旬老人的宏论，姑妄听之，也不必太认真。无非说明萨特仍是各有争议的人物，一谈起他，必有脸红脖子粗的争论。
直至如今，争论还在继续。当萨特百年诞辰和25周年祭日来临时，我们看到的是五光十色的评论：有颂扬，有批评，有反驳，有善意的调侃，有恶意的嘲弄，把萨特弄成了一个千面人。法国最有影响的杂志之一“EXPRESSE”新闻周刊的有关专号是以如下句子作为主题的：“萨特总是搞错吗？”这提出的就是在今天如何看待萨特的“错误”的问题。
萨特曾在美国一家杂志写过一片哲学杂文，其中说：“我想创造一种炒鸡蛋，期望它能表达存在的虚无。但到烧成，它却并非如此，只飘散出一股奶酪味。我眼睁睁地看着盘子里的它，而它却不回答我。我试着把它端到黑暗里去吃，但这一点儿也没用。马尔罗（萨特同时代的法国作家）建议我在里面加辣椒粉。”如今的萨特也如一盘炒鸡蛋，人们在里面添了不少料，很难再找到其原味了。
萨特与中国
萨特和波瓦于1955年9月访问中国，受到高规格的接待。9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了周恩来主持的国庆招待会，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国庆观礼，毛泽东、陈毅分别接见了他们。对于这次访华，萨特本人除了接受一些专题采访外，没有多作评论，而由波瓦执笔写了题为“长征”一书，我猜想这是他们的一个分工。据说波瓦为写此书，经常熬夜，搞得眼睛红肿，萨特为之心疼。书成之后，由于内容上对中国革命的热情颂扬，在西方引起不少争论。
但是，当时中国主要是把萨特当成一个革命者来看待的，对他的理论与创作基本不了解。在日内瓦大学任教的萨特研究专家德尼思·贝尔多莱先生对我讲过这么一个细节：萨特在北京与茅盾、丁伶等知名作家会面时，由于双方都没读过对方的作品，所以大家只好谈美食。
萨特著作在中国的大量引进是在80年代后的事。也就是说，当萨特沉寂于西方之时，中国人开始以极大的热情研究他，带着崇敬，至今不变。至少余秋雨近年写《行者无疆》时，便是把萨特当作至尊者来写的。有些学者感叹说，人家在本土已是强弩之末，我们却刚刚在补课；此地的萨特并非那处的萨特。
但是我想，我们对萨特的兴趣并不仅仅在于想了解点别人的东西，而是有我们自己的意向。萨特的学说对当时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而西方对萨特的种种批评，对中国读者来说，可能并不重要。这也就是尽管外面杂音很大，萨特在中国始终是个偶像，没有什么人会板起脸来批他的原因。接受从来不是照搬。接受以后的东西也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这在世界文化史上并非少见：一个在本国已崩溃的神话，在另一国土上却生了根，开了花。
不过，真正科学的方法也许是中西互补，让西方经典与中国文化实现有机揉合。比如有汉学家提出，萨特哲学中特别重要的关于“虚无”（néant）的思想，可以用来对老庄哲学中有根本意义而又含混的“无”的概念进行有效地科学地阐释；而另一方面，如果说萨特的虚无在西方已很难再有理论发展前途的话，那则是因为那里没有老庄哲学滋润过的深层土壤。在这意义上，西方哲学是否也有借鉴中国哲学的必要？这类问题是不可回避，也总是引人入胜的。
巴黎已是初夏景色，塞纳河边的风还幽幽地带着萨特的独特气息，时淡时浓，似远尤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