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渊阁的历史

文渊阁之名始于明代,其阁亦始建于明代。

明太祖朱元璋“始创宫殿于南京,即于奉天门之东建文渊阁,尽贮古今载籍”。

此即文渊阁建阁之始。

明成祖迁都北京,仿南京已有规制营建北京宫殿,北京宫中的文渊阁随之建成。

诚如明宣宗所言:“太宗皇帝肇建北京,亦开阁于东庑之南,为屋凡若干楹,高亢明爽,清严邃密,仍榜曰文渊。”可见,有明一代曾在营建南京宫殿以及北京宫殿的同时,先后于南京故宫和北京宫中建造文渊阁。

文渊阁的功用早期主要在于藏书、编书。

著名的大类书《永乐大典》,即在南京宫中文渊阁开馆编纂。

明成祖于永乐元年(1403)下令修书,因初稿“尚多未备”,遂于三年(1405)谕令重修,“命礼部简中外官及四方宿学老儒有文学者充纂修,简国子监及在外郡县学能书生员缮写,开馆于文渊阁,命光禄寺给朝暮膳”。

当时,“常熟张洪、丹徒裴俊、吉水陈诚俱赴文渊阁修《大典》,怀安黄童以楷书征入文渊阁缮写《大典》。”永乐六年(1408),《大典》书成之后亦直接贮藏于文渊阁。

北京宫殿基本建成之后,成祖还特别谕令将南京文渊阁的藏书运至北京收藏。

据记载,“十六年,遣修撰陈循往南京,起取本阁所贮古今一切书籍,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上,余悉封识收贮”。

这些运至北京的珍本秘籍,除《永乐大典》贮藏于文楼外,其他书籍均于英宗正统六年(1441)正式入藏文渊阁。

当时,主持清点编目的大学士杨士奇,曾将各书“逐一打点清切,编置字号”,收藏于书橱中,并据以编成《文渊阁书目》,“以千字文排次,自天字至往字,凡得二十号,五十橱”。

在承载藏书、编书功能并用作“天子讲读之所”的同时,文渊阁还是阁臣入直办事之所,并随着明代政治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为事实上的秘阁禁地。

明初,朱元璋为强化皇权,诏罢中书省,废丞相。

为处理纷繁国事,又不至妨碍专制集权,乃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定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大学士各一人,于翰林及六部官员内择取。

朱棣继位,以“初定内难,四方之事方殷”,特“命侍讲解缙、编修黄淮入直文渊阁。

寻命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胡俨同入直,并预机务”。

时成祖“每退朝还宫,遇有几务须计议者,必亲御翰墨,书荣等姓名,识以御宝,或用御押封出,使之规画。

荣等条对,用文渊阁印封入,人不得闻”。

文渊阁因此而有内阁之称,杨荣等人也先后升迁至大学士之职。

至英宗正统七年(1442)建造翰林院之后,文渊阁作为大学士等官员专门的入直办事之所,遂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秘阁禁地,“凡入内阁,曰直文渊阁”。

世宗嘉靖年间,文渊阁制进一步完善,据载:“嘉靖十六年命工匠相度,以文渊阁中一间恭设孔圣暨四配像,旁四间各相间隔,而开户于南,以为阁臣办事之所。

阁东诰敕房装为小楼,以贮书籍。

阁西制敕房南面隙地添造卷棚三间,以处各官书办,而阁制始备。

其职掌入内阁,预机务,出纳帝命,率遵祖宪,奉陈规诲,献告谟猷,点简题奏,拟议批答,以备顾问,平庶政。”阁门还高悬圣谕,严申规制:“机密重地,一应官员闲杂人等,不许擅入,违者治罪不饶。”可见,文渊阁已成为事实上的内阁,其地位和作用非同一般。

藏书、编书而外,文渊阁也是“天子讲读之所”,皇帝不时在此翻阅书籍,并召集翰林儒臣讲论经史。

据载,太祖于“万几之暇,辄临阁中,命诸儒进经史,躬自披阅,终日忘倦”。

成祖“或时至阁,阅诸学士暨庶吉士应制诗文,诘问评论以为乐”。

宣宗也曾利用“听政余闲,数临于此,进诸儒臣,讲论折衷,宣昭大猷,缉熙问学”,并特撰《文渊阁铭》,述其盛况。

正统十四年(1449),南京明故宫发生火灾,文渊阁及其所余书籍皆付之一炬。

北京皇宫的文渊阁也随着明王朝的灭亡,在明末战火中被毁。

清入关建立全国政权之后,在政治制度上多沿袭明制,在文化思想方面也逐渐接受以儒学为主体的封建文化。

顺治十五年(1658),清廷改内三院为内阁,分设翰林院,“以大学士分兼殿阁,称中和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凡四殿二阁。

顺治十八年(1661)复设内三院,撤翰林院。

至康熙九年(1670),再撤内三院,复内阁、翰林院,其殿阁职衔仍沿顺治十五年之制。

乾隆十三年(1748),以“中和、保和、文华、武英四殿,文渊、东阁二阁未为划一,其中和殿名从未有用者”,因裁中和殿而增体仁阁。

自此而后,三殿三阁大学士成为定制。

但是,其中的文渊阁却始终有其名而无其实,即清廷虽设有文渊阁大学士之名,却并无文渊阁之实,所谓“本朝定制,以文渊阁为大学士兼衔,第仍其名而未议建设之地”。

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四库全书》开馆。

考虑到书成之后将来的贮藏问题,乾隆帝在编书活动大规模开展的次年即未雨绸缪,决定为《四库全书》建造专门的庋藏之所。

他听说浙江宁波范懋柱的藏书楼天一阁“纯用砖甃,不畏火烛,自前明相传至今,并无损坏,其法甚精”,便特谕杭州织造寅著“亲往该处,看其房间制造之法若何,是否专用砖石,不用木植,并其书架款式若何,详细询问,烫成准样,开明丈尺呈览”。

在了解到天一阁的建筑规制及藏书特色之后,乾隆帝欣然下令,“取其阁式,以构庋贮之所”。

最初乾隆帝计划将《四库全书》抄写四部,“一以贮紫禁之文渊阁,一以贮盛京兴王之地,一以贮御园之文源阁,一以贮避暑山庄,则此文津阁之所以作也”。

其后考虑到江南士子读书治学的需要,又特别谕令在江浙地区增建文汇、文宗和文澜三阁。

此即著名的用于贮藏《四库全书》的七座藏书楼。

其中紫禁城中的文渊阁建于文华殿之后,乾隆帝说:“凡事豫则立。

书之成虽尚需时日,而贮书之所,则不可不宿构。

宫禁之中,不得其地,爰于文华殿后建文渊阁以待之。

文渊阁之名,始于胜朝,今则无其处,而内阁大学士之兼殿阁衔者尚存其名。

兹以贮书所为,名实适相副。”可见,由于《四库全书》的纂修特别是将来贮藏的需要,自清初以来一直有其名而无其实的文渊阁,终于得以动工兴建,并因此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秘藏书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