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路遥的一生

《生活》是作家路遥创作的一部小说,也是一部名著。《收获》(1982)第三期原创出版,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1—1982。小说以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为背景,描述了高中毕业生高加林回归土地、离开土地、再回归土地的人生变迁过程,构成了他的故事框架。高加林与农村女孩刘巧珍和城市女孩黄亚萍的情感纠葛构成了故事发展的矛盾,也是悲剧体现了那种艰难的选择。

内容简介

回到陆地上

主角是高加林。他高中毕业回村后,在一所私立小学当了老师。他对这个职业很满意,这体现了他的才华,对他充满了希望。但是好景不长。他被大权在握的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儿子取而代之,回到了土地上。就在他失意甚至有点绝望的时候,善良美丽的农村姑娘刘巧珍走进了他的生活。虽然刘巧珍没有文化,但她真的爱上了高加林这个“文化人”。她的爱简单而纯粹,她用热情而实际的方式表达了她火热的爱。其实她得到的爱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高加林在她眼里是完美的,但她只在高加林失意时为他找到精神安慰。当机会再次来到高加林时,他终于抓住机会回到了这座城市。

离开这片土地

城市生活给了高加林一个展示才华的机会,他又见到了他的同学黄亚萍。与巧珍相比,黄亚萍无疑是一个现代女性。她开朗活泼,但任性专横。她对高加林的爱是激烈的,大胆的,有征服的欲望。高加林和她确实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有相同的知识背景和许多感兴趣的话题。当他们雄辩地和侃侃交谈时,高加林进入了一个艰难的选择。当高加林模糊地有了这个想法时,他的想法很快就被另一种情感所压制。他想起了乔真善良可爱的脸庞,想起了她无私温柔的爱。巧珍带着狗皮褥子来看他的时候,巧珍几次去县城看加林。加林有事到乡下采访,终于有机会见面了。当加林看到如此想念他的巧珍时,他非常激动。巧珍看他被褥这么薄,就说下次自己给他带狗皮床垫。高加林突然不高兴了,因为城里没人用它,而且它是一张狗皮床垫。他害怕被别人嘲笑,但当巧珍把父母的小事都告诉他时,他突然觉得很失落。他和黄亚萍谈论的是时事、政治和国家大事!这就是他想要的,他的远大抱负。这种反差让高加林很纠结。他那种说不出的复杂的感情突然显现了出来。经过反复考虑,他接受了黄亚萍的爱,但同时也意味着这个选择会无情地伤害巧珍。当他委婉地向巧珍表达自己的选择时,巧珍含泪接受了,但她并没有过多地责怪高加林。相反,她更担心高加林未来的生活,并建议他多担心其他地方。但是眼泪正从她的脸上流下来。

回到陆地上

然而好梦难成真。最后有消息说,高加林通过关系在城里找到了一份工作。他不得不面对的是回到他出生和成长的土地。他所有的理想和抱负都像过眼烟云。让人难以承受的是,这个打击更难以面对的是他出生和成长的土地。(他以为村里人都等着看他的笑话呢!但他万万没想到,当他出现在家乡人面前时,家乡人给了他各种安慰的话语。他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拿出随身携带的香烟分发给村民。这时他也得知巧珍娶了别人的老婆。即便如此,她还是去求姐姐的公公兼村支书高明楼,让他给高加林安排教学,因为据说老家的学校因为生源增加,需要一个新老师。德顺爷爷感慨地说:“多好的娃娃啊!”此时,高加林正在温暖的乡间大声啜泣...)他失去了骄傲,认清了现实,接受了德顺爷爷的话,然后懊悔地扑倒在地上。

人物形象

高加林

高加林是作者塑造的一个复杂的人物。他既体现了现代青年不断挑战命运的品质、自信和毅力,又具有艰苦朴素的传统美德。他热爱生活,胸怀大志,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关心国际问题,喜欢打篮球,融入时代潮流。他不像父亲那样忍气吞声,恪守本分,而是有着更高的精神追求,但现实总是与理想相去甚远,正是这种反差构成了他复杂的人格特征。

高加林渴望离开贫穷落后的农村,生活在更广阔的城市世界。期待从农村走出去,进入城市,从简单的劳动走向更高层次的精神价值创造。事实上,它体现了一种平等和民主的生存观念。无论家庭背景、社会地位、人生起点如何,每个人都应该平等地拥有追求和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权利。他有一种强大的力量,那就是充满理想,锐意进取,向往现代文明生活。当高加林从黄土高原的偏僻小村考上县城高中的时候,新的现实、新的生活、新的知识诱惑着他,这让他对父母为生活而生活的简朴生活方式产生了不满。他抛弃了农民固有的传统狭隘观念,开始重新认识自己和社会。在眼花缭乱的社会生活面前,我憧憬着自己无数的美好梦想。他积极进取,不断探索和付出,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像高加林这样的农村人并不完美,虽然他们有时有战胜虚荣心的个人动机,但他们是特定时代对农村落后和惯性的冲击力量,是能推动这个时代变革的因素。正是城市文明与农村落后愚昧的矛盾造就了高加林这样的边缘人物。

刘巧珍

巧珍美丽善良,爱情真挚。然而,她将自己置于高加林的从属地位。在她的理想之光幻灭后,她用一段无爱的婚姻表达了对命运的抗争,而这段婚姻恰恰又跌回了传统道德价值观的枷锁中。

作品主题

事实上,高加林逃亡和回归大地的人生历程揭示了路遥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个体生命的困境。在守护土地,让生活贴近自然的同时,还要承受恶劣的自然环境、封建的陈规陋习和城里人的傲慢带来的深重痛苦和屈辱。苦难不仅来自物质层面,还来自人格压抑、理想受阻、精神压抑。生活在城市里,极大地改善了生活环境,为实现个人理想提供了广阔天地,但也容易滋生出马健南那样的普通市民心理、黄亚萍那样的极端利己主义心理、张克南那样的人格萎缩心理,让人感到精神家园的双重失落。当乔珍第一次去县城看高加林时,“乔珍一进林佳的办公室就扑向他的胳膊。林佳赶紧把她推开,说:“这不是在庄稼地里,我的领导就在隔壁。”...你先坐在椅子上,我给你倒杯水。他说,他去拿杯水了。“这里所揭示的城市环境对个体生命的压抑和扭曲,不仅仅是高加林个人的心理感受,更代表着城市人作为一个群体,不断地被生活环境和文明制度所异化和削弱。

真正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必须贯彻作家的审美理想。“人生”的审美理想,不是指出一条铺满鲜花的平坦人生之路,一个光明的前景,也不是展示一条坎坷的人生之路。“生命”的审美理想主要表现在,作者通过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悲剧给人以遗憾感,让他们充满了改变现实的热烈期待和深情呼唤——避免类似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生命悲剧重演,正视文明与愚昧冲突中民族文化心理的嬗变。高加林所拥有的正是刘巧珍所没有的:刘巧珍所拥有的正是高加林所没有的。这是一个理性与非理性紧密交织的矛盾,一个现在解决不了但将来必须解决的矛盾。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生悲剧,但在复杂的悲剧表象下,却隐隐约约透露着生命的某种确定性。悲剧的审美属性是人生具有持久艺术魅力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