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恪为什么后来又叫吴王
虽然一直以来由于电视剧的宣传，很多人误以为李恪是唐太宗最喜欢的儿子，但就史实而言，论起唐太宗所有儿子中谁的待遇最差，李恪称第二，没人能比他更差。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不妨一起来看一看史书是如何记载的。
首先根据史书的记载，李恪最迟贞观7年便去了封地，而与李恪同龄的李泰不仅不“之国”，唐太宗甚至还想过让其“入居武德殿”，最后还是被魏征力谏劝止。李治更是自长孙皇后去世后就一直由唐太宗亲自抚养，甚至在被封为太子后，仍让唐太宗不惜公然违反礼制也要继续留在身边，这便导致了褚遂良刘洎等人分别在贞观18年、20年相继上疏恳请皇帝不要留太子在身边一味溺爱，放其回东宫。
其次贞观7年李恪赴任齐州都督时，唐太宗对李恪说：“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可见让诸王之藩是因为“家国事殊”，更是为了绝诸皇子的“觊觎之心”。但这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实际上更适合身为太子同母弟的李泰而不是庶出的李恪，毕竟作为太子同母弟，李泰对储位的威胁才是最大的。然而唐太宗在“家国事殊”面前却出于私心，不仅不让李泰之藩，甚至还想让他搬进武德殿居住；李治就更不用说了，唐太宗一直将这个儿子亲自带在身边抚养，绝口不提之藩的事，贞观16年甚至干脆直接让他上朝参政了，却偏偏将没什么威胁的李恪打发到封地上去。
再者贞观12年唐太宗给李恪写的这封信，若只注意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这么一句，自然会觉得其间是饱含了父子之情，然而此信的题目却是《诫吴王恪书》。诫者，告诫、警告之意，齐王李祐在封地上屡屡犯错时，唐太宗也曾写信“诰诫之”。所以这封信也不是什么诉说离别后的思念之情的，而是唐太宗写信来警告李恪要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封地，不要再胡作非为了。
而且就在唐太对李恪说“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以避免李恪变得骄奢为由而不肯多给他财物，结果在面对李承乾与李泰时，唐太宗却又是截然相反的态度。唐太宗赏赐李泰时不仅“赐泰物万段”，每个月给李泰的东西甚至“有逾于皇太子”，对李承乾更是干脆直接取消了他出用库物的限制。
3、所谓的大唐三百年来“最悲情的皇子”与“贤王”
毛爷爷曾经说过李恪英物、李治朽物，唐太宗选择了李治作为继承人是懵懂一时这样的话。然而说句大不敬的话，看看毛爷爷自己选定的继承人就知道他是什么眼光了。
事实上通观李恪的生平，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文治武功的政绩。《旧唐书》中对李承乾的治国才能好歹还有一句“太宗居谅暗，庶政皆令听断，颇识大体”的介绍，对李泰至少还能知道他“少善属文”，也的确编修了一部《括地志》，其他庶出的皇子中，也有因为处理地方政务出色而被当地百姓称赞的。
然而关于李恪却只知其有文武才，相当笼统的一句赞美之词，至于具体有什么雄才伟略的事迹可以展现其贤能的，史书中便再无一字了。就连李恪的“善骑射”也不过是身为关陇军事贵族最基本的素养而已，在唐朝这个连后宫才人都能陪帝王骑射的朝代里，李恪的“善骑射”却根本没有丝毫的军功或突出的事迹可以证明。
李恪所谓的文才更是如此，就连李唐皇室成员中最常见的书法特长都毫无记载，而同样因谋反被诛的汉王李元昌却能够以书法、绘画、射猎著称于各部史书。
《册府元龟》：“唐汉王元昌，高帝子，性警悟，有勇力，工骑射，颇涉文史，兼能隶书。”
《唐朝名画录》：“汉王元昌善画马，笔踪妙绝，后无人见。画鹰鹘、雉兔见在人间，佳手降叹矣。”
《法书要录》：“汉王童年，自得书意。夙承羲、献，守法不二。”
《历代名画记》：“天人之姿，博综伎艺，颇得风韵。自然超举，碣馆深崇，遗迹罕见。在上品二阎之上。”
一位专研经典名著，擅长音乐，绘画精妙，射猎如神的多才多艺的俊美皇子便栩栩如生地在后人心目挺拔起来，相比之下，李恪的才华无论是在史书还是墓志铭上，都没有分毫体现。
至于《旧唐书》中所说的“既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要知道李恪作为唐高宗最为年长的皇兄，又是亲王之封，有声望并不足以为奇，没有名声才是要值得奇怪的。毕竟唐中宗时，身为相王的唐睿宗就是“望实素高”；唐文宗的弟弟漳王李凑也是“贤而有人望”；唐太祖的曾孙李孝逸同样是“素有名望，自是时誉益重”；唐高祖之子韩王李元嘉在则天朝受到安抚重用，不仅是因为“地尊望重”，更是为了“顺物情”。
而李恪被冤杀后史书中又言“以绝众望，海内冤之”，看似评价很高，然而唐太宗在任命魏征做太子太师的时候，也曾说过“用绝天下之望”这样的话。不仅如此，武三思在杀桓彦范等人时，是为了“绝其归望”；王世充杀害杨侗时，也是为了“绝众望”；武则天杀李元嘉更是为了“绝宗室之望”；源休劝朱泚剪除唐宗室的时候，同样是为了“绝人望”。而格辅元刘晏被杀都是“海内冤之”，卢崇道父子被杖毙也是“四海冤之”，崔宁被缢杀后“中外称其冤”，安思顺兄弟被诛更是“天下冤之”，李林甫被构陷同样是“天下以为冤”。可见，所谓的“以绝众望，海内冤之”不过是史官的惯用语言罢了，究竟能有几分分量，可以自行掂量一番。
何况当时的唐人并不觉得李恪是冤枉，睦州刺史夏侯绚的墓志在提及永徽四年的谋反案时就明确写道“荆吴构逆”，认为荆王李元景与吴王李恪都是大逆不道的谋反，这样的态度与史官所说的“海内冤之”完全截然相反。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夏侯绚的身份，夏侯绚曾是蜀王李愔的长史，而李愔不是别人，正是李恪的同母弟弟，李恪谋反被杀后，李愔也因此被废为庶人。所以按照夏侯绚这样的身份，在提及顶头上司的胞兄被诬陷谋反时理应是为之喊冤，而不是直言他就是“构逆”。连原本最该为李恪喊冤的人都认为李恪就是谋反，当时能有多少人认为李恪是冤枉的可想而知。
4、曾经距离太子之位只有一步之遥？
唐太宗曾欲立吴王李恪为太子这件事，历来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那么事情的真相又是如何呢？
贞观17年，唐太宗立了李治后过了大半年的时间，又觉得这个小儿子只有十五岁，一直养在自己的身边没有经过什么历练，作为帝国未来的继承人还不够强大有力，担忧他无法很好地驾驭朝政，毕竟“国赖长君”。于是唐太宗便想到了换储一事，而当时的李恪可以说是唯一适合的人选，因为看看除了李恪之外的其他几位皇子：
第二子李宽，早夭
第四子李泰，夺嫡被贬
第五子李佑，贞观十七年谋反被诛
第六子李愔，被唐太宗痛骂为禽兽不如
第七子李恽，好敛财，被有司弹劾
第八子李贞，仅比李治大一岁
第十子李慎，年纪比李治还要小
下面更加年幼的李嚣、李简、李福等人不是早夭，就是年纪太小。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比李治大了近9岁的李恪，唐太宗还有别的选择吗？
唐太宗欲立李恪归根究底就是因为除了李恪外，别的年长一些的皇子不是因为夺嫡被贬、被杀，就是实在是扶不起的阿斗，李恪尽管也曾因为踩庄稼和赌博这些小事被连续贬官和削户过两次，但除了李恪外，唐太宗已经别无选择。
不过很显然，唐太宗欲立李恪这个想法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是一时冲动下的心血来潮之念。因为如果唐太宗真的考虑清楚了要改立李恪，或者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换储了，那么长孙无忌是绝对没有“密争之”的机会的，更不可能只凭他一家之言便一锤定音。毕竟这天下是姓李的，不是姓长孙的。贞观17年时的长孙无忌虽然位极正一品的司徒，但就唐朝的政府系统而言，司徒位高却只是个虚职。在根本没有实权的情况下，长孙无忌又如何把持得了朝政？此时的魏征固然已死，但房玄龄李靖这些大臣仍然健在，唐太宗也正值壮年手握兵权，怎么可能任由一个既无实权又无兵权的长孙无忌操纵朝政？
何况废立太子是国家大事不是儿戏，唐太宗若是下定了决心要换太子，肯定会把这件事拿到朝上廷议，再不济也要找几个心腹大臣一起来商量商量，就像当初要立李治一样，“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绩等计议”，而不会只跟最不可能赞同的长孙无忌一个人商量，甚至被长孙无忌反驳后就此立刻作罢。
而从正史中对改立李恪这件事一笔带过的记叙来看，很明显唐太宗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突然间有了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对长孙无忌露了个口风，长孙无忌反对，唐太宗想明白了自然也就彻底打消这个念头了。更不要说什么长孙无忌反对立李恪是因为他不是自己的外甥，事实上真正介意李恪不是嫡子的并不是长孙无忌，而是唐太宗本人。毕竟一旦改立庶子出身的李恪，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嫡子的未来就很难有所保证了，这一点唐太宗显然比长孙无忌更为担心，因为当初唐太宗立李治的目的就是为了可以保全这三个心爱的儿子：
“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承乾可无恙也。”（《旧唐书·太宗诸子列传》）
唐太宗改立太子时，一直都是在嫡出的李泰与李治之间摇摆不定，决定立李治也是因为李治性情仁厚，就是做了皇帝也不会对自己的两个亲兄弟不利。而在这期间，唐太宗自始至终都没有想到过还有庶出但年长的李恪可以考虑，李恪在唐太宗的心中地位究竟如何可见一斑了。因为李恪若是在唐太宗的心中还算是有些分量的话，唐太宗在改立太子的时候绝对会首先想到他，而不是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后又过了大半年的时间，直到贞观十七年年底诸位皇子回京过年时，才发现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庶长子可以考虑，而且还只是昙花一现的想法。
至于说什么李恪远离京城和朝中大臣没有交情，自然不会有人愿意保举他做太子。事实上朝中大臣的意愿怎样并不重要，关键仍在于唐太宗自己的态度如何。看看李治就能知道，李治这个太子可谓是唐太宗一手扶持上去的。为了册立李治，唐太宗甚至不惜拔剑欲在大臣面前自尽；在正式立了李治为太子后，唐太宗又倾力打造了一个强大可靠的东宫班底以辅佐太子。
“己丑，加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太子太师，司空、梁国公房玄龄太子太傅；特进、宋国公萧瑀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英国公李绩为太子詹事，仍同中书门下三品。”（《旧唐书·太宗本纪》）
“又以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右卫率，前詹事于志宁、中书侍郎马周为左庶子，吏部侍郎苏勖、中书舍人高季辅为右庶子，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少詹事，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宾客。”（《资治通鉴》）
同时，唐太宗知道李治一直久居深宫缺少历练，便开始加强对他处理政务能力的培养，时常把他带在自己的身边言传身教。
“太宗每视朝，常令在侧，观决庶政，或令参议，太宗数称善。”（《旧唐书·高宗本纪》）
“贞观十八年，太宗谓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朕则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诲谕。’”（《贞观政要》）
所以唐太宗若真的有意改立李恪为太子的话，完全可以把改立李治时的举动照搬过来，而不只是口头上提那么一提，被否决后既不见有过失落后悔的时候，更不曾见对李恪这个改立未果的儿子有什么内疚之情，甚至欲立李恪未果后没过两天，唐太宗就因为李治长子李忠的出生而举行了盛大的筵席，不仅在宴会上高兴地“酒酣起舞”“尽日而罢”，还一反皇孙只能封郡王的制度，破例将李忠册封为了亲王——完全将李恪的事情抛之脑后。反观刘邦欲立赵王如意失败后，为戚姬母子的未来安全得不到保障愁得长吁短叹，甚至“心不乐，悲歌”，不仅特意让周昌去做如意的相国，而且一听说樊哙要在自己百年之后诛杀戚姬母子，当即下令要陈平等人去杀了樊哙。
而同样提名未果的李恪不仅没有得到唐太宗的任何保护措施，反而被唐太宗严厉地告诫了一通：“你若是不遵纪守法，西汉的燕王刘旦就是你的下场，就算你是我儿子我也救不了你！”虽然有人认为这是唐太宗在“保护”李恪，要他小心谨慎一些，但李恪作为亲王，他的性命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皇帝手里，光是告诫李恪自己谨言慎行是没有用的，只有让未来的皇帝李治知道要善待李恪才能达到保护李恪的目的。也正因为明白这样的道理，所以刘邦临终前特地留了封手诏给太子刘盈，要他日后一定要照顾好赵王如意；唐太宗在立李治为太子时也反复强调过立李治的原因是为了能同时保住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儿子。而唐太宗既然能想到要为李承乾、李泰、李治的日后安危做打算，又为什么没为李恪日后的安危做出同样的安排呢？想来李恪若是能在唐太宗的心中占据一席之地的话，又如何会遭此待遇？
至于李恪不能当上皇帝是因为具有前朝血统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李恪的两朝血统并不是什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事，早在南北朝时就有许多两朝一脉的皇位继承人，比如后赵石虎的太子石世，生母就是前赵的安定公主；比如北周闵帝宇文觉的生母就是北魏冯翊公主。就连隋炀帝杨广的太子杨昭也是两朝一脉——杨昭的生母萧皇后，即西梁孝明帝萧岿的女儿。
再说如果前朝血统真的是问题，是忌讳，那唐太宗为何在明知李恪具有隋朝血统的情况下，还想立其为太子？长孙无忌又为什么不用这么好的理由来反对唐太宗立李恪呢？所以李恪与储位无缘，和他的生母杨妃是隋炀帝的女儿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因为李恪与杨妃均不得宠于唐太宗的缘故。
5、从封地与官职看其在唐太宗心中的地位
根据《旧唐书》《唐会要》《贞观政要》《册府元龟》以及李恪墓志铭等资料来看，李恪在贞观一朝的封号及封地变更如下：
由汉王改为蜀王又徙封为吴王，官职则是由最初的益州都督、秦州都督、齐州都督、潭州都督、安州都督，到最后的安州刺史。
值得一提的是，贞观2年李恪与李泰同时受封，却明显受到了不同的待遇。李恪受封益州都督，封地只有8州，李泰却不仅是扬州大都督兼越州都督，封地更是多达22州！
且先不说单就数量而言，李泰的封地几乎是李恪的两倍。而李恪的封地益州，也就是今天四川一带，在唐朝时可绝对不是什么香饽饽，“扬一益二”的说法还得等到安史之乱以后。蜀地自古地势天险，古时候交通又不发达，想想当初唐高祖李渊私下许诺唐太宗要改立他为太子时就曾说过，要将李建成改封在蜀地，原因就是“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可见蜀地在唐初时候人们的心中是怎样一种存在了。而扬州的富庶则不必多言，更何况封地里还包括了苏杭一带。
更不用说李恪受封的不过是益州都督，而不是和李泰一样都是大都督。根据《唐会要》的记载，益州的大都督府于“贞观二年二月二十日，去‘大’字”，直到唐高宗龙朔2年才由都督府升级为大都督府——就在李恪受封前三个月，唐太宗就将益州由大都督府降级为了都督府。所以贞观2年5月李恪与李泰虽然同时受封，但是李恪只被封为了益州都督——不仅都督府的规模远不及李泰的大都督府，封地更是比李泰少了将近三分之二。
李恪最后一次的官职变更是在贞观十二年，之后终太宗一朝李恪都只是个正四品上的刺史职衔，而且这个正四品上已经是往最大里去说了。因为按国制，只有户数满二万户以上的才能被称为中州，不满二万户的只能算作下州。而根据《旧唐书·地理志》上的记载，唐玄宗天宝年间安州户口最多的时候也不过才二万二千二百二十一户，更不要说唐高祖武德年间安州只有六千三百三十八户人家了，所以唐太宗的时候安州仍只是个下州，正四品上的官职还要再往下降一等。
不过重点并不在于官衔的大小，毕竟身为皇子，官衔再低也不会被人看低了去，但李恪的刺史一职的确是唐太宗的众皇子中比较另类的一个，因为别的皇子都是都督，唯独李恪与其胞弟李愔同为刺史。
也许有人会问都督与刺史有何区别，区别就在于封地同样是在安州，身为都督的时候李恪可以督安、隋、温、沔、复五州军事，而身为刺史时的李恪就只能管辖安州这一个地方了。所以乍一看李恪的封地并没变仍旧是安州，然而从都督到刺史，地位却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那么李恪的官职为何会从都督降为了刺史？原因就要从贞观七年说起了。
贞观七年的时候李恪被授予了齐州都督的职位，从时间上来看，是唐太宗诸皇子中最早之藩的一个，而与李恪同龄的李泰则依旧留在了唐太宗的身边，唐太宗甚至下旨让其搬进武德殿居住。
等到贞观十年的时候，李恪又改封为吴王，徙授潭州都督一职。原因就是其墓志铭上所说的：“春秋鼎盛，血气渐刚。傅相怀赐罢之忧，官司申切责之言。”想来是因为年岁渐长，荷尔蒙分泌，惹了祸了。不过李州都督后还没有就任，就又改封为安州都督了。结果李恪又在安州犯了事，恪被授予潭墓志铭上称其“天爵弥厚，逸情转纵。逞骛豊凌践稼穑”，《资治通鉴》上也说：“贞观十一年十月，安州都督吴王恪数出畋猎，颇损居人；侍御史柳范奏弹之。丁丑，恪坐免官，削户三百。”于是李恪不仅被罢免了都督一职，还被削户300（当时亲王实封只有800户）。后来李恪又因为“与乳媪子博簺”，与乳母的儿子赌博，再次被罢官、削户300。
贞观十二年的时候，李恪又重新回到了安州，唐太宗还特地写信好好告诫了他一番，只可惜这时的安州已经降了级。《旧唐书·地理志》：“安州中都督府……十二年，罢都督府。天宝元年，改为安陆郡，依旧为都督府。”因为战略需要的调整，安州原先就安置得很勉强的都督府便被撤掉了，于是李恪的都督一职便降级为了刺史。
这样的打击对于李恪来说不可谓不沉重，因为这样的待遇在当时的众皇子中堪称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别的皇子就算是犯了比李恪更加严重的错误，也不曾受到过如此严厉的处罚——齐王李祐“溺情群小，尤好弋猎”，唐太宗也只是将他的长史撤职并“数以书责让”；蒋王李恽在封地甚至“为有司所劾”，唐太宗却“特宥之”；就连李恪的同胞弟弟蜀王李愔在封地胡作非为成那样，被唐太宗痛骂为“不如禽兽铁石”，也是在贞观十三年才被降为刺史的，唯独李恪只不过因为在封地上踩了庄稼，就被罢去了都督一职，后来又因为和乳母的儿子赌博，再次被罢去都督一职。
而且最令人不解的是，安州的都督府是没了，但别的地方总还有都督府吧。可为何李恪所在的安州降级后，唐太宗想到的不是将其改封到别的都督府去，而是就地将其任命为安州刺史？
等到贞观十七年时，唐太宗在立定李治为太子后又一度想过要改立李恪为太子。然而唐太宗的这想法就如昙花一样一现即逝，之后就像完全不曾有过这档子事一般，带着李治该做什么做什么，再没提及过李恪一次。而李恪的官职也就此定格在了安州刺史上，终贞观一朝再没有改封过，更不曾被重新擢为一州都督，即便是唐太宗去世后，李恪也只是被唐高宗任命为了梁州刺史。
有的人甚至由此认为是唐太宗畏惧长孙无忌在朝中的势力，而不得不疏远李恪故意做给人看的。真不知道能够说出这样的话的人，究竟是从不看史书，只看NC电视剧与YY小说的纯史盲呢，还是明知史实如何却仍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有心人”。
因为自贞观二年卸掉尚书右仆射的官职后，长孙无忌就只挂了个从一品的文散官头衔，即便是后来授予的司空、司徒，也都只是虚职，既不能参知政事也无实权。而贞观十九年的时候唐太宗亲自征辽，遂令长孙无忌摄了个侍中，结果也是唐太宗一班师回朝长孙无忌就立刻辞了职。至于褚遂良，更是一直到贞观十八年才开始正式参综朝政，贞观二十二年的时候才做到了中书令。何况最关键的问题是，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即便是在高宗朝最如日中天的时候都不曾掌握过兵权，唐高宗想罢免他们只凭一纸诏书便办到了，而魄力更甚的唐太宗居然还需要看朝中大臣的脸色行事？
所以单就安州刺史一事来看，李恪在唐太宗心中的分量着实是有限。不仅被提名当太子是作为备胎，提名失败后，更没有因此得到父亲一星半点的愧疚之情或补偿之意。反观刘邦欲立赵王如意失败后，为戚姬母子的未来安全得不到保障愁得长吁短叹，甚至“心不乐，悲歌”，不仅特意让周昌相赵，而且一听说樊哙要在自己百年之后诛杀戚姬母子，当即下令要陈平等人去杀了樊哙，甚至还特地留了封手诏给太子刘盈，要他一定要照顾好赵王。想来李恪若是能在唐太宗心占据一席之地的话，又如何会遭此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