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泽奇《社会学是什么》：社会学的想像力

一种联系和转化的思考能力

在社会变迁不断加速的现时代，人们很容易被纷至沓来、几近爆炸的各种信息所淹没。处此情境之下，人们需要借助一种特别的心智品质，才可能获得对周遭世界及其自身的清明认识。著名社会学家米尔斯(C Wright Mills)将这种心智品质称做“社会学想象力”。 “社会学想象力使得我们能够理解历史和个人生平，以及二者在社会中的关系”，“它是那种能够从最与人无涉的、最遥远的外部变化，转化到人的最隐秘的自我特征的能力”。简言之，社会学想象力是一种联系和转化的思考能力。米尔斯认为，社会学的全部使命，就是发展社会学想象力。

半个世纪的时光流逝，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已经成为社会学的经典。在强调经验研究、以实证科学为自我定位的一门学科中，有关想象力的言论被接受并被称颂，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观。今天，在北京大学《社会学导论》的课堂上，面对刚刚迈入社会学门槛的莘莘学子，我总会在第一讲就介绍这一伟大的观念。我要传达的信息再清楚不过：除了他们即将从教科书中接触到的各种具体理论、方法和研究技术之外，学习社会学还有着更重要的要求和目标，那就是社会学想象力的培养。乍看上去，尤其是与系统扎实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的训练相比，社会学想象力的培养多少有些“玄虚”：前者似乎是有一份耕耘就有一份收获，稳定的投入总能换回预期的回报；后者则难觅捷径，纵然使出十分气力，却往往无功而返。但是，即便一项经由系统扎实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指导的经验研究，如果不能体现出一定程度的社会学想象力，则既无跻身人类知识殿堂的学术资格，也无启发人类实践的人道意义，不过是在众多的出版垃圾中增添一份新的垃圾而已。一旦明白（认同）这一点，在社会学训练中，还有什么比追求社会学想象力更为紧迫和重要的事情呢？

有人会说，社会学想象力是一种类似天分的东西，韦伯有，费孝通有，没有这个天分的普通人就只能认命做技术活。还有人会说，社会学想象力是一种类似艺术灵感的东西，可遇而不可求。这两种看法都似是而非，虽然缺乏系统成熟的训练程序，但社会学想象力的培养并不真的玄虚。理论学习就是提高社会学想象力的一条重要途径，除此之外，历史视角是另外一条重要途径。本文即着重讨论历史视角与社会学想象力之间的内在关系。

请首先允许我借用伯格（Peter Berger）的论述，来进一步丰富社会学想象力的内涵。伯格说：“社会学给我们的首要启示是，万事都不像表面上那样。”他又说：“社会学让人着迷之处，在于它让我们能够以一种新的眼光看待我们生活的世界。”举例而言，“爱情是婚姻的基础”是现代西方人的公***信仰，但是，只要深入研究就会发现，丘比特神箭似乎不是为男女之间狂烈的、不可阻挡的情感所驱动，而是更多为阶级、教育、种族、宗教背景等路线所引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伯格将“揭露”视为社会学的主旨：社会学对人们视做当然的一切说法都表示存疑，以某种审视的眼光去揭穿人们用来相互掩饰自己行为的各种借口。在此，伯格凸显的是社会学的批判性（在英语语汇中，critical, critique是远较中文词“批判”温和、中性的词汇）。这种批判性，在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概念中，虽未获清晰申明，但亦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如前所述，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是理解个人生平和历史之间关系的能力，是将个人在其周遭遇到的问题与社会结构中的公***议题之间建立联系的能力；当人们这样做的时候，必然会质疑过去视作当然的现象和说法，必然会从个人和社会结构两个方面产生批判性思考。社会学想象力和批判性，可以说是同一块硬币的两面。

没有“时间”和“地点”的社会学研究

不过，就在米尔斯和伯格写作的年代，那曾经在社会学先辈大师（马克思、涂尔干、韦伯、曼海姆）作品中大放异彩的社会学想象力已日渐式微，社会学的迷人魅力正日渐消退。在我看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学与历史学的渐行渐远。社会学是所谓“双元革命”的产物，创立之初的社会学，正是以解释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历史（起源、它们引起的震荡以及后果）而获取在学科阵营中的合法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学“出身”于历史学。早期的社会学家大多能够充分地在他们的研究中运用历史资料，譬如托克威尔的“民主的模式”，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及资本主义理论，涂尔干的“分工论”，韦伯的“科层制”及“权威”理论，无一不是建立在对历史资料分析的基础上，就此而言，都可以称做“历史研究”。但是，他们又都无一不致力于从人类历史中找出一种“超越历史”的时间模式，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所做的工作又具有一种摆脱历史学、与历史学划清疆界的内在倾向。这种对历史学的贬低态度，连同他们对客观化及规律的追求，产生了一种更加类似“后设史学”(meta history)或者“历史哲学”的东西。

社会学与历史学的真正分裂是在20世纪20年代，主要是马林诺斯基功能论的影响：对习惯和制度的解释，由过去的根据社会演化和社会扩散，一变而为根据其社会功能所取代。这种非历史的倾向，在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它试图找出一个社会体系中的基本结构，就像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找出所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基本参数一样。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也就是米尔斯和伯格写作的年代，结构功能主义如日中天，当时的主流社会学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致力于以因果率或自然规律来描述和解释世界，强调结构在形塑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历史取向和历史敏感性在主流社会学中逐渐沦丧，出现了所谓的“没有时间”和“没有地点”的社会学研究（Charles Tilly的批评）。

当时，美国在各个方面的发展似乎都让人们接受历史已经“终结”这个论断：政治知识分子宣布“意识形态的终结”并且欢庆一个以技术手段为政治中心的全新历史时代；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关心前所未有的“富足”和“***识”的议题；结构功能理论和多元政治理论结合起来，将历史看做一个有效率的、追求均衡的和具有自身政治目的的过程；发展理论(尤其是现代化理论)和趋同理论提出了以当代美国为模块的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些观点和看法创造了反历史的效果：如果现在是作为一个既有效率、又具有自身目的的历史过程的结果而出现的，如果多元主义理论推崇的利益群体政治代表了一个“成熟”的政治社会，如果世界上的其它国家正在现代化成一个美国的翻版；那么，过去(历史)和现在还有什么关系呢？尽管标榜价值中立，标榜客观性，主流社会学实际上正沦为现实的卫道士。

“过去”何以能走到“现在”？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米尔斯对“反历史”的“宏观理论”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呼吁“每一门社会科学——或者更恰当地说，每一门经过慎重考虑的社会研究――都需要一个历史的观念领域和充分地利用历史资料”。

丧失历史视角导致社会学想象力的沦丧，已如上述；那么，恢复历史视角又如何可能正面提升社会学想象力呢？对于社会学而言，采纳历史视角并不是如传统兰克史学一样仅仅是弄清楚过去“究竟是什么”，而是要回答“过去何以能走到现在”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毫无疑问，连接“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是只此一次发生的过程、事件和各种历史现象。但是，是哪些因素造成了这“只此一次的历史”？当社会学家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不厌其烦地去揭示这“只此一次的历史”的各种限制条件的时侯，他们实际上从理论上恢复了在历史过程的各个时点上存在过，但却最终丧失了的各种可能性。由此，他们将行动者和历史再一次带回到人们的视野中，并揭示出人类行动的潜在选择，而那将种种历史可能性排挤出局的现实，其合理性则不可避免地面临质疑。在坚持历史视角的社会学家那里，通向现实的那一条线索（譬如工业化、科层化等历史过程）虽然真实而清晰，但是未必比其他线索（或者隐而不显，或者断断续续）更加优越：现实虽然不是历史过程随意造就的产物，但现实也不决定地非得是现在这个样子。

先让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的一种“现实”。今天，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人民都生活在城市中，有一份与自己一日三餐没有直接关系的工作，将一天的时间分为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将工作场所与其他场所截然分开，空间的移动靠的是非人力的交通工具，住在可以远离节令和四季循环的房子里……总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大多数事情，在性质上都具有极强的功效。这一切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每个人朝夕面对的生活处境，人们习以为常，并且沿着这一方向(功效性增强)继续向前推进。与这一模式相异的状态，譬如偏远的农村，则被人们视做前现代时期的残余物，迟早要归于文明的大潮中。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当然知道过去不是这种样子，但当他们毫无戒心地接受现实的时候，他们实际上虚置了过去，因而也不可能(或者是不愿意)真正了解过去。勒费弗尔（H. Lefebvre）指出，对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来说，“诸如手势、文字、器物、容具、衣着等等”都承载著“风格”的印记，文学、艺术、客体乃至一切存在都充溢著“生活诗意”(poetry of life)。生活在“功效性”时代的人也许会指责这是对过去时代的浪漫化描述，但是，其他很多材料均表明，过去时代的人对“诗意化生活”的接受，如同现时代人们对“(以功效性为目标的)公式形态生活”的接受一样，是一种习以为常的方式，并不像现时代一提起“诗意”就联想到的做作——在现时代，人们寻找“诗意”需要超出日常生活处境之外，譬如大漠荒丘、清风明月、烛光假面，以这样的经验理解前人当然很困难。

是什么力量将充溢着“生活诗意”的过去引导到“公式形态”的今天呢？最易观察到的是工业化，而在更深层次上，则是工具理性的发展和扩张。一部西方社会从中古过渡到近代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工具理性产生并扩张、价值理性式微的历史。工具理性将自身呈现为近代理性主义的最高级的形态，任何不适于工具理性模式的概念以及任何不具备直接功效性的制度，都时刻面临着被当作前现代时期的残余物来对待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不计其数的概念、价值、信仰、规范和制度都被纳入“残余物”这一不受欢迎的范畴之内，从而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这多种力量，汇聚成一个看似无可阻挡的历史过程，造就了我们深受其惠同时又备受折磨的现实。韦伯以异常冷峻的眼光分析这一历史过程，指出人类正无可挽回地逼近那个他称为“铁笼”的残酷无情的归宿：“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主张价值中立的韦伯，在他所做的这样一个极度悲观的预测中，却毫不掩饰他对现实的厌恶。

距离韦伯发出那悲凉的预测已经一百年，一方面，我们可能比韦伯时代更加强烈地体会到那将我们推入“铁笼”并强行禁锢的巨大力量；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更多透漏光亮和新鲜空气的缝隙。还是谈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吧。2005年，从有关“汉服社”、“桃花诗社”等众多报道中可以看出，在部分都市人群中（尽管还是很少数），人们已经不仅是作为一种业余爱好和兴趣追求来结成这类社团，而且是出于对一种生活方式的认同，开展有意识的实践。宽袍长袖，一唱三叹，尽管在外人看来多少有些矫情的成分，但在很多实践者那里，“慢的功夫”、“生活诗意”已然成为自己内在需求的日常生活表达形式。仅由这小小的缝隙就断言“铁笼”的崩塌自然太过天真，但是假以时日，谁又能否认它们成长为人类冲决“铁笼”的逃生口的可能性呢？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意识到，造就现实的历史过程将很大一部分人类经验排挤出局，如果社会学家只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既成的现实”上，这无异于公开地为现实辩护。这样一来，社会学就只能让自己立足于一个非常褊狭的基础上。这一褊狭的基础虽无妨社会学去追求自身的精致和完满，但却会使得这门学科离米尔斯指出的“让人们认清历史结构和自身的位置”的智识前景越来越远。唯有保持历史视角的社会学研究，因其对现实的批判性，才有能力为社会大众提供有益的知识，并最终将社会大众武装成一个个具有社会学想象力的行动者，以增进人类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