匹夫而为百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呜呼,立言的价值之重且大矣,可不慎哉
一个普通人却成为千百代的榜样,一句话却成为天下人效法的准则。
（一）
一般说来，人们将龚自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诗名理解为诗人的自谦，但仔细想想，龚自珍其实一点都不谦虚。每逢衰世，陋习沉淀日久，积重难返，要“开风气”谈何容易呵？而龚自认为开了一代新风气，即是开先河的一代宗师，这如何能算谦虚呢？
说这到里，我又想起了李时岳先生的故事。时岳先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一代宗师，对洋务运动的研究实是开风气之先，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洋务运动及李鸿章等人之所以有现在这么高的评价，与时岳先生的潜心研究和风发议论是分不开的。十几年前，时岳先生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他的研究是“但开风气不为师”，他只是当了个“排头兵”，在前面冲锋陷阵而已。据我了解，时岳先生并不是个谦谦君子，他有时是锋芒毕露的。但他所谓的“开风气”和“排头兵”确是他的自谦之语。不过，在我看来，“开风气”和“排头兵”已是十分高的评价了，与“自谦”一词实在挨不上边。
自古文人相轻——“文章是自个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骨子里真正自谦的文人学者实在是凤毛鳞角。不过，有比龚自珍更不谦虚的人，那就是梁启超。
任公有《自励》诗云：
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
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
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
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如果说“著论求为百世师”还只是表达了诗人某种愿望的话，那么“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则有目空一切的味道了。他还有更狂的自我评价，我在后文中会说到。
不过，凭着任公在学界、政界的辉煌履历和成就，他要骄傲一下子，谁也奈何不了他。任公之著述洋洋洒洒过千万言，任意拣一篇出来即是可为“百世师”的煌煌大著。我们今天且说说他那册垂范“百世”的《清代学术概论》。
（二）
早在1902年，年仅29岁的梁启超便已写成《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表明他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历史有了一个比较系统的看法，受到时贤好评。此文与十八年后写就的《清代学术概论》一脉相承：“余今日之根本观念，与十八年前无大异同，惟局部的观察，今视昔似较为精密。”（《自序》）
1920年，蒋方震著成《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求序于任公；而任公花了十五天的时间写成的序言，其篇幅与蒋氏的原书不相上下，只好“宣告独立”，出版时改名为《清代学术概论》，反过来又邀序于蒋氏。序言与原书篇幅不相上下，在中国学术史上恐怕是没有先例的。
清代学术前期以“考证学“为主，后期以“今文学”为主（“任公所称的“考证学”，又称“汉学”、“朴学”，现在一般称为“考据学”，其名不同，其实一也），《清代学术概论》即以此两“学”为主线来介绍、评论清代学术。
该书***分为三十三节，但只有序号，没有题目。我在阅读过程中根据内容给每节拟了个题目，简述如下：
一、 学术思潮及其分期
任公认为，自秦以降，确能成为学术思潮的只有四个：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明
之理学、清之考证学。
佛说一切流转相***分四期，即生、住、异、灭，任公认为，每个学术思潮亦可分四期，与佛相一一对应为：
启蒙期——生；全盛期——住；蜕分期——异；衰落期——灭。
二、 清代学术思潮四期及其代表人物
启蒙期：顾炎武、胡渭、阎若璩；
全盛期：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
蜕分期：康有为、梁启超；
衰落期：任公认为，清代学术思潮之蜕分期，同是也是衰落期。此期犹有一二大师：
俞樾、孙诒让，以及俞氏弟子章炳麟、绩溪诸胡之后的胡适（我曾在某本书上看到过：胡适不是绩溪诸胡之后，是任公错了还是别人错了？存疑）。
三、 宋明理学之根本缺憾
四、 顾炎武
五、 阎若璩、胡渭、毛奇龄
六、 黄宗羲、万斯同、王夫之
七、 颜元
八、 梅文鼎、顾祖禹、刘献廷、傅山
九、 启蒙期总结
十、 惠栋
十一、戴震
十二、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
十三、全盛期总结
十四、考证学成果（一）：经学、小学、音韵学、曲章制度、史学、地志。
十五、考证学成果（二）：地理学、天文算学。
十六、考证学成果（三）：金石学、龟甲文学、校勘学、辑佚。
十七、考证学的治学方式
十八、考证学兴盛的原因
十九、考证学的对立面：桐城派、阳湖派、章学诚
二十、清代学术蜕分的原因
二十一、经学今古文之争
二十二、龚自珍、魏源
二十三、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
二十四、康有为的《大同书》
二十五、梁启超简介
二十六、梁启超评价
二十七、思想界“慧星”谭嗣同
二十八、对今文学的反动：章炳麟
二十九、光宣间“新学家”
三十、晚清佛学
三十一、清代文学、艺术
三十二、清代自然科学
三十三、感悟与期望
那时候的学者编撰的书存在体例问题，我们现在已不习惯这种体例。我试着将上面的三十三节内容重新编排一下，可能更方便阅读：
一、清代学术思潮概述（对应一至二）
二、考证学（对应三至十九）
1、考证学之启蒙期（对应三至九）
2、考证学之全盛期（对应十至十三）
3、考证学的学术成果（对应十四至十六）
4、考证学总结（对应十七至十九）
三、今文学（对应二十至二十八）
四、清代其他学术概述（对应二十九至三十二）
五、感悟与展望（对应三十三）
（三）
《清代学术概论》以时代推移为经，以学派、人物为纬，概述和评论了有清一代（上自顾炎武，下迄章炳麟）的学术成果和学术思想，提纲携领，凝炼简洁。该书以“考证学”和“今文学”为中心内容，旁及科技、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所涉及的人物和著作成百上千，而任公仅以十五天的时间一挥而就。如果平时积累不够，或有足够积累，而消化不良，都是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任务的。任公之才情于此可见一斑。
既为“概论”，当是以“论”为主。任公的性格以坦率、耿介著称。他在书中对各派学者的成就都作了简要、直率的评价，下笔不留情面。例如，他评价有清一代文学、艺术都不行时，便如此点评：吴伟业“靡曼”，王士祯“脆弱”，龚自珍“粗犷浅薄”，“袁（枚）、蒋（士铨）、赵（翼）三大家者，臭腐殆不可向迩。”（三十一）当然，任公的评价也许失之片面，当我们记起“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吴）、“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龚）、“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赵）等人的诗句时，对任公的评价便不免生出“轻率”的想法。然而，就个人魅力来说，任公的这种性格是特别可爱的，我宁可听偏激甚至错误的评论，也不愿看到好好先生似的隔靴搔痒。
对于考证学，任公不惜笔墨评介了戴震这个考证学的集大成者：“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苟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之言不信也。”（十一）我们由此想到了胡适和陈寅恪的为学之道。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无证不信”、“于不疑处存疑”，陈寅恪在普通的史料中“发前人未发之覆”等，与清代考证学应该是一脉相承的。所以任公说：戴震的“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所以赖以成立。”（十一）
在今文学方面，任公重点评介了康有为和他自己。
他极推崇康有为，认为康是清代“今文学运动”的中心人物和集大成者，对其名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评价甚高，认为是“思想界的一大飓风”。同时他也指出乃师的不足之处：“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二十三）
任公在《自序》中说到：“‘今文学’之运动，鄙实为其一员，不容不叙及。本篇纯以超然客观之精神论列之，即以现在执笔之另一梁启超，批评三十年来史料上之梁启超也。其批评正当与否，吾不敢知。”
且看任公是如何评价自己的。
他深信自己文章的魅力：“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二十五）对自己在思想界的深远影响也毫不讳言：“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虽然，国人所责望于启超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历史上所积之资格，实应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若此人而长此以自终，则在中国文化史上，不能不谓为一大损失也。”（二十六）任公骄狂可爱之性情于此展露无遗。
同时，任公对自己的不足也十分清楚：“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他有句名言，即“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有人则讥之为“流质多变”。任公分析自己经常前后矛盾的原因时说：“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藩，便加论列，故其所著述，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可见，他对自己的草率是颇有自识之明的。他自责说：“晚清思想界之浅薄，启超与有罪焉，”（二十六）颇有“铁肩担道义”的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