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的为政举措
政治上，实行考成法。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中心是解决官僚争权夺势、玩忽职守的腐败 之风。他认为当时朝野泄沓成风，政以贿成，民不聊生，主要原因是“吏治不清”。他以“课吏职”即加强官吏考核为手段，“斥诸不职”，“省冗官”，淘汰并惩治了一批官员。在执行上，他“信赏罚”，“持法严”，使赏罚有准，不姑息。在他执政期间，“百官惕息”，“一切不敢饰非”，朝廷号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行政效力大大提高。如：黔国公沐朝弼屡次犯法，应当逮捕，但朝廷舆论认为此事很难办，张居正就改立沐朝弼的儿子袭爵，派飞马前去捆绑沐朝弼，沐朝弼没有反抗，被解到京师，张居正免他一死，将他幽禁在南京。再如，张居正因御史在外常常欺凌巡抚，决定压一压他们的气焰。只有他们有一件事稍不妥，马上加以责骂，又饬令他们的上司加以考查。又如，当时天下不太平已经很久了，盗贼群起，甚至抢劫官府库房，地方政府常常隐瞒这类事情不上报，张居正下令如有隐匿不报者，即使循良的官吏也必撤职，地方官再不敢掩饰真情，抓到强盗，当即斩首处决，并追捕他们的家属，盗贼因此衰败。
军事上，用戚继光镇蓟门（今河北迁西县西北），李成梁镇辽东（今辽宁辽阳），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敌台”三千多座，加强北方的防备。并在边疆实行互市政策，互市使马匹大增，减少了太仆寺需的种马，就叫老百姓折价交银，使太仆寺积蓄金四百余万。互市又使边疆在政治经济上保持稳定、正常，如封俺答（北方蒙古首领）为顺义王，在大同、宣府、甘肃等地立茶马互市，保持贸易往来，俺答长久没有来犯边关。
经济上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一）清查土地。他认为“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是“国匮民穷”的根源。在1578年（万历六年），下令在全国进行土地的重新丈量，清查漏税的田产，到1580年（万历八年），统计全国查实征粮土地达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时期增加了近三百万顷。朝廷的赋税大大增加，所以说：“自正（正德）嘉（嘉靖）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
（二）改革赋税，实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是：
（1）以州县为基础，将所有赋税包括正税、附加税、贡品以及中央和地方需要的各种经费和全部徭役统一编派，“并为一条”，总为一项收入。过去田赋有夏粮、秋粮之分，征收上又有种种名目，非常繁烦，如今统一征收，使国家容易掌握，百姓明白易知，防止官吏从中贪污。
（2）关于徭役征派，过去有里甲、均徭、杂泛之分。里甲按户计征，不役者纳“门银”（户银）；均徭、杂泛按丁分派，应役方式又有力差（以身应服）、银差（纳银代役）之分。如今取消里甲之役，将应征的全部门银，同丁银合并一起。“丁银”的计算办法，是将力差的“工”（劳动）和“食”（服役期间全部生活费用）折算为银；如“银差”则按纳银数再加收少量“银耗”（碎银化铸银锭时的损耗），然后全部役银以“丁”和“地”或（田粮）两大类因素统一考虑编派征收，即所谓“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自此，户不再是役的一种根据，丁的负担也部分转到“地”或“粮”中。
（3）赋、役之中，除国家必需的米麦丝绢仍交实物和丁银的一部分仍归人丁承担外，其余“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
（4）官府用役，一律“官为佥募”，雇人从役。过去由户丁承担的催税、解送田粮之差、伐薪、修路、搬运、厨役等一概免除。这一改革措施赋役折银征收，既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结果，又必然促进商品经济的繁荣。 《明神宗实录》：“性沉深机警，多智数。及赞政，毅然有独任之志。受顾命于主少国疑之际，遂居首辅，手揽大政，劝上力守（行）祖宗法度，上亦悉心听纳。十年内海寓（内）肃清，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综（核）名实，清邮传，核地亩，询经济之才也。惜其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方其怙宠夺情时，本根已断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何怪乎身死未几，而戮辱随之。”
《明史》：“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而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书》：“曰臣罔以宠利居成功，可弗戒哉！”
《明史纪事本末》：“以居正之为相也，进《四书经解》而圣学修明，进《皇陵碑》、《帝鉴图》而治具克举，请词林入直而清燕无荒，请宫费裁省而国用以裕，任曾省吾、刘显而都蛮悉平，用李成梁、戚继光而边陲坐拓，厥罪虽彰，功亦不泯焉然。予以居正救时似姚崇，偏激则似赵普，专政似霍光，刚鸷则类安石。假令天假之年，长辔获骋，则吏道杂而多端，治术疵而不醇。斯岂贞观之房、杜，而元佑之司马乎？更可异者，自居正以钱谷为考成，而神宗中叶大启矿税。居正以名法为科条，而神宗末造丛脞万几。呜呼！手实之祸，萌自催科，申、商之后，流为清静，则犹居正之贻患也。”
《江陵救时之相论》：“江陵官翰苑日，即已志在公辅，户口阨塞，山川形势，人民强弱，一一条列，一旦 柄国，辅十龄天子，措意边防，绸谬牖户。故能奠安中夏，垂及十年，至江陵殁，盖犹享其馀威，以固吾幸 者，又十年也。” 王世贞：“器满而骄，群小激之，虎负不可下，鱼烂不复顾。”
郭正域：“嘉隆之际，相臣任天下之重，行谊刚方，事业光显者，无如新郑高公。而先后处两才相之间，先为云间，后为江陵。云间善藏其用，笼天下豪杰为之羽翼，故唯唯于履尾之时，而扬扬于攀髯之际，善因时耳。彼方墨墨，此则蹇蹇，宜不合也。江陵负豪杰之才，其整齐操纵，大略用高公之学，而莫利居先。”
马之骏：“隆、万间所称最名相二：曰高新郑公文襄，张江陵公文忠。两公钟异姿，膺殊宠，履鼎贵之位，竖震世之勋，皆大略相埒。第不幸而以相倾之材，处相轧之势。以故袒文襄，则绌文忠；袒文忠，则绌文襄。然有识者恒致叹两贤之厄，何渠不涣枘凿，而埙篪之要，皆豪杰之致也。”
李腾芳：“新郑、江陵两公皆负不世出之才，绝人之识。本以忠诚不二之心，遭时遇主，欲尽破世人悠悠之习，而措天下于至治。其所就虽皆不克终，然其所设施，亦已不可泯矣。”
朱由检：“思陵之季，抚髀思江陵，而后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之相一也。”
瞿式耜：“江陵相业故非常，身后凄凉行路伤。谁料有孙绳祖武，还能为国死封疆？当年朝局何须问？四代君恩不可忘。报答此时惟有命，精灵常在毅宗旁。”
袁中道：“张居正少时，留心禅学，见《华严经》不惜头目脑髓，以为世界众生，乃是大菩萨行。故其立朝，于称几毁誉俱所不计，一切福国利民之事，挺然为之。”
王思任：“昔江陵为翰编时，逢盐吏、关使、屯马使，各按差使还朝，即携一壶一榼，强投夜教，密询利害厄塞，因革损益，贪廉通阻之故。归寓，篝灯细记。留心如此，容易造到江陵。”
唐甄：“张居正之为相也，拜命之日，百官凛凛，各率其职，纪纲就理，朝廷肃然，其效固旦夕立见者也。为政十年，海内安宁，国富兵强。尤长于用人，筹边料敌，如在目前。用曾省吾刘显平都蛮之乱，用凌云翼平罗旁（罗定）之乱，并拓地数百里；用李成梁戚继光委以北边，辽左屡捷，攘地千里；用潘季驯治水而河淮无患。居正之功如是，虽有威权震主之嫌，较之严嵩，判若黑白矣。主虽至愚，未有以乱政为良相，以安社稷为奸相者也。然则任相之道，岂难能哉？显帝之任居正也，畏之如严师，信之如筮龟，无言不从，无规不改，虽太甲成王有所不及。是以居正得以尽忠竭才，为所欲为，无不如意，可谓盛矣。”
爱新觉罗·福临：“彼时主少国疑，使君不朝纲独握，则道旁筑室，谁秉其成？亦未可以揽权罪居正。”
纪昀：“神宗初年，居正独持国柄，后毁誉不一，迄无定评。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
魏源：“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张驰驾驭，因势推移，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今受其赐。”
梁启超：“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
黄仁宇：“世间已无张居正。”
熊十力：“汉以后二千余年人物，真有公诚之心，刚大之气，而其前识识远见，灼然於国覆种奴之祸，已深伏於举世昏偷，苟安无事之日。毅然以一身担当天下安危，任劳任怨，不疑不布，卒能扶危定倾，克成本原者，余考之前史，江陵一人而已。”
潘博：“汉唐以来，以功业炳史册者夥矣。至若意量广远，气充识定，志以天下为己任而才又能副其志者，则惟明张江陵一人而已。方明隆万之际，明之政已驰矣。自世宗西内静摄，君荒于上，臣纵於下，将嬉于边，士嚣于庠。纪纲万事，群堕于冥昧之中之中。而瓦解土崩之祸，将隐中于晏安无事之日。自非有雷霆之力不足以集上下涣散之孰，非有整齐严厉之法不足以其积久疲顽之习。江陵知其然也，慨然出其身以任之。奋乾刚，行独断，宫府内外，一听于己。赏罚予夺，悉决于心。不以逼上为嫌，不以死权为讳，推其意岂不以为大丈夫。亦即乘时遇主，得行其志矣。则天下之责当于我任之，任之而当，虽挟无上之威权而不疑，任之而不当，虽蒙莫大之戮辱而不悔。夫岂特无保爵位顾妻子之心即邀名誉之心而亦无之。所患者，吾志不行，事功不立，而至于众谤于生前，奇祸发于身后，则已于任事之初，逆睹而熟计之矣。呜呼，世之君子，欲立非常之功，则莫务为一切之计，莫徇众人之论，当机而立断，独立而不惧。”
黎东方：“以施政的成绩而论，他不仅是明朝的唯一大政治家，也是汉朝以来所少有的。诸葛亮和王安石二人，勉强可以与他相比。诸葛亮的处境比他苦，不曾有机会施展其经纶于全中国。王安石富于理想，而拙于实行，有本事获得宋神宗的信任，而没有才干综核僚佐与地方官的名实。”
当年明月：“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生活奢侈，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
陈泽敏：“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即使是现在又有多少人能够懂他。”